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诚知此恨人人有

叶兆言

2016-05-29 15: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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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1938年1月最后几天,春节临近,对中国人来说,过去的一年十分糟糕。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首都南京丢了。抗日抗日,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大家都没料到最后会这样。1月26日,沦陷在北平的周作人写了两首打油诗:
廿年惭愧一狐裘,贩卖东西店渐收。
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

红日当窗近午时,肚中虚实自家知。
人生一饱原难事,况有茵陈酒满卮。

自从进了民国,旧体诗中最有趣的便是打油诗,虽然还罩着古旧长衫,离高贵已经有段距离。譬如胡适先生写给周作人的《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若没有抗日这样的大背景,没有国难临头,打打油还真是挺好玩。然而中华民族已到最危急时刻,再继续打油就有问题。周作人这两首打油诗,显得很不正经,喝喝茶,看看报,吃点猪头肉,放下闲书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须辞,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查当时记录,周作人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希腊神话考证》。
周作人翻译的《希腊神话考证》。
1月30日是旧历除夕,周作人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了这么一句:
今晚爆竹声甚多,确信中国民族之堕落,可谓无心肝也。
不妨想想当时情形,文化人不讲起理来,让人哭笑不得。凭什么你老人家打油喝茶看报吃猪头肉,却不让老百姓过年放爆竹?毫无疑问,国家到这一步,大家心头不好过,谁会真甘心亡国灭种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此时此刻,很多文化人也没闲着,留美出身的胡适选择出任美国大使,在异国他乡四处演讲,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对日态度。梁漱溟先生专程去延安,与窑洞里的毛泽东彻夜长谈,前后共谈了八次,最长的一次通宵达旦。梁希望毛以国家为重,走改良主义道路,毛自然不可能接受,他希望梁读一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梁漱溟是学哲学出身,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太能读懂。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反杜林论》一度非常流行,我祖父、我父亲都恭恭敬敬地抄过,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竟然也抄写过这本书。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38年1月29日,也就是民俗小年夜,毛泽东致电邓发,请他转给远在苏联莫斯科的王稼祥,说红军大学缺战略教本,让王搜集一些这方面书籍,赶快找人翻印。王稼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俄出身,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都说留日学生比较容易激动,以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为例,他们情况类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结果呢,郭沫若抛妻弃子,毅然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而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只是在日记中发牢骚,骂别人没心肝。当时毅然抛妻别子离家出走的,还有留学英国的老舍先生,这位老北平去了武汉,投身到文化人集体抗日的洪流之中。
图穷匕首见,不到最后关头,人的真面目看不清楚。自从鲁迅逝世,说周作人是文坛领袖并不为过,左翼文坛固然很热闹,很受年轻人喜欢,但是内行看门道,真正懂得文章好坏的,显然更看重周作人的文字。因此沦陷北平的周作人一举一动,便有了完全不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他不能像郭沫若或者老舍那样离开北平呢?张中行先生晚年回忆,说自己当年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
那是盛传他将出山的时候,我不信,却敌不过一而再,再而三,为防万一,遵爱人以德的古训,表示一下我的小忧虑和大希望。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的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
不知道周作人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即使收到,怕也不会太当回事。不回信意料之中,毕竟那时候的张中行还未满三十岁,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屌丝和粉丝。不过这确实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愿。在1938年的北平,形势非常险恶,日记中的周作人和现实中的周作人,正激烈斗争,往后退一步苏武牧羊,往前走一步李陵投降。读周作人日记,大有要准备认领苏武的意思。这一年的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出席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落水的汉奸,周作人居然长袍马褂,也跻身于其中,一副洒然自得之态。
《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了消息,并发表了会议参加者照片。好在是战时,虽然有不太清晰的照片为证,大家听到的还都是传闻,有人愤怒谴责,有人将信将疑,也有人为之辩解。周作人心静如水,颇有些出污泥而不染。在10日晚上,也就是参加座谈会的第二天,又毅然至福全馆,赴日本友人山宝之招宴。在旁人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周作人则泰然处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大不了。热爱周作人的读者,最后只能用“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来形容他。与周同岁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自己很想派人去慰问周作人,可是在这特定时刻,“或者于他反有妨碍吧。不过正如我爱日本一样,周作人之爱支那是当然的事,我的友情不会得使他人对于周作人之爱支那的事引起什么疑惑的”。
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
瓜田李下,有些嫌疑必须要回避,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连日本朋友都明白的道理,周作人不会不知道。武者小路实笃还说,“我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什么。”周作人据此致信武者小路实笃,也是公开发表,作为推心置腹的回应:
现今中日两民族正在战斗中。既然别无通路,至于取最后的手段,如再讲什么别的话非但无用,亦实太鄙陋矣。如或得晤面,则或当说废话发牢骚,亦未可知,但现今却是不想了,读尊作后甚想奉书,又恐多言,如或使更感到寂寞则亦甚抱歉,故只此不赘,诸希谅查。
周作人这封信,很智慧地玩了一回不说之说的把戏,好像没说什么,又好像都已经说了。然而有些事并不是周作人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以为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有信心同流而不合污,人家那边已经为你坐实汉奸罪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严厉声讨,请援鸣鼓而攻之,声明应立即将周作人“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武汉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文化界驱逐周作人》的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那些文化界中对所谓“硕子鸿儒”“盲目崇拜”的人,应以此得到一次教训,“一个人尽管有了‘渊博’的学问,并不就能保障他不会干出罪大恶极的叛国行为来,并不能保障他们不做汉奸”。
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的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写得很诚恳,其中不乏精彩段落:
苏武牧羊。
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做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
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确实让人心痛,也就是张中行说的那个“是别人可,他决不可”。偶像就这么被无情地打破了,“一念之差,忠邪千载”。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寄到北平,是一首含蓄的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也写了一首十六行的白话诗回答,听说胡适即将赴美,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文化人干的事就是有文化,干什么事都是文化。打哑谜,玩太极,走一步算一步,这些都是周作人的强项。他的最终下水,基本上属于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加温,从无到有,从勉强到严重到很严重,最后终于无法回头。似乎游刃有余,很快黔驴技穷。“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的周作人,聪明终被聪明耽误,不该参加的会参加了,不该拿的钱拿了,坦然去赴日本人宴会,最后到伪政府里任职,写鼓吹东亚共荣的文章。最让人感到不堪的,他老人家居然沐猴而冠,穿上了日本人的军服,去检阅童子军。
一失足,千古恨,文化终于不能再遮羞。关于周作人的下水,有过各种分析各种解释,无论周作人自己,还是那些喜欢他文字的好心人,说来说去,都难免避重就轻,都说服不了别人。譬如编造“地下党”身份,譬如保护了北京大学的校产,玩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把戏,用时髦的网络语言就是千方百计为他“洗地”。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墨悲丝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再洁白的蚕丝,颜色变了就是变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此“染不可不慎也”。
周佛海。
1942年12月,小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战争爆发。大汉奸周佛海在日记中哀叹,觉得此战一开,惹怒了强大的美国佬,日本帝国恐怕难逃失败厄运。重庆的国民政府喜出望外,窗户纸捅开了,中美两国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联手。中日虽然开打很多年,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作为一名职业军人,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表示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作人,这位被大家认为充满了智慧的长者,根本不懂什么叫国际政治,看这段时期的日记,不是他请日本人吃茶聊天,便是赴日本人的宴会喝酒,似乎活得非常潇洒。在北平的文化人,遇上日本人找麻烦,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赶快去找“周启明”,也就是说赶快找周作人。为什么呢?因为周是可以在日本人那里说上话的。
12月2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作广播演讲,讲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一二三四说了很多,每一条都很丢脸,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动不动就是要为东亚民族解放而战,“我们身为东亚民族的人,应当在此时特别紧密联络,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这是东亚民族最紧要的时期,我们切切不可以忽略”。责任也好,意义也罢,无论怎么振振有词,都是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胡说八道,出自能写一手锦绣文章的周作人之口,真让人情何以堪。好在当时媒体并不发达,没多少人听广播,讲话稿发表了,也没什么人愿意阅读。人在做天在看,那年头做汉奸也不容易,要不停地开会,赶场子发言表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周作人忙得不亦乐乎,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宴会吃了一顿又一顿。日本人很在乎宣传,而且显然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周作人应该会有的狼狈。此一时彼一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对汉奸的大规模检举,紧接着北平也着手清算。周作人曾有过去延安的打算,知道国民政府肯定饶不了他,但是真去投奔共产党,人家也未必会欢迎。结果呢,认赌服输,以汉奸罪被逮,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祖父说起周作人,总是觉得很惋惜,认为他“思想明澈,识见通达,实为少数佳士,即使做奸,情有可原”。现实总是残酷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周作人这样那样,偏偏他就是这样那样了。许广平先生在周作人被抓的那几天,曾在上海对祖父谈起过周作人,说周做汉奸后的“种种表现,皆贪吝卑劣,且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挡箭牌,以为启明先生尚为汉奸,他何责焉”。祖父将这段话记录在了日记上,说自己“闻而怅然”,心里很不痛快。
周建人。
周作人比祖父大了将近十岁,他弟弟周建人也比祖父大,祖父敬佩周作人的文章,与周建人私交更好,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共事多年。“文革”后期,我作为一名中学生,曾经见过周建人,他是人大副委员长,出门可以坐红旗牌轿车,在当时代表着非常高的国家领导人待遇。有一天过来跟祖父聊天,红旗轿车就停在胡同里,不知什么原因,汽车抛锚了,然后又来了一辆,小胡同里一下子停了两辆红旗,很是扎眼,许多孩子远远地在观看。与鲁迅和周作人相比,这位作为三弟的周建人学问如何,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他当过浙江省省长,还当过共产党的好几届中央委员,后来又是民进的最高领导。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周作人,他当然也是无意中听大人说的,意思无非周作人这家伙向来言行不一,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说他过日子太讲究,什么都很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可文章漂亮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当了汉奸。抗战八年,正是父亲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年头,他随着祖父逃难到四川做难民,受周围环境影响,对叛国投敌的汉奸深恶痛绝,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周作人被判徒刑,完全是情理之中,很显然,对汉奸,仅仅只有一个道德审判还不够,该法办还是得法办。南京夏天很热,老虎桥监狱通风条件非常差,黄裳先生曾有文章记录当时的情景,看见周作人光着上身,笨拙的身体在席子上爬,完全一副斯文扫地模样,旁边还放着个装花露水的小瓶子,显然是用来驱蚊止痒的。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都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绝对不能绕开。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们,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了解,必须认真地去读他们的作品。否则就会有太多人云亦云,就会有太多误读,而人云亦云和误读的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周氏兄弟文字太多,真要耐心读完并不容易。好文章要慢慢品,与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聊天,都会有一种差不多的观感,刚开始,你会觉得鲁迅文章好看,像投枪像匕首,看了觉得过瘾,到后来,便会觉得周作人文章更有味道,更好看更耐读。说起周作人的下水,每一代人看法不一样,出发点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祖父那一代读书人,崇尚他的学问,总体来说是敬重和惋惜。父亲那一代,印象中的周作人,也就是一个落水的大汉奸卖国贼,肯定好不了,他的结局是罪有应得。
我们这代人对周作人的观点,相对复杂一点,既没有祖父他们那代人的敬重和惋惜,也没有父辈那代人的轻蔑。我们小时候,汉奸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坏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坏人,所以他们都差不多,都一丘之貉。还有“地富反坏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坏人太多,天下乌鸦一般黑,像周作人这样的便基本上被淹没了。如果不是攻读现代文学专业,不是为了一个硕士学位,我很可能根本不会去接触周作人的作品。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右派平反了,地主富农摘帽了,反革命变成一个十分模糊的词,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过去那个概念,唯一不太可能更正的是汉奸罪名。
自古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老百姓心目中,文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汉奸和男盗女娼一样,永世都不可能翻身。周作人的不幸是遭遇到了北平沦陷这样的乱世,他没有挺身而出,恰恰相反,半推半就地挺身而入,从出世的风流儒雅,变成入世的自甘堕落。周作人之幸运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很快垮台,改朝换代让他成为真正的隐士,事实上,他只坐了短短三年牢,在解放军还没过江前就被释放。此后的十八年,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人在劫难逃,他的生活也谈不上太糟糕。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他照样写文章,数量很多,质量也不错,真不能写就翻译,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每个月有四百大洋仍然入不敷出。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周作人落水本应成为文化人心中永恒的痛楚,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原谅他做了汉奸这个事实,然而也未必会有多少人太当真。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人一方面不断地扮演崇高,说不完的大话,另一方面又有着太多无耻,太多让人难堪,因此,周作人的故事让人痛心,也容易让人聊以自慰。它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鄙视他人的制高点,给了我们一个五十步讥笑一百步的机会,仿佛旧时指责邻人偷盗女子失节,人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崇高感的诞生,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有多崇高,而是我们觉得别人还不够崇高。口号越喊越响,节操却一次次落地,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的尴尬,有了上纲上线,有了检举揭发批判,有了互相构陷落井下石。
中国文化人的最大不幸,不仅仅是遭遇乱世,生命受到威胁,更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步步放弃了抵抗。明末清初的时候,面对清廷威逼和诱惑,顾炎武有一句十分体现文人之雄壮的话,“刀绳俱在,无速我死”,意思是说,你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人皆有怕死的一面,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死也就没什么太可怕。侯方域没人逼他,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大清只用一个恢复科举,就将他给降伏了。因此《桃花扇》的故事精髓,在于国难当头,是与非的判断上,一个妓女很可能比一个文化人更有骨气,更明白道理。做人应该有底线,然而人生之困惑,往往是我们并不知道底线在哪,经常会书读得越多,越糊涂。
古书《桃花扇》。
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周作人一直在悄悄为自己辩护,他可以认错,可以认罪,是不是真在忏悔,只有他心里才明白。巴金先生说起“文革”,认为最大的悲哀是很多人并没有罪,却真心地觉得自己有罪。认罪不认罪,忏悔不忏悔,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话题。抗战胜利后那几个月,各路汉奸仿佛热锅上蚂蚁。1945年11月16日,十分平静的周作人写了一篇《两个鬼的文章》,振振有词,痛斥中国士大夫的言行不一致,说他们所做的事,无非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说自己很幸运,终于可以不再与虚伪的士大夫为伍,“吾辈真以摆脱士籍,降于堕贫为荣幸矣。我又深自欣幸的是凡所言必由衷,非是自己真实相信以为当然的事理不敢说,而且说了的话也有些努力实行,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值得自夸的”。周作人说所有这一切其实“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甚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听其言观其行,真不敢相信此时的他竟然还能这么说,还能有这样的自信,写完文章二十天后,12月6日,周作人便以汉奸罪被逮,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周作人说自己文章中向来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话说得有些绕,拐弯抹角,不熟悉他文风的人,很可能不明白要表达什么。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好文章要包含两种气息,在看似讲道理的文章中要有流氓气,在看似捣蛋骂娘的文章中要有绅士气。一味讲道理难免“头巾气”,一味风花雪月难免轻浮,在写作技巧方面,对文章之道的精通,周作人绝对是高手和达人。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为人,然而不妨碍欣赏他的文风,学习他的文字。只是欠了账都得还钱,功不唐捐,在现实生活里,在有意无意中,无论是耍流氓,还是装绅士,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再认真。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读周作人文字,还是那种感慨,总会有一种心痛,惋惜他的落水,更痛心他被人鄙视,让人看轻。那些人格上还不如他,那些远比他更不光彩的行为,在政治正确的旗号下,大话空话言不由衷,溜须拍马随大流,争名夺利,动辄上纲上线,检举揭发批判告密,各种无耻和不堪,都可以肆无忌惮,都可以堂而皇之。龙游浅水也罢,虎落平阳也罢,现实就是现实,事实不容改变,祸因恶积罪有应得,周作人显然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的表率,他从神坛上跌落,名誉一落千丈,斯文从此扫地,因为他的存在,因为有他这块挡箭牌,中国文化人的整体道德水平,似乎都被拉低了。
责任编辑:顾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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