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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欧洲(3)|工人待遇提升还有多少空间?

吴焕琳 编译
2016-06-02 15:27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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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富士康仍是众矢之的,这些批评者不仅来自工会,还包括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工组织和NGO。那么问题来了,富士康是否还有可能提高工人待遇?工会政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行动真的行之有效吗?电子制造业的经济基础是否阻碍了工人进一步去获得体面生活的可能?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下富士康的现状。尽管富士康是最大代工厂,但是它的发展正逐渐陷入困境,低利润以及成本压力(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都使其难以维持不断增长的盈利模式。另外,由于其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它的主要客户——苹果也在不断压低其成本。在中国,其他苹果代工厂也面临苹果公司的限制,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联合起来和苹果进行谈判,除非面对劳工和国际的压力。

我们应该注意到,要提高富士康工人的待遇,不仅要从富士康下手,还应该看到其他代工厂,甚至是整个供应链。中国是全球电子制造中心,随着中国工会直言不讳地谈论着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就国际跨境合作来提高电子制造业工人的待遇而言,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富士康在巅峰时期曾拥有130万工人,但是由于供应链的分割、长期的低利润和低工资导致工人长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富士康的崛起

代工是富士康的主要业务,这使它从台湾一个不起眼的电子供应商变为了代工厂中的世界冠军。但是在2010年,富士康开始面临下滑,其CEO称,由于富士康发展过于壮大,它将缩减15%的增长目标。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估计,2012年苹果成本的65%将花在富士康上。这也就意味着富士康和苹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众所周知,这种关系是不平衡的。

富士康的商业模式将销售量放在第一位,利润置于第二位,如果在销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这就没有什么问题。靠着这样的模式,富士康成为了电子制造业之王,但是其成功故事可能要告一段落了。电子产品市场的日趋成熟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和更少的利润。2013年,富士康的收入增长率仅在1.3%左右浮动,2014年也只恢复到了6.5%。富士康的衰落真实反映了整个科技产业,特别是手机行业的情况。手机市场在不断壮大,但是其步伐是逐渐在减缓的。同时,富士康也面临着另一个难题,苹果也在尝试与不同的供应商合作,其独家垄断苹果组装的时代已经结束,大量的台湾和中国代工厂想要与苹果合作,与富士康竞争。

富士康的边际利润:压力叠生

富士康用尽了方法想要留住他们的主要金主——苹果,在2010年到2012年,他们试图用“零利润”来吸引苹果,以维持他们对苹果的垄断权。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奏效,富士康的边际利润仍然在持续下降。富士康目前采取的办法仍然是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以此来降低边际利润,遏制住起竞争者的咽喉,悲哀的是这个设想并不起效,在2007到2013年之间,其规模增加了两倍以上,但是其收入也只增加了40%。

富士康处于供应链的中端,而位于供应链上端的产品设计者和下端的厂商攫取了产品的大部分利润,中端所剩无几。但实际上有关富士康的盈利不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它仍然可以通过对材料订单的调整和对材料的控制来获取更高的边际利润。

为应对不断降低的边际利润,富士康也尝试过一系列方法。在中国西部开发的战略下,富士康把工厂逐渐迁入内陆,以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利润。但是内陆优势并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即使税收有所下降,但其仓储和物流费用却大大增加。

富士康采取的另一种办法是生产自己的部件,它开始生产一些电池、镜头以及触摸板等产品。但是生产电子部件具有很大风险,单一功能部件的商业化进程是非常快的,很容易失去竞争优势。按照这个逻辑,富士康应开发出具有特点的尖端产品。富士康已经放话,他们打算雇佣1万个工程师和开发者来设计出色的部件,以获取长时间的更高利润。

机器人真的能拉动利润吗?

提高生产线的效率是提高边际利率的另一个策略。很多媒体报道,富士康准备用机器人代替工人。董事长郭台铭曾经在参观动物园的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也是动物,去管理100万人真是让人头疼”。富士康发言人表示,计划让机器人来做一些结构化的安装过程,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富士康机器人”能够顶4个工人。

这一路数在商业逻辑上似乎是说得通的。随着机器人价格的下降以及中国工人成本的上升,采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的办法似乎能为富士康带来更大的飞跃,同时也拉大了它和其他竞争者的距离。另一方面,由于机器人都是富士康自己生产,它可以利用机器人进入高利润领域,并大举进入未来。这也同时意味着有更多的富士康工人将会被裁减,一些中国评论家谴责富士康在剥削完工人的价值之后就将之抛弃。但是,也有人鼓励自动化,认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过程。

多样化是富士康采取的另一战略。在电子零售业失败之后,富士康开始转向通讯行业。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公共补贴的支持,其“大数据”业务也在贵阳建立起来。然而,富士康的代工业务仍占了其收入的80%,不过该领域的成功故事似乎要宣告终结了。富士康股东所享受到的红利是低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富士康用大量的现金不断扩大其规模。这在10至15年内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一旦达到极限,那些不安的投资者们将会追讨他们的钱财。

最大代工厂的优势和限制

作为代工厂的富士康并没有多大利润,这种不平衡的供应链关系使原始厂商掌握了主动权,而代工厂之间却面临很大的竞争。这种竞争往往在价格、规模、物流以及交递时间上展开。一旦代工厂依靠单一客户发展的时候,原始厂商的力量就被放大。

同时,由于代工厂的业务往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其工作的学习和模仿也仅仅需要几个小时,这一方面降低了代工厂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该领域的竞争压力,使其难以提高边际利润。因其足够的设备和劳动力,富士康在该领域仍然占有突出地位,它能保证原始厂商迅速抢占消费电子市场。作为世界最大的外包制造商,苹果也依靠富士康将其产品更快地传递到消费者手中。

依靠单一客户来获取利润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但是如果该客户是在消费电子市场最大的玩家时,也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富士康也可以尝试提高其价格,已经有迹象表明它正在转变低价策略,但是能否说服苹果仍然是一个疑问,毕竟苹果也在努力赚更多的钱。

富士康的劳动关系还有改善的希望吗?

富士康在巅峰时期曾拥有130万工人,但是由于供应链的分割、长期的低利润和低工资导致工人长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富士康经历了人工成本的快速上涨。 自从工人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的发言人称其人工成本已经超过了2010年的两倍,并表示正在考虑进行人员的全面缩减。人工成本的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出台的政策,确定了每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短缺,许多外来工人流向了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

富士康的人工成本会持续上涨吗?可能并不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证明此推断:如果一个工人的成本每月上涨100美元,在中国富士康有100万工人,这也就意味着每年富士康要多花去12亿美元。对于边际利润只有2-3%的公司,按照2013年的收入1300亿来计算,这就要花去公司净收入的一半,而这点工资的提高可能并不会带给工人体面的生活。

作为富士康客户的苹果公司,凭借其丰富的供应链管理经验,不断压榨供应商,攫取高额利润。因此,富士康以及其他小型代工厂如果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向客户索取更高的要价,同时政府也不会进行干涉,但是如果从工人入手,恐怕就是徒劳的。另一方面,随着富士康的竞争者的不断强大,它们也开始分享苹果这块蛋糕,所以富士康现在应该没有心情去照顾工人们的需求。

提高待遇的策略

因此,要和一个一直保持低利润的代工厂谈工作条件的改善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不改变整个供应链的利益分配规则,那么从事加工业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这并不是说代工厂与此毫无关系,但是这种改变更多需要当地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去施加压力。在此环境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更多的关注富士康工人的劳动条件。如果没有中国的改变,全球代工厂工人的劳动条件很难发生很大的变化。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全总对富士康的问题仍然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沉默,因为这个大企业关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不过这种沉默似乎要结束了,全总的副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富士康给其他工厂树立了坏榜样,其做法将会鼓励更多企业通过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更多的工人抑郁症、精神疾病甚至是更高的自杀率,如果这样糟糕的政策不受到惩罚的话,这样的局面将不会有任何变化。

致力于改善代工厂工人劳动条件的国际联合组织可以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不仅仅是针对富士康,而是针对整个行业。它可以帮助制定这个行业的工资以及劳动条件标准,并且可以向原始厂商施加压力。如今国际声援行动以及NGO主要依靠在媒体上谴责代工厂糟糕的工作条件来帮助改善工人的处境。但是,他们并不能掩盖工会以及当地的结构性缺陷,不能完成工作所赋予的使命。甚至,他们的行为还帮助了原始厂商(比如苹果)洗白了自己的剥削行为,将更多的矛盾指向代工厂。

供应链的分割在很多行业已成事实,恐怕无法逆转。但是,在整个供应链中,应该有一个主要责任人,来负责整个供应链的公共以及劳工问题。供应链中的企业们都有责任为工人体面劳动的实现而努力,如果他们的劳动条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限制,或是违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工人和工会享有起诉原始厂商的权利。

文献来源:

Drahokoupil, J., Andrijasevic, R. & Sacchetto, D. (Eds.). (2016). Flexible workforces and low profit margins: electronics assembly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ETUI, Brussels.

[吴焕琳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内容翻译自欧洲工会研究院(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ETUI)2016年出版的新书“Flexible workforces and low profit margins: electronics assembly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灵活的劳动力和低利润率——中欧电子组装业)。文章首发于微信号:社论前沿(shelun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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