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当年为何离开同济？难忍“诗人作党人”

今年5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迎来70周年院庆。1940年代的同济大学，曾云集了熊伟、郭绍虞、杨一之、陈铨、章士钊、冯契等一批人文学大师。

而说到同济的文学大师，还不得不提到当代著名诗人冯至。冯至原名冯承植，著有诗集《十四行集》等，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1936至1939年，冯至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还翻译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但他没等到同济成立文学院就离开了同济。

“我父亲在同济大学的日子，不能简单地用幸福多还是压抑多来下结论。”5月26日，冯至长女冯姚平就父亲与同济的点滴往事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她告诉澎湃新闻：“我觉得他当时在同济有快乐，他爱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还收获了同事、师生之间真挚的友情。但同济附中的政治环境、派系纷争是他猝不及防的。”

“他关心的是怎样好好教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如何认真研究做好学问。可是作为附中主任，许多无事生非的杂事困扰着他。他不得不应付，而他不善处理这些关系，并且生性厌恶这些东西。他努力保护学生却被污蔑、威胁。赣州时期发展到极端，他才决心要离开同济。”

初来同济：小楼房里曾有安逸时光

同济大学原是由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中国人接收续办，1927年成为国立同济大学。由于学校传统，德语是同济第一外国语。为了学生能学好德语，同济还附设了高级中学暨德语补习班。

1935年9月，冯至与妻子姚可崑从德国留学归来，这吸引了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总长朱家骅的注意。朱家骅当时正为同济延揽人才，很注意收罗留德学生。尤其，冯至在北大学习时朱家骅曾担任北大德文系主任，他们有师生之谊。

1936年7月，冯至受聘来到同济。没过多久，姚可崑也带着三个多月的冯姚平来到了上海。

那时同济大学和附中都在吴淞，冯至一家就租住在吴凇镇上的一座小楼房里。冯至在同济大学当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暨德语补习班主任。姚可崑也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每周三次乘小火车去江湾上课。

“那是多么安逸美妙的日子。”冯姚平回忆起来，小楼房离附中不远，空气清新，生活方便，小街上能买到各色各样新鲜的海鲜和青菜。奶妈忙完家务，就用小车推着她去黄浦江边散步。

“我现在一句上海话也不会了。”冯姚平感慨，可父母曾经告诉她，小时候她满口地道的上海话，“整天‘阿拉’，‘saning（啥人）’的。”

不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冯至夫妇感到震惊和悲痛，两人同杨晦一起参加了鲁迅出殡的行列，从殡仪馆走到万国公墓。

没想到这事受到了“调查”——半天的时间里，大学部打来三个电话找冯至。大学秘书长还拿出一个黑名单给冯至看，上面有杨晦和十几个学生的名字，说这些人是受第三国际指使的。“父亲说这些学生都是努力学习的好学生，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杨晦是我介绍来的，我负责。”

执教于同济：在行政烦恼下恢复写作生活

冯姚平说，父亲全心投入了教学。他为学生刊物《芥舟》写的刊首语《赠同学》这样说：“同济大学是一个研究医学、工学和自然科学的学府。这些学问，一方面是致用，一方面是求真；同时也教给我们作人的道理：不要苟且。因为无论是建筑一座桥梁，或是治疗一个久病的人，都要灌注以全副的精神，不容有半点疏忽。至于处事呢，也正如在河上建桥，给病人医病一般，我们立在‘现实’的前面，既不能躲避，也不能蒙混，人人要想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做下去。”

冯至还邀请好友杨晦和鲍尔到同济附中工作，杨晦教历史，鲍尔教德文。杨晦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张抗日，深得学生欢迎。

“父亲缺乏政治头脑，但他为人正直，秉公行事。他爱护学生，支持学生爱国、要求抗日的正义活动，却不知学生里夹杂着一些分属为复兴社与CC派分子，不断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挑起事端。他初到同济，对同济复杂的政治形势茫然无知，由于同情、保护进步学生而受到反动势力的挤兑，心情很不舒畅。”冯姚平说。

不过，这段时间冯至渐渐恢复了停顿已久的写作生活：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时通信约请孙大雨、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和他自己共同组织编委会，此时冯、戴二人方得以见面。冯至为《新诗》月刊写了《里尔克——为十周年忌日作》，介绍里尔克，翻译了里尔克的诗，还翻译了歌德《爱欲三部曲》中的《马利浴场哀歌》。

此外，冯至翻译尼采的诗提供给黄源的《译文》和王统照的《文学》月刊；《西风》上刊登了他的《罗迦诺的乡村》和《怀爱西卡卜》两篇散文；朱光潜在北平筹办的《文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他写的四首怀念亡友梁遇春的诗……同时，冯至也积极支持学生刊物，把自己翻译的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诗送给《芥舟》发表，“作为中德文化接触中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这是父亲在北大学徳文时，应老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先生的要求，为卫礼贤先生的一篇讲《歌德与中国文化》的文章而译成中文的，后来又被转录在宗白华等编的《歌德研究》里。”冯姚平说，“这一切，都是他屏除行政工作的烦恼，在夜里灯光下完成的。”

随同济内迁：1938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9月中，冯至夫妇带着一岁零三个月的冯姚平随同济大学内迁，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取道河内，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

冯姚平感慨，那真是一个艰险的旅程。尤其1938年1月同济大学在赣州开学了，生活表面上暂时安定，实际却暗波汹涌。

1938年学期结束放暑假前，同济大学翁校长收到一个包裹，包着两个手榴弹，还有一封信写着：冯承植、杨晦是第三国际派遣来的，若不解聘他们二人，我们就要以手榴弹对待等等。校长收到信，不找冯至谈却把信交给赣州地方专员。

“父亲听说，非常气愤。正好那天晚上，高三毕业同学开联欢会，父亲发言说，抗战以来，大家本该齐心合作，但赣州这半年来却是明争暗斗不断，有人用卑鄙的手段陷害别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能继续工作了，他要辞职。”

但此事马上被朱家骅知道了，他从武汉拍来电报，约冯至去武汉一谈。他无论如何不让冯至辞职，还要冯至加入国民党。

那时朱已是国民党组织部长。“父亲也觉得若离开同济，困在闭塞的赣州确实也无路可走，不如暂时先答应他，再另做打算。因为那时同济大学已经在酝酿着再度搬迁，不妨先跟着同济走，将来再找机会。”冯姚平说，但冯至离开同济的决心在那时下定了。

紧接着姚可崑得了一场大病，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后来姚可崑死里逃生。全家人跟随同济迁至广西时，又收到来信说冯至父亲在北平病逝。

“父亲说1938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赣州是他最厌恶的地方。最无望时，他曾想，万一母亲有什么意外，他要弄个瓶子把骨灰装在里面带着走，绝不能把她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但这番历程虽有痛苦，亦有收获。冯姚平说，父亲与杜甫的“深交”正是从这颠沛流离中开始的。在路上，冯至随身带着一本日本袖珍本的《杜甫诗选集》，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深入，他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由此，冯至萌生了研究杜甫，为杜甫作传的念头。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父亲和这一段同甘共苦的同事、师生之间建立起了深厚友情，有些人则成为终生的朋友。”但冯至离开同济的决心，并没有因此改变。

离开同济：难忍“诗人作党人”

到了昆明，冯至就努力另谋出路。“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只教书不管行政的地方，内心深处更是为了摆脱与朱家骅的关系。这种心情别人不知道，只有好朋友曹礼吾有所觉察，曾有诗句谈父亲的苦闷‘强令诗人作党人’。”

冯姚平说，虽决心离开，但父亲仍然忠于职守。从冯至简略的日记可以看到：1939年1月3日，翁校长到昆明。7日他们就“晚至兵属第二十二厂周自新处讨论同济校务至夜十二时”、9日“下午三时开建校委员会”、12日“下午建校委员会决定校址昆明”、13日“开始勘察校舍”。接着是“新生发榜”、“附中正式迁入福照街上课”。

4月翁校长辞职，新校长赵士卿从重庆来接替他的职务。5月29日至6月2日父亲陪同赵校长外出勘察校址。日记中写道：“29日，早八时登舟出发赴海口，夜宿灰湾（又名凤阳村）文庙中。30日，午至观音山，登潮音寺，风景绝佳；晚至海口，宿中滩第五十一厂办公室，即李泗将军庙。31日，勘察可作为校址者五处。6月1日，夜间大雨，早十时始晴，登舟言旋；舟上遇雨，至观音山，风浪甚大，不能前行，宿小学内，董氏家祠也。2日，风未止，浪大，舟不能行，乃步行，午饭灰湾，下午四时至高桥，微雨时作时止，路泥泞不堪，共行约五十里。在高桥买舟，晚七时半至小西门。八时许至家。”

1939年6月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7月26日，冯至向校长提出辞职。冯至8月3日的日记还有“收骝师信”字样。

冯姚平告诉澎湃新闻：“骝师就是朱家骅，后来我从档案得知：朱家骅来信说已与赵校长商定成立文学院，先设中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和哲学系三个系，希望父亲能留校主持德国文学系，继续努力并襄助赵校长工作等。但父亲去意已决，再次辞谢了老师。”

8月5日，冯至向校长推荐留学德国回来的田伯苍接替自己，辞去了同济大学的职务。14日工作交代完毕，冯至在日记中写道：“交代附中职务，一身轻快，好朋友都来庆祝。”

“朱家骅是父亲在北大时的老师，我觉得父亲是尊重他的，日记里总是称‘骝师’。朱家骅也器重父亲的才能。但是难忍‘诗人作党人’，父亲离开了同济，也远离了这位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老师。”冯姚平告诉澎湃新闻，之后冯至接到北大聘书，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开始了他最自由、舒畅的一段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