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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对比金门的社区营造,我们对待遗产的方式出了问题

林美吟/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
2016-05-25 16: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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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里是金门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林美吟在5月12日清华同衡学术周“在地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的发言。原题为“历史环境的社区营造”。

这里借用主办方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的话: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承续地方精神?“在地”意味着涵泳沉潜,意味着与“地”同在的自觉。当规划师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甚至一段生命置于一个伟大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因涵养生命而伟大),我们称之为“在地”的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观——真实性、地方性、尊重传统——都在回应对规划“在地性”的呼唤。

当我们在城市和村庄的历史演进中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共识凝聚、文化传播、产业转化都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历史聚落的当代演进中,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发挥怎样的力量?如何在保护规划中重拾历史的尊严?

我的题目是“社区营造”,跟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是有关系的。

影响台湾至深的社区营造的概念,源自于日本的「まちづくり」,日语的「つくり (营造)」一词,不单只是「制造」某样东西而已,而是意味着,透过漫长的时间,用心规划、孕育、培养而成。不仅是营造「物质性」的环境,也包含对「社会性」环境的营造,也即,在现有的教育、产业、传统历史等基础下,以地方社会为根本,经过长时间的用心规划、孕育、培养。

我时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岛民。因为,我是台湾人,在日本留学八年,主要研究项目是历史街区和聚落的保护,以及居民参与式的城市规划方法。毕业后,到了一个更小的岛“金门”。所以,我一直在岛屿从事遗产保护工作。之前一直在金门,去年5月,才因厦门沙坡尾地区的退渔事件,开始关注内地的遗产保护。这次能来到大陆,与大家分享金门的经验,也是难得的缘分。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反思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在地视野下文化遗产保护”。其意义在于,我们规划的区域,是由历代先人积累的历史文化场域,且目前也仍然保留着活态的生活样貌。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规划,就一定要关注遗产里的“人”。

在所有的规划中,居民才是最重要的主体,尤其需要注重历史环境。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世世代代也要在这里。这里所指的历史环境,并不仅是古建筑群,而是与常民生活相关的生活、生产、生态环境。

一个历史场域有几项要素。首先,历史场域是先人代代的文化积累。第二,历史场域内一定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第三,它多数是非高大上的常民文化。第四,历史场域的规划,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与永续发展。

我们时常听到某某旧城区的“改造”计划。我其实很不太喜欢使用“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改造”隐含除旧布新的观念。而我们在谈历史区域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谈保护和活用“既有的资源”,就是把原来的东西变得更好,其实更接近“再生”的概念。历史环境的社区营造,并不是要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只是要在现有的东西之中,仔细琢磨,使之脱胎换骨,把现有的东西在用心规划下,使它逐渐变好,进而成长蜕变。

在进行案例报告前,我想先就这一年在内地看见的现象,提出七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反思。

首先,为什么遗产保护等于旅游开发?为什么我们的遗产地区,一定有旅游开发公司?来了旅游开发公司后,向游客收费,这些钱到底是给了谁呢?我们看见许多遗产地区,游客付出高额的参观费后,就以使用者付费的心态,对遗产地居民进行恣意拍摄等骚扰行为,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正面的吗?为何无法由在地居民自己经营?

第二,旧城区为何会被视为必须“盘活”的存量?之前提到过,历史环境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旧城区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却往往会被视为脏乱差的地方而被改造。

第三,规划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争取奖项,或者是一定要发表论文?规划的实践,必须考虑很多更细微的“人”的事情,却往往在竞赛目的或论文发表目的之下被忽略。

第四,是否只有大型规划院才能做规划?小型工作室是否有实践机会?相较于大型规划院庞大的体系,小型工作室更具弹性。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是小型的概念。一个规划者,在小型的工作室,还是有机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机会的,而且能做的更细致、更全面,这其实跟“在地”和“循环经济”是高度相关的。

第五,规划者的角色是“决定当地生存的神”,还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民众是真的理解规划内容,还是被迫决定?

第六,规划者是否兼具“虫”的视野与“鸟”的视野?大多数规划案是以配置图、平面图的角度,表现规划结果,这是一种“鸟”的视野。但我们是否思考过,住在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最为严重。我们往往对一个区域进行一次性高额经费的投入,尤其是在最近——无论是以文化遗产,还是村落保护的名义。如果一年给2.5亿“改造”经费,隔年却什么经费都没有,或者是五年后什么都没有,这种非永续式保护方式,会不会给遗产地区带来问题?

谁是历史环境的主体?与日本的对照

今天我会站在这里报告金门,是缘起于去年6月厦门沙坡尾避风坞的退渔事件。事实上,由某规划院进行的沙坡尾地区改造计划,还曾经获得奖项。但为何仍然会发生“退渔”事件呢?因为,当时的规划仅考虑“陆上”的改造,并未关注到这个区域具有“海陆交会”的特质,因此具有古老渔业技法“延绳钓”的渔民们,被视为脏乱差,退离避风坞。(场所|厦门沙坡尾:避风坞的浪潮)

当时,其中一位老渔民接受我访谈时,从船舱拿出一篇论文,原来是有位台湾的研究生请教过他,甚至还叫他“地下教授”。像这样的文化场域里,处处都是宝。可是却在所谓脏乱差的概念下被改造消失了,到现在,当地民众还在努力想让渔民回来。

反观日本,同样的传统渔业,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他们会明确地让你看,而且透过渔民直接告诉你他们对自身保有的文化的骄傲。所以,我们在规划时应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来关注文化遗产?还有,这是“谁”的城市?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最近正在关注的福建海澄的月港历史风貌改造计划。这个改造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申遗,却为了建公园,而拆除了百年的造船厂(重新发现海澄船厂:一个遗落的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理想),拥有大量陶瓷破片的滩地,也被改造。

被拆的船厂。

4月份发布的龙海市月港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历史风貌区开辟50米大道,规划图面看起来好像是在规划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城市——所以,我们的规划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到底“谁”是历史环境的主体?日本的经验,一定是以当地民众为主体,而且,当地民众会组织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通常是非营利的组织,进行社区内的各种保护工作,并且作为民众、政府以及专业者的桥梁。

我们专业者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行政部门负责规范的制定与修复等奖励补助,有时也会有当地企业参与。日本的历史环境保护制度“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是1975年设置的,但这个制度是先由民众发起的,然后才由中央部门去制定。所以它是自下而上的。

我在日本妻笼宿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是最早发起保护自己区域的团体之一。他们1960年代自行制定的妻笼宿保存条例,影响了中央政府修法。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消防系统,用的是70岁老人都可以使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连栋木造结构群。他们说,没有人天生就懂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既然祖先留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产,我们为了维护它,就会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做久了,自己也就成为专家了。这些知识,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我刚刚提到各地有保存会。他们在1974年,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聚会,即以各地保存会为主体、政府部门人员、专家学者、学生共同参与的全国町并大会。一开始只有三个保护团体参与。但他们没有一年缺席,每年都一定举办,而且在不同的保护区域举办,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过。

日本町并大会期间,人们聚在一起聊天。

这是民众自己发起的活动,里面的议题都是民众自己想的。场所是当地的文化遗产空间。每年会有来自日本全国的六七百人参会。由民众自发性发起的“全国町并大会”就这样开了四十年,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我参加过几次,白天开会,晚上就聚会,喝酒、聊天,坐在你旁边的可能是居民,可能是教授,也可能是文化厅的长官,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聊天、互相取暖。因为,做遗产保护工作,有非常多实践上的课题——和法规有关的,跟修复有关的,下世代传承,观光化问题,还有防灾等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里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关于前述对一次性速效型的规划方式的反思,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很多人知道日本的伊势神宫,它最著名的是二十年一次的迁宫,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旁边的城市跟它一样,二十年里年年都有事情要做。

20年前。

20年后。

二十年前,街景是这个样子。他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一栋一栋慢慢调整,把自己的街区从这样变成现在的风貌,并不是一年之内用大笔的钱去改造,因为是在民众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向政府申请。

现在这里每年有相当多的游客,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回头率很高,他们一来再来,是因为这里不像迪斯尼乐园,它有生活感。

日本历史社区营造法。

而日本自1975年设置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至今,已有将近100多个保存区。2008年,又进一步提出“维持与提升地域历史风致法”(简称“历史社区营造法”),开始结合历史环境下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

金门的实践

我想大家对金门都不太陌生。我们主要有两个岛屿:金门岛和烈屿,总面积约为152平方公里,却有167个村落,大多数是单姓村,总人口约为5万人。对我们来说,5万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区营造单位,尤其是,当你在地的时间越久,越能与在地居民进行各种合作。

金门的聚落发展大致受到三个时期影响:先是闽南传统聚落,1930年代因“下南洋”兴起侨乡文化,金门移民回乡建设了东西合璧的建筑;以及1949年至1992年战地政务时期形成的“战地文化”;2001年小三通之后,金门成为两岸的重要交通转运点。

1995年,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它设立了台湾地区唯一一座以“传统聚落”及“战役史迹”为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金门国家公园。相关保护措施,包括国家公园计划的制定,以及传统建筑修复的奖励补助、新建筑的风貌管制、容积移转等配套措施。特别要提的是,建筑物的奖励补助不是一次性的,是逐年编列的。因为要培养稳定的在地工匠系统,不会让他们一年有接不完的工作而隔年却没有工作做。

金门国家公园。

一些古建筑产权很复杂,没有人住。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金管处)会与屋主签30年的地上权设定。金管处负责全额的修复经费,修复后的建筑物,有些作为村落的博物馆,有些是卖店,但大部分是做民宿的经营。这样试验也有十多年了,目前的经营者,有从外地回来的金门年轻人,也有从台湾其他地方特地过来参与的。民宿经营者是公开评选,评选重点是经营计划。因为是由金管处负责,而非财团,所以“质”与“量”有很好的控制。推荐各位来的时候,到聚落民宿体验。除了单栋建筑物的修缮与活用,金管处也对各聚落进行针对下水道、铺面等环境工程,以提高生活品质。

金门国家公园的保护制度与实践,为台湾的聚落保护建立了重要的典范,但仍然有进步的空间。首先,这是由上(金管处)而下的保护制度,我们仍然期待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工作。其次,金门国家公园只保护了12个聚落,但我们刚才提过金门的聚落有167个,我们希望每一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2007年申请文建会“区域型文化资产活化计划”时,选择了一个非国家公园的聚落:金门城。它是明代时候的古城,有很丰富的庙宇,但我们调研后,发现它其实也是高粱酒酒厂的所在地。因此,在先期规划结束后,我提出三个主轴:古城文化、宫庙文化以及酒乡文化,也找到金门大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专业的教授一起,进行跨领域的合作。这是我认为这次规划最有收获的部分。

金门城文化资产调查结果。

我自己负责细部规划,做文化遗产、建筑物、交通、景观等调查,以及与居民沟通。民俗学的老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挖掘出来的东西超出我的想象,原来一个村落里有这么丰富的庙宇活动,还有民俗谚语等等。

更有趣的是,我们又挖掘出很多文献,就是地契。我们后来还教民众怎么样去保护,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从地契中的地名,民俗学的教授又发现,原来地名是可以进一步推论的,所以,我们在下个年度提出古地名调查计划,从文献以及耆老的口述,还原了很多原来的地理样貌。这都是民俗学的老师给我的启发。

先期规划中发现,金门城有将近10%以上的人是在酒厂工作的,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其实并不清楚。后来,人类学的老师协助做酒厂的调研,对村民跟酒厂之间的关系理出了清晰的脉络。这些故事也让后续的规划者有了可以应用的题材。

我在调查酒厂历史时,意外发现了当年酿酒的创始人叶华成的家,是个很美的古厝,但酒厂原本要把它拆掉,盖水泥的纪念馆,我也及时将调研成果提供给酒厂,最后以原貌修复的方式保留。

规划结束后,我们在这个区域选了三栋建筑物进行修复,修复后作为在地的生活博物馆,内部陈展的就是该栋建筑物屋主家中原有的文物。我们并没有替它增添太多新的东西。而在操作的过程中,都让民众充分地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我们的调研成果回馈给他们。

这个计划从先期规划到修复再利用工程共花费4年。主要的专业团队,人数并不多,有建筑系以及民俗学、人类学的几位老师,但因为都在地,随时可以进行跨领域的讨论,因此达到了当初希望“给每一个聚落找出自己特色”的预期效益,也能很机动地落实过程中的保护,例如叶华成古厝。这都是在地实践最重要的意义。

2009年,因缘际会地,我从聚落走入城区。这个案例在金门后浦古镇陈氏宗祠旁的传统建筑群,因位于市中心,陈氏宗亲会要将这个古建筑群拆除后,兴建7层楼的酒店。

陈祖厝建筑群。

当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辈和老师们都说拆定了,因为他们说服不了宗亲会长老。我还是不死心地去试了一次。我一进陈氏宗亲会的时候,他们也不知我来干嘛,感到诧异。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教授,就是背着相机,装成观光客,在破落的古厝前面,拍了至少30分钟。他们忍不住问我,这破房子有啥好拍的。我告诉他们房子的历史价值,也告诉他们金门县政府有钱可以补助传统建筑修复,搞不好修了以后,会让很多人喜欢。当时,我只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没想到,他们真的改变了心意,决定不盖大楼,而向政府申请修复奖励。修复后,果真获得很多来访者的关注与赞美,陈氏宗亲会因此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列入宗族志。这件事让我知道,在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场域里,只要不放弃,随时可以有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未必是专业者,是任何关心它的人。

陈祖厝修复后,此事被列入宗族志。

这十几栋古厝修完后,被一个财团看上,想租下来做卖场。镇长认为,这个区域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机会,就大胆地向陈氏宗亲会提出承租13栋传统建筑群的构想,并委托我进行再利用规划。

事实上,这些建筑物在镇上荒废了十多年,要如何找出新的经营定位呢?很多人想到小吃一条街,但我决定对整个后浦古镇的业种进行全面普查,并且透过老照片等文献进行古建筑以往使用方式的调研,最后提出“后浦十六艺文特区”的构想,将其中一栋作为咨询中心,其他栋则以房租优惠措施鼓励在地居民进行文创,以经营计划的招标决定承租者。

因为定位清楚,来投件的人的创意都超出我们想象。有位加拿大人来投件时说,他在古建整修之前就时常来,他非常喜欢这里,还在房子前照过像,后来他就在自己当年照相的建筑物开了一间小酒馆,现在是来金门的外国人的据点。也有当地的年轻人提出,金门高粱酒瓶雕的创业构想,也有学生及家庭主妇参与经营。每次招标,来投件的大概有十几个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是从台湾回来的金门年轻人。

这个案例呈现了当地居民,政府以及专业者相互合作的良好模式。作为规划者,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空间填满,可以像这样提供机会给居民,居民对于历史空间的想像,其实比我们更丰富,更有趣。

后浦十六艺文特区的计划,现在仍在持续。由于这些民众参与式的保护工作也日趋成熟,加上金门也获选为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2012年起,我和金门大学建筑系两位教授接受金门县政府委托办理《金门县登录世界遗产推广计划》,以金门县居民为对象,进行世界遗产种子教师的培训,以及各种教育推广计划。

因为,我们意识到居民才是维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力量。这个计划执行到今年,已是第五年。第一年,我们针对报名的志愿者授予相关课程,也选择表现优良者分别到与金门背景相似的开平碉楼与村落进行现地参访。前面两年,我们举办了几场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工作坊。

到了2014年,我们开始对一些保护的实务问题进行新的尝试。首先,我们办了一个以居民为对象的传统建筑修复讲座。因为,我们意识到,全金门有4000多栋古厝,虽然每年县政府与金管处都会补助传统建筑物的修复,但往往很多时候因业主的认知问题导致修复品质不佳。因为他没有机会了解什么样的修复方式才是正确的;也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觉得维护古建筑是一件麻烦的事,往往在古厝面临修复机会时选择拆除新建。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劝,所以干脆借由古迹修复的现场,办了一个公开性的讲座,没想到回响非常好,报名人数比预期多了一倍,而且现场反映热烈,也让我们意识到修复现场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分了两个批次。

这次的修复讲座,我也邀请了我日本的好友、三重县龟山市町并文化财室室长岛村明彦,他在演讲中提到,他们的保存区有400栋传统建筑,30年来只修了一半的数量。现场民众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修得那么慢?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要有工匠体系。

大家从这个案例就会知道,原来我的房子要修得好,不是一笔钱砸下来而已,要有“人”帮我修,修复技术是需要传承的。我们的讲座也让大家看见什么是“好”的修复。像彩绘,好的修复用的不是化学原料,是矿石的,你能看到有六种以上的修复过程。后来,学员回馈相当好,很多人说,我家其实就有古厝,以后知道了古厝修复时要怎么做。

第二个新尝试,我们也意识到下世代传承的问题。如果我们保护那么好的环境,下一代完全没有感觉,会是很糟糕的事情。金门的高中生念了大学之后,就到外地求学,而在高中之前,因为升学压力,几乎没有时间好好认识自己的家乡。这也是全台湾地区普遍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举办高中生的世界遗产工作坊,带他们走入传统聚落,有些学生将自己的体验心得投稿到金门日报上,回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金门的工作坊结束后,我们挑选表现良好的学生们带到古都台南和当地的NGO“古都保存文教基金会”进行现地交流。台南是台湾街区等各方面保护很好的地方。让我们很高兴的是,这些学生参访回来说,我们金门拥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应该努力保护。他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对自己家乡的自豪感,所以异地教学是有好处的。这样的活动,一直到今年仍然每年持续举办。

2014年10月,我们举办第三次种子教师外地考察,这次考察的地点是日本,我们只补助约三分之一的经费,回来后每个人还要写考察报告,但参与者还是非常认真,现地交流的成果也很好。

合掌造屋内,与白川乡村民交流。

我们去了世界遗产地白川乡,其中一位种子教师是聚落总干事,和当地居民热烈交流到深夜。我们也参访了金泽职人大学,看他们如何培训工匠体系。之前修复讲座时讲解的工匠,也参与了这次考察,因而对金门未来的修复有更多的新想法,我们最近正计划结合金门的高职体系来做传统工匠培训。让遗产地第一线进行保护工作的居民、工匠、政府人员有机会与他国的遗产地进行现地交流,比其高额的工程款花费其实很少,但效益很高。

最后,我要提的是在地网络的联结。我时常强调保存文化遗产真实性的重要,因为只有当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被真实地保留,才会有挖掘不完的宝藏;当这个文化遗产的土壤够丰厚的时候,就会吸引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人,一起来进行多元的尝试。

这里分享两个团体。第一个是“里埕工作室”,他们在珠山聚落,以闽南传统建筑元素设计了与聚落风貌十分调和的住宅,叫做“里院”,把自己的现代居住需求与传统建筑和聚落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对话,也得了建筑新人奖。很多著名建筑师来了“里院”都停留不想走。这个案例也让更多人决定以“改良老房子”的方式取代“拆除新建”。这就是活的聚落保存而产生的有机变化。

里埕工作室的工作。

另一个是“敬土豆工作室”,是由从外地学成归乡的金门姐妹俩做的。名字就取得很接地气,因为土豆在金门很重要。姐姐王廷颀的专业背景是博物馆学,从她们的在地实践中,我也学到了非常新鲜的想法。我们这些规划专业者,总是想透过居民参与的方式,了解居民需求,最终总希望落实在硬体或空间的规划。但在廷颀看来,聚落本身就是反射生活的博物馆,所以他们设计的每个活动,都是具有博物馆经营以及民众教育等理念的,每一个展览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敬土豆工作室的工作。

例如,金门古迹日活动“奇迹的发生”,谈洋楼建筑与侨乡文化,他们去采集了很多民间资料,可以看到互动的感觉,老先生还带着一家人来现场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也在活动现场设计了一些互动式问卷,大家填了这些问卷后,才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过离家的经验,有在外面成长的经验,有过离家返乡的经验,这不会只是一种记忆,这是大家的共同经验,因此就能获得参与者的共鸣。

从金门国家公园的聚落保护机制,到由“下”而“上”并结合不同领域的金门城、后浦陈祖厝群的规划,金门全岛民众为对象的世界遗产教育推广计划,到各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团体的网络连结,这么多的面向,要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内陈述,十分困难。很欢迎大家到金门来实地体验。

(本文源于作者在北京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发言,由现场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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