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百年才情

200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三里河的钱杨寓所又见到了杨绛先生。照中国算法，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她，已经九十八岁了。

多么巧啊：第一次见她和钱锺书先生也是这个时候——1980年12月25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钱锺书。第二次去就只见到杨绛一人了：1995年暮春，五月杪，老出版家范用先生与我同去拜访杨绛，带着钱锺书新出的诗集﹑杨绛手抄的《槐聚诗存》想请他俩签名。去了才知钱先生已住院大半年了，几时出院遥不可期。杨绛代钱锺书签名盖章，把钱先生的名字写在她前面，她一边盖章一边浅笑着轻轻说：“夫在前，妻在后”，令我印象深刻极了。

本文作者与钱杨夫妇

这次我在北京四度访杨绛，正是钱锺书逝世十周年之后不久 。还是这同一间屋子：他们是1977年初搬进这间三楼上的公寓式单元的，三卧房一客室，三十多年了，地上还是没有铺地板，依然如传记里描述的“素粉墙，水泥地，老家具”。多年来两位国宝级的学者维持着简朴的生活，用今天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简直称得上“清贫”；他们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版税收入，全都捐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好读书奖学金”了。

这些年北京已“建设”得面目全非，可是一进三里河南沙沟的那座小区，时光似乎凝止了：依然是那些一排排低低的楼房，窄窄的石砌小路，道旁扶疏的树木……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感到安心，虽然还没见到人。

杨先生总是坐在会客室里那张大书桌前，见我们进门起身迎接，步履依然轻快。室内布置如旧：书桌﹑书橱﹑两张沙发夹一茶几，分别各据三面墙，靠窗的一面摆着两三把椅子，她客气地延我们坐沙发，自己坐椅子，我选择了她旁边那张椅子贴近她坐。

一进门就注意到会客室里放着好几只大花篮，知道是为着钱先生十周年忌日人家送的。上次来，柜子上放的是“我们仨”的合照，现在换成摆上一帧钱先生﹑两帧钱瑗的单人照。书桌上还是一叠叠堆得高高的书籍纸张——她还在勤奋工作哪！

杨绛穿着黑毛衣外罩红背心，银白头发，一贯的清爽，灵秀，脸上带着微笑，不疾不徐的细声说话，时有妙语。就像《听杨绛谈往事》这本传记书里说的，从小她就是个爱笑的小女孩；那曾被钱锺书诗句形容为“蔷薇新瓣浸醍醐”的姣好面色依然细致白皙，岁月的痕迹只是一些淡淡的老人斑。我还注意到她的牙齿依然齐整——想到钱锺书在《围城》里借她的形貌描写唐晓芙的一口好牙，不由得夸赞，可惜她的听觉不行了，看我指着牙齿以为在说她的嘴唇，她便说天气干燥，涂了点凡士林油。她的嘴唇红润得像抹了淡淡的唇膏，一定有不少人提出过“质疑”。

五年前来时她已戴着助听器，对话很容易；现在几乎完全听不见了，戴了助听器也没有用。她提到有一年我寄给她的一张三只猫儿的贺年卡，说不知怎的找不到了，我说回美国那家书店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同样的一张；然后我问起上次来时她给我看的“袋子里的猫咪”玩具，她却怎么也听不清。我不想对她大声说话，干脆就由她说，我静静听。

我带给她一本英文书，全是可爱的猫咪图像。知道他们一家都爱猫，过去许多年我寄过好些猫咪月历或者卡片，在书店里看到有趣的猫咪书也会想到她。这本书买了好一段时日了，不敢奢望能亲手送给她；临行时还不确定到北京要不要求见，更不能期望她肯见，但还是把书放进行囊 ——幸好带了，她好喜欢，捧着书仔细地一页一页的翻，一只猫儿也不错过，有的还作点评。“猫儿要圆脸的好看”，她指着一只圆脸﹑黑毛白爪子的猫咪说：“这只像花花儿，”告诉我花花儿是他们从前养过的猫。我怎么会不知道花花儿的大名呢，不止一次读到过的：为了花花儿跟邻居林徽因的猫咪打架，钱锺书常常从被窝里一跃而起，披衣出门拿了竹竿为爱猫助威。

欣赏完了猫咪书，她从书桌上拾起《听杨绛谈往事》来给我看，我以为她会赠我一本，但她说手中仅此一本，用来校对的——果然已经翻得像本旧书了，每隔几页就有折角记号，我瞥见书页里无数小小的﹑修改的字迹。她说三联出书时因怕盗版（我知道，只要是她的书甚至于有关她的书，一定畅销，所以盗版猖獗）， 一版就出了十五万册，又因赶印，错字很多；随后台北的时报文化版本有机会改，错字就少多了，图片也印得比较清晰。

我慢慢翻着书，她坐我旁边，兴致盎然地一张张照片解说给我听，几乎每一张都有话说。我注意到她并没有戴上眼镜，所以她其实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但对这些照片她太熟悉了，朦胧图像也认得出是哪张，其中的故事更是熟极。后来回到美国家中细读，发现她的解说有的书中有，有的并未提及，即使提到过的，由她讲来更为仔细生动。我才感到自己何其幸运，竟聆听杨绛亲口为我一人讲述这些故事！

从第一张她一岁时胖嘟嘟的着色照片讲起，第二张是妈妈抱着她坐膝上，她带点抱歉的语气说：那时妈妈肚里已经怀着大弟，她还压在妈妈的肚子上！后来是上海启明和苏州振华这两个女校的少女时代，她谈到两个学校的不同；好笑地看着自己穿着臃肿长棉袍的模样儿，“看见袍子底下两个亮亮的点子吗？那是我的脚呀。”

杨绛1岁时。

她特别深情款款指点的照片是清华古月堂的大门，纵使书上有说明她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她还是特别加强语气告诉我：“这就是我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不多久之后就是两人的订婚照，在苏州杨府全家大合影。她惋惜地叹道：这张照片没有拍好，站在最右边的七妹夫和小弟脸孔模糊了。

另一张特别用心而且愉快讲述的，就是女儿从英国寄回来的照片，上面除了钱瑗一个人之外还有一只鹅。杨先生笑意浓浓地解说女儿在照片背面写的话——他们“仨”许多对话都有“典故”，只有自己才懂，给外人看时往往要加批注，照片后的短短两句英文也不例外；从“鹅”goose的“呆鹅”含义，到钱锺书给女儿起的雅号Pedagogoose“学究呆鹅”，杨先生津津乐道钱家父女之间开的风雅的玩笑，仿佛是昨天的事——其实那已是三十年前了！

看得出她还喜欢的几张是夫妻俩赴英国留学和在巴黎的日子，在船上拍的合照，牛津的导师﹑住过的屋子……还有1949年暮春，钱锺书意外得到一笔美金稿酬，两口子“阔气”地玩杭州游西湖；翻到钱锺书戏仿“马二先生”的《钱大先生游杭州记》日记手迹那页，她絮絮地讲述那次难忘的快乐出游。我想那是最后的春天了，后来的岁月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逃避不了的苦难，她却悠悠带过，只说了高崇熙教授和七妹一家的惨烈悲剧，口吻还是如常。倒是动乱安定之后，他们终于开始过上不再是心惊胆战的日子，甚至是备受尊崇礼遇的场面，她却并不多言，只在二老散步的背影那张停顿片刻，用听得出是欣慰的语气说：时报出的版本，特别用了这幅放在书后头。（是淡淡地印在书腰带上，很美。）

杨绛和钱锺书

让我看着最难过的一张是钱先生卧病在床，插着鼻饲管，眼睛却还炯炯有神地睁着，杨先生说：“这张是我拍的。”这张照片以前从未曾公布过。我看着心中不忍，急忙翻到下一张，偏就是杨先生坐在棺木前“依依不舍送锺书”，那张我已在纪念集《一寸千思》里看到过了，再看到比较不会太难过。这时董秀玉也坐在一旁，悄悄在我耳边说：“如果还是我作编辑，就会劝她不要放上钱先生在病床上的那张照片。”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但后来想：对杨绛来说，钱先生卧病四年多，她每天面对心爱的人模样就是这样的，睁开的眼睛表示他还能与她沟通，正如《我们仨》里她写古驿道上的依依送别，只要他还在面前，就没有永别啊。

九八高龄的女子，声音还是那么细致好听，跟外貌一样，听起来好年轻。董秀玉又讲起杨绛打电话给她母亲的趣事：杨先生在电话上礼貌地问董老太太该怎么称呼，董母以为是个跟女儿同辈的人，回说：就叫我伯母吧。其实杨绛年纪更大呢，但从此就称董秀玉的母亲为“伯母”了。难怪董老太太在电话里听不出杨绛的年纪，其实看模样也不像近百岁，走动起来轻巧灵活，我暗想：倒是有“花花儿”之风哪。

杨绛笑笑咪咪打量我，夸道：你还是这个样儿，一点都没变！同时也周到地夸董秀玉也不老，说：“你们啊，就像我们家乡话说的，年龄都到狗身上去了！”我们回敬她：您也一样啊，年纪也没往自己身上去呀！三人相对大笑。她的“家乡话”有很多用动物打比方的可爱的形容词，比如说钱锺书跟着伯父念书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女儿小时穿的皮鞋太硬不好走路，长辈说“像猩猩穿木屐”；父女俩一块儿玩是“猫鼠共跳踉”；当年她被老校长逼着“打鸭子上架”，担任母校振华上海分校的校长，她用父亲的话说是“狗耕田﹑牛守夜”……，由她道出格外俏皮生动。

当初读到她的小说就觉得聪敏慧黠像Jane Austen（杨绛译为简‧奥斯汀），果然，从传记里证实了她早就欣赏奥斯汀，五〇年代在文学所外文组里就提出过：奥斯汀是西洋文学史不容忽视的大家，可是那时没人重视她的言论，还反问奥斯汀有什么好？于是后来她写了《有什么好》探讨奥斯汀小说的好处。我也暗暗觉得她聪慧机灵如金庸笔下的黄蓉，对“书呆子”钱锺书的一往情深和体贴照顾，也似黄蓉对她的“靖哥哥”。不过这个想法可不敢跟她提。

杨绛提起钱先生总是连名带姓的说“钱锺书”。五年前见到我时说了不止一回：钱锺书要是还在，看到你一定很高兴。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长处会让他俩喜欢，唯一的解释是：在他们眼中，我可以归类到“女儿”的一型，产生“移情作用”吧。在他们面前我不是什么作家或者求学问道的人，我无所求于他们，只是由衷的敬爱，对她更是打自心底的喜欢，尤其她娇小的个子﹑整齐地往后梳的银发﹑文雅又带些俏皮的说话神态，跟我母亲很相似，让我很容易就把眼前的杨绛当成妈妈般的亲，这份发自内心的亲近她大概感觉得到吧。

记得五年前见她时，我的母亲已定居上海一段时日了，我告诉杨绛母亲的近况，她点点头叹道：“你妈妈好福气。”我一时不知怎么接话。那时书柜上放着“我们仨”的合影，照片里那个圆脸蛋乖女儿已先她而去，我太了解孩子先父母而去的创痛是人世至恸，我想说：是我的福份，还有妈妈让我奉养……。结果还是讷讷的什么也没说。

更记得1995年她为《槐聚诗存》给我签名盖章时说：“夫在先，妻在后”，那时只觉得好玩也有些诧异，想她如此博学又“西化”的人，这方面倒很“旧式”呢。如今读到《听杨绛谈往事》书中她这段话：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先﹑后”竟是那个意思！她是撑着不能先走，若走在前肯定放心不下。这个迟来的领悟令我心为之震动，久久未能平复。

见她的那天正巧是耶诞夜，杨先生从书桌旁挪出一棵小小的“圣诞树”，笑盈盈地为我同去的孩子点亮——传记书《后记》里提到，前些年岁尾杨绛因小恙住院一周，医护人员对她关怀备至，出院时一位年轻的大夫送她一棵圣诞树，接上电源，小树就五彩缤纷的闪烁起来。我的晴儿听见这位中国老奶奶说话一下冒出一个英语词汇一下夹带法语，颇感惊讶，我告诉他说：她还会西班牙文，翻译过《堂吉诃德》呢！把这个小ABC（美国生的中国人）“震”得只有乖乖坐好﹑静静替我们照相的份。

冬天日短，窗外天色早已暗下来，董秀玉说：杨先生要累了，咱们走吧。我心中不舍也无可奈何。与她握别，她的手不特别柔软也并不粗糙，九十多年来这只手成就了多少事，写出多少字，还服过多少粗重污浊的劳役。光是这只手就是个奇迹的制造者。

他们寓所的小区还是一样安静，外观虽然陈旧了，老人家还可以在院里散步，我想象二老并肩散步的模样，就像那张背影的照片里那样，定格了，永不消逝。三十年前这些简朴的﹑连电梯都没有的公寓式小楼房，还被称为“部长楼”呢，当年的芳邻们而今即使没有搬到新建的豪宅，至少也“豪华装修”了一番，就只有他们家保持原貌，连地板都不铺。住在三楼，老人家进出还是得一阶一阶的上上下下；别户把阳台封起来增大住家面积，但杨先生不要，她要保持三口人都在时的原状。

而且，在《我们仨》里，她说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2009-1-14于美国加州史丹福，本文收入于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李黎著《半生书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