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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加上花花儿,她在那个世界里会多么快乐!
其实她的身体并不是很好的,多年前就跟我提到过有轻微的脑血栓,医生给了“黄牌警告”;钱先生去世后她回我的唁问信中,也淡淡写道“我经常生点儿病,……不过总算还能支持”,既不抱怨也不逞强,就是她的风格。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间,多少人在为财产、子女、功名、禄位烦恼不堪;杨绛先生几十年来却始终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那栋没有电梯的三楼公寓三房一厅的小单元里,将她和钱先生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赠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至今累积总数已超过两千万元。两千万,是两人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世间最干净的两千万。她给得郑重慷慨又温柔,像大自然给予人间的阳光和春风。
在她晚年思索死生大事的文集《走到人生边上》里,有一篇“胡思乱想之二”,一开头就说:“假如我要上天堂,穿什么‘衣服’呢?”衣服两字打了引号,表示另有所指,是超越了肉体的灵魂形象。她最后的结论是:“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她早已经将那最终极的重逢相聚想得透彻了。
想象她面带那一贯优雅的微笑,怀中揣着这样一份“成绩单”,去到那美好的世界,交给等候她已多时的丈夫和爱女……那样的情景,谁还会畏惧死亡?
杨绛(中)与本文作者李黎(左一)。杨先生爱猫,我寄给她的贺年卡都挑可爱的猫咪;也送过整本猫的画册,她像选美般逐一点评,结论是:“猫儿要圆脸的好看。”不忘加一句:“花花儿就是圆脸。”她真专情,大半辈子也忘不了花花儿。我送她的一张三只猫抱在一起的卡片(我暗自称之为“我们仨猫”)她最喜欢。
三年前去北京时正逢她为私函被拍卖的事心情不佳,我没敢打扰她,托董秀玉大姐带给她三只小玩具“派对猫”,希望博她一粲。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去北京,满心以为一定见得上面了,特地在美国挑了一只相貌和触感都几可乱真的小猫带去,准备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她那几天住院检查身体,我等不及她出院就要离开了,只好把猫咪托给快递。那快递员看到袋子里露出的猫脸吓了一跳,以为是真的。也不知道她后来收到没有。但我相信:“我们仨”团聚时,花花儿也会在场不缺席的。
杨绛先生是一名没有世俗的头衔或光环的女性,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作者,全是我可以认同的角色,却是我最尊敬的女子。长久以来,我当她是我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形象,一个我难以企及、但时时用以自我激励的楷模。她生于辛亥革命那年,她的诞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她的离去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天再也不会有像杨绛这样的女子了。
她离开了,从此我再也不需要寄猫咪卡片给她了,也再不能抱只猫咪去给她惊喜了。但我真是为她高兴,“我们仨”加上花花儿,她在那个无与伦比的美好世界里会多么快乐啊!
(2016/5/25夜,美国加州史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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