止庵: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

澎湃新闻记者 莫琪

2016-05-24 09: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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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无数华北贫苦农民降神、施法,自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枪炮拼搏。慈禧的一句“即使法术不可信,至少还有民心”,轻易地了结了朝廷中对义和团法术是否灵验、是否可以凭恃的争论,统治阶级复杂的内外政权斡旋转化为顺意民心之举。
义和团血战廊坊
上周末的上海,在复旦大学复兴论坛、思南读书会两场活动上,作家止庵带来了他的《神拳考》一书,并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止庵认为中国文化中不无不相信事实却相信虚妄的一面,而探寻这份虚妄的所在,正是他写作此书、理解当年人物种种作为的路径。止庵所写的不是一本历史评价的书,而是采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去观察那一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义和团要是知道自己的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止庵说,他的写作始于自己的这一疑问。
止庵
不下雨是洋鬼子捣乱所致
止庵以研究周作人、张爱玲闻名,为何又要下那么大功夫研究义和团呢?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止庵用这样一个例子说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里讲钱玄同来到北京,用的车夫以前是个义和团民,后来改信天主教了。钱玄同问怎么回事,车夫说:‘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不灵’。”历史的大网牵引着每一个时间点,这种互相牵扯的关联性让事件具有了故事性。但是止庵说:“我为写这本书读了700多万字材料,然后把历史学家弃而不用的所谓当时的‘大话、空话、假话和我们听不懂的话’十几万字抄下来,据此写了这本书,这些真实的史料比小说有意思多了,我想这些材料现在的人也不妨看看。”
书中写道,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威胁,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窦纳乐称,“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在信后他附上当时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帖:“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止庵称,在饱受旱灾的农民看来,灾是“鬼”,也就是那些传教来的洋鬼闹的。
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乱语对这种逻辑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教堂、旱灾,以及越来越多的义和团焚毁教堂行动,被赋予新的意义。
义和团民
人与神的距离从未这样接近过
“义和团在山东的前身是神拳,已经具有神的观念;作为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人神之间交流形式‘降神’,早就存在了;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也被习拳者所相信。此外最关键的是,降神仪式极易操作,有念咒、焚香,乃至一跺脚,神就附体了。如果仪式太复杂了,很多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就做不了了。人与神的距离似乎从未如此这样接近过,简直是召之即来。此外神之于义和团如此重要,但是要想胪列一份详尽的义和团神谱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义和团有着代表本土宗教对抗外来宗教的强烈色彩,不仅奉的神糅杂自佛道诸教,仪式装束也由那里拼凑而来。”
当时有个咒语是这样念的:“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止庵介绍说,义和团所的奉神是由当时底层民众整体的文化构成决定的,他们所接受的内容大多数是听书、看戏得来,通过降神,自己变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义和团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止庵认为,这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这一运动更是场神的而不是人的战争;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神,而不是人;人只是神的载体,其意义也仅仅在于能否成为载体。”
止庵认为,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团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除了洋人、教民,洋货也成了义和团另一主要攻击对象,城内外凡沾洋字的洋货尽行毁坏,但当时洋货使用已经相当广泛,甚至团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洋货的使用者。解决上述文化冲突的简便方法,就是采用一项措施——“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止庵分析,他们相信,语言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改变称呼和说法,则可以避免灾害,甚至赢得胜利。“义和团仪式成为全体民众的举动,意味着神真正降临人间,整个社会已经被巫术化了。”
洋人、教士、教民和八国联军,这些义和团的斗争对象被想象成鬼或怪物,战争本身有时就是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有时,团民更满足于编造一些恍惚迷离的神怪故事,例如八百余岁洋人在教堂里做法,忽然不见了遁地而去。不管什么事情出现,都会被附会出特别的意义。止庵称,历史上我们很少遇见集体想象力这么发达的时候,而且大家无一不把想象看成是现实。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传闻就更多了。义和团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传闻之中的。被传闻最多的是义和团的法术,它们在传闻中进一步被夸张了,如何显灵也在传闻中被证实了。止庵认为,社会对义和团、对法术应验的期待是急功近利的。当时的记载表明,义和团的无论什么说法都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主动、自发地接受这一切的。集体仪式对底层民众来说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他们相信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同样可以取得神力。
2015年9月12日,山东济南,山东博物馆“甲午战争专题展”。义和团为打击八国联军,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图为被义和团烧毁的东交民巷。  东方IC图  
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只有上述义和团和民众两方面的参与,历史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需要有朝廷的参与。止庵在书中称,正是朝廷最终把民间自发的义和团变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这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织着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帝后之间和维新保守两派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朝廷实权一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但是他们所要“扶”的“清”,第一是那个“天位”,其次才是大清。
书中写到:“在并不认识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战争。”止庵补充道:“当时的统治者很少有人想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光绪以及被杀的‘五大臣’之外。事实上当时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尽管他们掌握着主要权力)企图利用义和团达到个人目的,大部分在职官员和作为他们替补的民间读书人,如此热情欢呼义和团的出现,积极投身这一运动,绝不是‘利用’二字能解释得了的。义和团从根本上讲,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的区别,也仅仅是要么不讲理,要么讲歪理而已。这一思维方式就是不求实证,不讲逻辑。”“这种愚蠢登峰造极的表现,是朝廷专门礼聘五台山僧以助攻西什库教堂。倡导此举的启秀,打扮成团民亲自参与进攻的刚毅,无疑都是真诚的,这正是他们、朝廷乃至当时整个国家最具悲剧性的地方。只有真诚才会不顾及一切,也只有真诚才足以毁灭一切。”朝廷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几乎贯穿了整场战争的始终。越来越迫近的威胁对某些官员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仍然做着自己辉煌的胜利之梦。
“义和团作法的时候,认为洋人也在作法,自己失败是因为对方的法术高明,自己的法术还不够 所以还得去请来更高明的人。另一方面,指责因法术失灵而阵亡的团民,认为他们道德败坏。‘该团友因贪财不听法令,以致符咒不灵,死有应得。’人们越是鄙弃这个不幸的死难者,就越会相信法术可能灵验。这种种的解释,使得本来一时就可以验证真伪虚实的事延续为一个历程,繁衍为一场运动。”
2015年9月12日,山东济南,山东博物馆“甲午战争专题展”。义和团最终在中外联合镇压下失败。图为被俘义和团民。  东方IC 图
止庵认为,“时隔116年回头来看当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来形容,未免太容易了,116年前的事好像已经非常遥远;另一方面,义和团出现的时候,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出版了,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发生过了,出国的留学生都有学成回来的了,外国的机械、技术,各种洋货也被广泛使用,这之后再出现这件事,好像又太晚了,与我们所间隔的116年好像并不算长。我不认为那之后有与之可以完全类比的人或事,但义和团的思维方式、当时人不信真实反信虚妄,不求实证,不讲逻辑的现象,时至今日未必已经断绝。你看现在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很多人只看标题,连内容都不看,就匆忙转发。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消息,就转给大家,还有长盛不衰的那些养身贴。开药方并不是我写这书的目的,但我认为讲实证、重逻辑,无论如何是应该强调的。”
止庵最后说:“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当我们设身处地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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