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夜的上海什么样？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末代上海市长赵祖康举行了最后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通令上海市各部门坚守岗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接收上海。这一天，距他出任上海市长仅仅过去3天。

解放前夕的上海到底长啥样？市民生活是兵荒马乱还是热情准备迎接解放军？柴米油盐价格还稳吗？十里洋场是否不问世事、繁华依旧，还是树倒猢狲散、一派凄清？笔者在翻阅了多份《申报》，努力还原出当年的面貌……

战火中上海小市民生活

战火纷飞打破了上海市民生活的安静祥和，但不论时局怎样动荡，生活还是要继续。因此，在《申报》每天的启事栏里，一对对新人依旧将他们在不幸岁月里举办的大喜之事广而告之。只不过总会带上两句话：“时值非常，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恕不另柬。”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时上海的近郊已在战火中涂炭，蔬果肉鱼紧缺。为此，后方的上海市蔬菜推广种植委员会开展起一场种植蔬菜的“战斗”：他们号召上海市民动手，在楼房的屋顶、公园、凡是能种菜的地方，都种上两周即可食用的蔬菜，希望能缓解一时之需。

市民们并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十里洋场在炮火声中却依旧不改其浪漫本色。各大剧院里，琳琅满目的剧目每天上演。从国产庆祝抗战胜利的大片到苏联的童话动画电影，形形色色的电影广告依旧占据报纸版面。追求时尚和娱乐的上海人，试图在文化娱乐的消费中忘掉时事凶险、生活艰辛。

人的走和留，早已不能由自己决定。风雨飘摇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离去的人们，转过身却发现找不到一张通往彼岸的船票。即使是有钱的市民，也不得不忍受遥遥无期的等候。逃离上海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在龙华机场，候机楼内堆满了箱笼包裹。许多旅客清晨就已抵达机场，往往要等到傍晚才能起飞。虽然国内航空公司增设了部分航班，但依然杯水车薪。因此，机票黑市极为猖獗，一张票往往能卖出原价三至四倍的价格。随着战局发展，不断有航班因为安全原因被取消。等待与失望，成了动荡岁月上海航站楼最好的描述。而对留下来的人们而言，在通货膨胀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下，邮资价格已是天文数字，连与远方亲人的通信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作为商业大都会，上海的经济情况自然备受关注，据5月中下旬的《申报》数据，当时沪市股票一泻千里，金价一路飞涨。银元价格也在剧烈波动。投资者失去信心，挤兑风潮涌动。而与金银市场的波动相较，米粮价格的丝毫变动对市民生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上海已经成为战火中的孤岛，米、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此时成了昂贵的稀缺品，价格居高不下。

5月21日，《申报》记载：“由于战事关系，各种小菜来源大减，昨日市价一致暴涨，猪肉每斤一千二百万元，黄鱼每斤四百万元，蚕豆青菜每斤六十万元，咸菜每斤八十万元，均较前日暴涨一倍至三倍不等。”上海市政当局甚至要安排经济警察在现场监督交易才能不至于发生骚乱。浦东的战事带来大量难民，市府不得不调运本已十分稀少的粮食储备，剜肉补疮。工人工资也处于停发状态，焦头烂额的市政当局甚至连公教人员的薪酬也无法保证，上海的经济可谓山穷水尽。

战火中的军队双方

作为战争的主角，在上海的攻取与防守间，两军也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陈毅曾比喻上海战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位日后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在准备解放远东第一大都市时，想到了城内的600万居民和浦江之滨华丽的历史建筑群。为了在不把城市打烂的前提下打赢这场战斗，解放军采取了“两翼迂回，和敌人硬碰硬”的攻坚战法，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26日，明知大势已去却仍不甘心就此失败的蒋介石来到上海，企图通过死守住这个经济中心，换得国际形势变化下的喘息。蒋介石在匆匆视察了上海的军事部署和防御设施后，下达了训示：“只要我三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不顾，坚守上海三至六个月是不成问题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似乎踌躇满志，嚷嚷着要让上海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仅仅过了半个月，这座据守了25万海陆空军队，力图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的城市，就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陈毅下达进攻指令后两天，解放军拿下了松江、奉贤、南汇、嘉定、昆山、太仓等地，从三面将上海市区团团围住。激烈的战斗在浦东、月浦、杨行等地爆发。国民党依靠桂永清的海军舰队和空军力量负隅顽抗，双方都伤亡惨重。汤恩伯自知已无力回天，但他依然在5月18日向《申报》记者谈话时，硬着头皮表示要“发挥伟大力量争取最后胜利”，叫嚣要让上海郊区成为“共军的坟墓”。

就在第二天，5月19日，为了维持稳定，警备司令部开始推行严厉的军事管制。从当天起每晚9点至次日清晨5点，上海全市宵禁。“夜上海”的繁华景象被战时的肃杀和冷清所取代。至于曾经热闹无比的外滩一带，更是早早地被当局封锁，一片静寂凄清。从外白渡桥到各条马路口，军警管制着交通，禁止普通车辆行人通行。曾经在霓虹灯中闪耀浦江之滨的高楼大厦大门紧闭。

20日，高桥守军被歼；21日，浦东残余守军逃回浦西；23日，国军被挤压在市区苏州河一带，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了汤恩伯的幻想。大势已去的国军斗志全无，四处溃散。汤恩伯打算执行最后一道指示：保存实力，退往台湾。在国军“硕果仅存”的几个港口，等候舰船的各路败军挤满了码头。经过一番闹剧般的争斗，汤恩伯带着几个具有“嫡系背景”的师团登上了逃往孤岛的轮船，从此和这座城市永别。

解放军进城了！

5月25日凌晨，连绵不断的炮声响了一夜。已然习惯了动荡的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门前的街道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他们为了坚持不扰民的政策，在一天疲惫的战斗之后坚决不入民房，选择露宿街头。

33岁的荣毅仁在这一天走上上海街头。曾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已经灰飞烟灭，而被他们宣传为“匪军”的人民解放军却军纪严明。为了不打扰市民，他们甚至将大小便拉在身上。他的妻子已经在香港安排了住所，一家人做好万不得已之际迁居香港的准备。但是，听到了解放军的政策宣传后，他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曙光。

被拘捕的进步学生释放，他们重新呼吸到自由空气。十里洋场，剧照样演，歌照样唱。被压抑了太久的市民们的心灵，终于获得了解放。对于他们来说，一场提心吊胆的噩梦结束了。在战事最激烈的时期，从浦东、浦西各郊区迁入市区避难的难民们，也都再次迈开脚步，踽踽回家。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的最后一支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军投降。一天后，也就是5月28日，赵祖康向人民解放军移交权力，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5月28日，成为上海市解放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