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阅读:青年学者谈“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

陈弘音 游逸飞

2016-06-01 18: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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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简帛书发展到印刷出版、再到今日的计算机与网络,虽然“载体”变化极大,但“阅读”始终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在辉煌灿烂的出土文物面前,我们开始关心“书写载体”的内容,关心《竹书纪年》提供另一种版本的历史、关心睡虎地秦简《日书》所描写的古代宜忌、关心里耶秦简所反映的古代行政管理。然而,随着研究渐渐深入,历史学家的研究开始触及“书写载体”本身,他们开始意识到:“书写载体”本身也是一种历史。
2016年4月22日,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声”工作坊、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驻台北中心,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四)”,邀请四位青年学者:肖芸晓(武汉大学国学院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孙沛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硕士生)、武致知(Rens Krijgsman,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与石昇烜(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讲,探讨简牍学界最前沿的课题——书写载体。“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是联合全球各地青年学者所成立的交流平台,希望促进与会者共同思考古代中国研究的国际化与在地化问题。本次研习会的讲者遍布两岸、欧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书写载体”已经逐渐成为各地学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
本次研习会邀请肖芸晓主讲《古代中国书籍的进化——以清华简为例》,孙沛阳主讲《从简册收卷论上博<周易>的卦序——兼谈简册背划线和饱水竹简的一些问题》,武致知主讲《张家山汉简<引书>阅读方式研究》,石昇烜主讲《再探简牍编联、书写姿势与习惯——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四位讲者所探讨的主题与材料虽有区别,但皆着重分析“书写载体”上的“非文字”遗存。本报导尝试以“书写”、“编联”、“收卷”、“阅读”四种相互关联的角度切入,重新整合四位讲者的研究成果,以期进一步说明“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的关系,再现本次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的风华。
(一)书写:标尺简与简侧墨线
文字是历史学者的最爱。但文字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表格”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世上总有平铺直叙的文字无法清楚阐明的事情,有些事情只能仰赖表格的排比、归纳、比较,才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然而在白纸上画出表格容易,战国秦汉人以竹木简作为书写载体,要如何制作表格?一枚一枚、分次书写的竹木简要如何绘制网格线,才能保证每个字段皆间隔相等、文字皆清楚分明?除了在竹木简上直接刻痕划线,石昇烜研究居延汉简中的“标尺简”与“简侧墨线”,使我们窥见古人在书写简牍、制作表格时所发挥的巧思。
石昇烜主讲《再探简牍编联、书写姿势与习惯》
“标尺简”简面写上“上、下”两个字,两个字恰巧将简面从上到下大致均分为三部分,据林素清研究可作为编绳位置和分栏书写时的参考,具有标尺的作用。除了“标尺简”外,编绳、简面刻画痕等,也有帮助分栏的功能。
居延汉简又见“简侧墨线”,即书手在木简侧面画上一道道墨线,具有指示书写起始处或限制字段范围的功用,并使单简编联后的文字与段落能够整齐美观,是比“标尺简”更直观、更多元的辅助工具。石昇烜透过还原简侧墨线的制作过程,指出画有简侧墨线、分栏书写的木简往往是先书写再编联成册,因为一旦编联,简侧墨线便会被遮蔽,失去参照的功能。此外,简侧墨线的位置亦可作为复原简册编联的判准。
“标尺简”与“简侧墨线”具有相似的功能,前者提供书写者正面观看的参照,后者提供侧面观看的参照,观看视角的不同反映古人书写姿势与习惯的差别。“标尺简”更可能使用于“伏几案而书”的情况,简侧墨线则适用于悬肘、腕书写。最后石昇烜也强调,当时的书写姿势与习惯绝非一成不变,十分多元;而哪些人会使用这些书写时的辅助工具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编联:简册背划线与复原图
简牍“编联”在概念上类似于今日的纸张“装订”。当书写内容超过一枚简牍时,如何保证最后简牍编联时的先后顺序正确无误?即使最初的编联无误,亦须面对长久使用后编绳老朽松脱,必须重新编联的问题。更有甚者,简牍出土于地下,在漫长的光阴中编绳往往先于简牍而腐朽。考古学者发掘简牍时看到的不是一捆捆的简册,而是真正的“断简残编”。因此现代研究者几乎无法依赖最直观的编绳来进行简牍编联的复原,成为简牍整理工作的一大问题。近年“简册背划线”的发现便成为学者复原简牍编联时的重要指引。
孙沛阳主讲《从简册收卷论上博<周易>的卦序》
“简册背划线”顾名思义是简册背面的斜划线,简册上有时会有好几道背划线。背划线可分刻线与墨线两种,一般为左上向右下斜行。其研究由孙沛阳于2011年首倡,他全面整理了当时可见的岳麓秦简第一卷、清华简第一卷,证实了“简册背划线”的现象,并指出过去出版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等数据亦有“简册背划线”存在。学界目前对“简册背划线”的功能已有共识,相信“简册背划线”是为了避免简册的编联顺序错乱而刻划而成。肖芸晓对清华简的研究,便充分证实了“简册背划线”对竹简编联与分篇所起的作用。她研究清华简第一册的《尹至》与《尹诰》,和清华简第三册的《赤鹄之集汤之屋》的“简册背划线”,并将这三篇的内容与传世文献《吕氏春秋•慎大》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这三篇竹书原来应是同卷,排列顺序为《赤鹄之集汤之屋》在前,其次为《尹至》,《尹诰》殿后。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尹至》、《尹诰》三篇的“简册背划线”
不过“简册背划线”虽有助于学者复原简册编联顺序,但也常发生学者复原的编联次序与“简册背划线”不符的情况。孙沛阳为此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书手抄写错误或竹简损坏,形成废简。书手取用其他的空白简继续抄写,简册编联后“简册背划线”自然无法连成一气。第二,“简册背划线”其实先于竹简的制作,也就是在竹筒上先行划线,其后修治竹简削去了部分划线,导致各竹简之间的背划线不能紧密吻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老子》“简册背划线”制作示意图(韩巍绘)
孙沛阳又进而推测划线、书写与编联三者的先后关系可能有三种:划线→编联→书写、书写→划线→编联、划线→书写→编连,无论哪种顺序,划线都先于编联。但据游逸飞转述周凤五(台大中文系已故特聘教授)的意见,书手书写时有可能先将数枚竹简编成“草编”,方便握持书写,写完后再划线于简背,避免简序错乱,最后才将所有草编编成一卷。孙沛阳则认为他所见的“简册背划线”都属于同一竹节单元,先编联后划线的可能性较低。但岳麓秦简《质日》的“简册背划线”划线有重合的现象,确实可能是竹简制作完成之后再划线的特例。
简册背划线(岳麓秦简《三十四年质日》)
“简册背划线”并非复原简册编联的唯一线索。石昇烜尝试根据简侧墨线复原居延汉简的簿籍。而孙沛阳另辟蹊径,复原上博《周易》简册的方式发人深省。上博《周易》简由于每卦单独抄写、部分竹简缺失、出现前所未见的红黑符号等因素,其编连顺序一直为学界争讼不已:整理者濮茅左根据红黑符号安排了一套新的卦序;李零、李尚信、姜广辉等学者则认为今本卦序不能轻易否定。
依今本《周易》的卦序复原的上博简《周易》模型
孙沛阳以实验考古学切入,证明若以今本卦序为上博《周易》简排序,则现存简与缺失简相互间隔,呈现片状集中分布,缺失简在简册卷起时大体是相连的,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透过对上博《周易》简册的复原,孙沛阳认为上博《周易》的卦序应与今本《周易》一致。
然据孙沛阳的复原,上博《周易》自简26起,外层的现存简与缺失简的分布不再规律,存在明显的滑动错位。孙沛阳不满足于将错位的原因归咎于盗掘简的层位错乱,大胆地在简26之前增添四枚空白简,如此一来复原的简册便彻底规律化。而简26号的内容为咸卦,正好位于今本《周易》下篇之首,空白简位此恰好有着标示分篇的功能。
孙沛阳进一步指出过往出土的无字空白简并不罕见:既有简册先编后写,对于篇幅的估计超过实际书写的需要所导致的赘简;亦有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这种先写后编,却仍于简册之中与末端留下空白简的例子。《永元器物簿》并非一次性编联书写而成,而是数份不同的简册最终被缀合成一册。因此《永元器物簿》简册之中的空白简,原来可能是其他简册末端的赘简。当诸简册编联成《永元器物簿》后,赘简自然而然成为不同内容之间的“分隔线”。
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
(三)收卷:卷轴与折迭
肖芸晓主讲《古代中国书籍的进化——以清华简为例》
简牍编联成册后,便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物品——“书”。
中古时代的敦煌卷子中,所见书籍装帧千姿百态,“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不胜枚举。回溯到战国秦汉的简牍时代,学者对书籍装帧的认识却往往只有“卷轴型”一种。唯六十年前钱存训先生提出“古书收卷有折页型”,但一直并无实物例证。近年肖芸晓对清华简的收卷进行复原,发现简册收卷的多种方式,其中《算表》卽是这种特殊的“折页型”,为以往所未见,此后亦被其他学者证实。肖芸晓进一步指出同样作为卷轴型简册,又分成“圆形卷轴”与“扁型卷轴”两种,而且这种区别也在敦煌卷子中存在(如下图所示)。
圆形卷轴与扁型卷轴
除了上述的简册背划线与复原图,肖芸晓的简册复原研究还依循两条线索:第一、反印文。埋于地下的竹简,放置迭压时墨迹难免会浸染到相对或相邻的竹简上,从而形成反印文。因此反印文是判断竹简迭压的相对位置的重要线索。第二,受损痕迹。由于简册收纳后竹简排列紧密,相邻或相对位置的竹简受损时极可能形成相似的受损痕迹。故受损痕迹也是判断竹简迭压的相对位置的重要线索。更有甚者,简册收纳后,越靠外侧的竹简越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可根据竹简的残损情况,判断哪些竹简在简册收纳时位于外侧、哪些位于中心。
透过上述诸种线索的交叉比对,肖芸晓指出清华简《系年》、《筮法》、《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诸篇的收卷方式属于圆卷轴型;《芮良夫毖》的收卷方式属于扁卷轴型;《算表》的收纳方式属于二次折页型,详见下图。此后,贾连翔先生发现《殷高宗问于三寿》也当是这种特殊的“折页型”。
清华简《算表》收卷复原图(二次折页型)
清华简《芮良夫毖》收卷复原图(扁卷轴型)
清华简《系年》收卷复原图(圆卷轴型)

多样的收卷形式,显示了古代简册形式的多样化。但简册形式缘何多样?为何有“折迭”、“滚动条”之别?孙沛阳怀疑所谓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会不为只是卷轴型简册深埋于地底时承受重压,原先“圆形”的形状遂被压扁之故?肖芸晓则认为简册卷成圆形的卷轴后被压扁,与同一简册折迭成长方形的折页,看似形状相同,但简册里每一竹简的相对位置大抵皆不同。只要缜密研究每一竹简的相对位置,不难判别出两者的差异。武致知则怀疑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或许只是一种随机行为?肖芸晓则回应:《算表》的收卷方式可能与竹书必须完整摊开方可计算的功能有关,此后贾连翔先生证明《殷高宗问于三寿》也是这种收卷方式,两例重出,这便减小了《算表》收卷是随机例外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认,目前扁卷轴与折页型简册究竟是一种制作者的“个别差异”所导致的“随机行为”?还是一种“广泛且成熟的制度”?一时无法辨明。尚须更多材料加以证明或证伪。更有甚者,如果简牍制作背后存在一种“广泛且成熟的制度”,也就昭示了一个成熟、专业、且分工明确的图书工业。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不断涌现的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游逸飞则推测收卷是一种比较严谨的收纳方式,折迭则是一种较为随意的收纳方式。分工明确的简牍生产线固然可能存在,但清华简、北大汉简这类高级贵族随葬的简牍,未必是来自于工厂生产线的批量制造,反而可能是高级贵族特有的高级专业作坊制作而成。高级专业作坊可能只为高级贵族制作产品,产品数量可能很有限,生产流程却可能极其精致。引入“高级贵族专用作坊”的概念,可能有助于解决“简册背划线”的争议。目前确切可知的简背刻画线似乎仅见于随葬简、书籍简上,里耶秦简、居延汉简、走马楼吴简等遗址简、文书简背面都不见“简册背划线”。“简册背划线”有无的原因,不只要考虑简牍内容与性质的差异,更要考虑制作简牍的作坊差异。
(四)阅读: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
无论书写、编联还是收纳,书籍的存在终究是为了“阅读”。为了流畅与便利地阅读,标点符号是书籍不可或缺之物。透过断开字句、标出重点,作者的意思能够更精确而完整地传达给读者。简牍常见的标点符号有墨点、勾识符号、重文符号、合文符号等种类:墨点通常可表示“下文独立成段”,勾识符号代表“前后两字分别阅读”、重文符号意谓“前字再重复一次”、合文符号则是“前字为两字迭合”的意思。
但除了一般由作者所提供的标点符号,当代许多人习惯在阅读时用笔尖轻点纸面,标示重要文句,或断开重要的字词,这种下意识的动作有助于阅读者提高专注力,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阅读者的思考痕迹。线装书密密麻麻的句读符号正是此习惯的具体呈现。但这种阅读习惯是否古今中外皆然呢?武致知认为,“阅读”这种行为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因此古今中外的阅读模式必有相合之处。而张家山汉简《引书》中除了墨点、勾识符号等常见的简牍标点符号,还有大量一般简牍未见的符号,无法以一般标点符号的功能去理解,学界至今仍无解答。武致知相信这些符号并非由作者所加,而是读者阅读时添加的符号,他称之为“诵读符号”。
武致知主讲《张家山汉简<引书>阅读方式研究》
张家山汉简《引书》的特殊符号
为了论证张家山汉简《引书》的特殊符号是“诵读符号”,武致知指出《引书》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笔迹,因此《引书》的书写并非由一人完成;但特殊符号在《引书》里的分布却十分规律,无法反映书手之别。因此他倾向认为《引书》的特殊符号是在两名书手完成《引书》后,才被统一标上的。既然如此,特殊符号是“诵读符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而特殊符号经常出现在字距极窄之处,亦可证实至少某些特殊符号应是书写之后才被标上。
张家山汉简《引书》笔迹比对
为了进一步验证“诵读符号”的假设,武致知参考西方写本研究(Codicology)的方法,分析《引书》的书写布局、分章方式、笔迹特征,尝试建立一种“理想阅读模式”。他将《引书》分成五个单元:
(一)叙述性的季节性日操(简1-7)
(二)导引体操、病名(简8-98)
(三)起居日操(简99-102)
(四)叙述性的季节与气候病原(简103-110)
(五)叙述性的利身之道(简111-112)
武致知认为《引书》的不同单元各自有不同的文体,因此不同单元的阅读方式也不同。如第二单元以病名替不同的导引体操分类,明显起了目次的作用。对读者而言,目次的功能是为了查阅数据,查阅数据的阅读方式则是以浏览为主。细究第二单元“诵读符号”的标示位置,确实带有浏览的性质。
武致知尝试透过“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的相互论证,来解释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特殊符号之谜。他力图根据“书写载体”上的蛛丝马迹,重建古人的阅读方式,其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性与前瞻性。但相对于其他三位讲者的研究,武致知的论证力度似乎有所不足。“诵读符号”固然可能,“理想阅读模式”必然存在,但要如何确定是“诵读符号”,面对个人阅读习惯的差异,建立普遍性的“理想阅读模式”的追求,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小结
肖芸晓、孙沛阳、武致知与石昇烜四位青年学者爬梳战国秦汉简牍文字以外的痕迹,透过标尺简、简侧墨线、简册背划线与复原图、卷轴式收纳与折迭式收纳、诵读符号与理想阅读模式等现象与概念,引领我们设身处地怀想古人书写、编联、收卷、阅读的历史,其研究扣紧了简牍形制与物质文化的课题,无疑位于简牍学界的前沿。而肖芸晓对清华简“伊尹三篇”编联的复原、孙沛阳对上博简《周易》卦序的复原、石昇烜对居延汉简簿籍文书的复原乃至武致知对“理想阅读模式”的复原,在在揭示了简牍形制的研究足以影响到我们对简牍内容的理解。要想理解简牍内容,必须了解简牍形制。简牍形制与内容的相互参照,必然是未来简牍研究的前景所在。这也是日本学者从古文书学角度研究秦汉简牍孜孜追求的方向。本次研习会希望能够“预流”,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简牍学”的先声。

参考文献
林素清,《居延汉简补编识小二则》,收入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58-65。
邢义田,《伏几案而书——再论中国古代的书写姿势》,《故宫学术季刊》第33卷第1期(2015,台北),页123-168。
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收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2011),页449-462。
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简背划痕的初步分析》,宣读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主办,“简牍与早期中国——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2012,北京),页225-231。
肖芸晓,《试论清华竹书伊尹三篇的关联》,收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2013),页471-476。
肖芸晓,《清华简〈算表〉收卷方式小议》,简帛网2014年6月12日,后收入《简帛(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2015)。
肖芸晓,《清华简收卷研究举例》,《出土文献》第七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
贾连翔,《反印墨迹与竹书编联的再认识》,《出土文献》第六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
[德]雷德侯(Lother Ledderose)著,张总、钟晓青、陈芳、韦正、赵州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式化和规模化生产》(北京:三联书店,2005)。
[日]籾山明著,顾其莎译,《日本居延汉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古文书学研究为中心》,收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九辑(北京:社科文献,2015),页154-175。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简牍,物质文化,阅读,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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