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海外青年艺术家的身份认同

“四月是最残忍的，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1937年，20世纪最著名的英语诗人T.S.艾略特写下了《荒原》。2016年4月，16位身处英伦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在伦敦红砖巷（Brick Lane）举行了名为“浮世”(The Floating World)的群展。

因为有感于之前一场旅英摄影师的告别展，策展人常旖轩策划了这场告别时期的浮世展——展现大时代和小人物，展现恒常如新的归属。我们可以用策展人的话来理解作为共同体的他们；也可以跳出策展人的视线，把整场展览看做一件作品，它表达了同样的主题：一个飘忽不定的旅英艺术群体的自我认知、归属和反省。这一主题还贯穿了他们的先驱者和同代人。

诗神西行

“浮世”展中，有张蒙的巨幅组画《闻》。绿色占据画布的主要篇幅，同时隐现着中国传统画法中的笔墨。远观之，静穆肃然，犹如腾起的薄纱，在碧雾中漫天挥洒。细察则见似峦如壑，混沌未开。绿色，意味着叠叠生机的运转不息，而混沌不分，是生之初和始之源。远看静穆的碧和近观细察的混沌，正是张蒙内心矛盾感的表达。

张蒙作品 闻 2016

张蒙自言：“伦敦的开放和包容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而不断涌入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也让我忍不住浮躁”。这一矛盾下的冲突感，造就了其作品。

另一位参展艺术家闻昕是服装设计师，对此也感同身受：“外在越简洁单纯，内心才越会独特和自由。我希望借由calico project使大家暂时忘记繁忙纷扰的外界，专注自己的创作和生活”。

设计师合作系列 Calico Project

“对比在国内已经工作的朋友，学生的身份以及经济上的不独立让我对未来感到迷茫和不安。有好几次在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上，挤在不同种族的人群中，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这是参展艺术家卓娜的自述。

卓娜名为Where Do I Belong的装置作品，用一个问句喊出了无边的疑惑。那颗孤立在外的气球，外观与其他气球别无二致。绚烂的橙色——这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球内饱满的气体——人们在同样的娱乐选秀、同样的社交互联、同样的穿衣打扮，甚至在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成长。但分明看到彼此相近，却形单影只，靠近却走不进对方。听卓娜那么一说，好像她感觉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听那些历史的回响，我们仿佛感觉到，自己是局外人。

卓娜作品 Where Do I Belong。气球直观代表着内在压力充斥和对外界反映的脆弱性,而承载气球的水箱看似温和透明,却带有着一股不可逾越的力量驱使气球只能高高漂浮在水面。而结合了个人经历与身边的文化氛围,在宏观上她的作品带来的更多是对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的思考。

局外人？艺术家高逸帆，带来她已小有名气的珠宝作品。她说：“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劣势，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学习的过程中也渐渐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高逸帆作品 SICK2

有时，我们是自己的局外人。带来梦游主题的刘轩源感慨：“来到伦敦接近两个年头，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世界观和价值观被扩充得近乎膨胀。有时走在路上，竟然分不清究竟是哪一个我在行走，哪一个我在工作，哪一个我在绘画，他们是都分崩离析，但却归于一个我”。

梦游组与作品合照（从左至右：刘轩源，刘贺，赵舒频）

哪一个是自己，哪一个又不是？自己参与了哪一场局，又走出了哪一步棋？也许我们终究无从得知。

这群旅英的青年艺术家，从他们的空间位移、精神洗礼、生存经历和切肤之受中，表达出他们既作为异乡人也作为局外人的“夫画者，从于心者也”。

在策展人常旖轩口中，这群青年艺术家的艺术，“是源于表达自我的渴望，用以记录一个人的品格和周遭世界对其的映射”。从参展艺术家到策展人，在这种由漂泊感所激发的灵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群被西行之诗神引渡的中国艺术家们，在同质时代的异域他乡，寻求自我确证和身份归属。

他们仍会继续，在个人和群体中探寻“我”是谁。这一伴随着诗神西行/东渡的探寻，在现代中国，已经回响了百余年。

诗神东渡

写下“四月是最残忍的…”是1937年的艾略特。那一年，日本全面侵华，杭州国立艺术院向西南转移，与北平艺专合并。林风眠在那时退出了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主流圈，潜心绘画。20世纪初，中国诞生了最早一批留洋归来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法国归来的艺术家群体，包括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和庞薰栗等人；东渡日本，习画归来的，包括陈抱一、丁衍庸和关良等。还有在德国取得美术史博士学位的腾固先生。

1931年，腾固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美术史，以《唐宋画论》获得博士学位。他写这篇论文的初衷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系统“展示中国唐宋时期的艺术脉络”。更要与日人金原省吾的《支那上代画论研究》“决一高下”。

关于融合中西的艺术实践，林风眠是其中最为着力者。他曾说：“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其形式之发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要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并且，“西方艺术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互补，世界新艺术之产生，正在目前，惟视吾人努力之方针耳。”除了吸取后印象派、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等的技巧，他们在创作中也自觉融入中国艺术的神韵。

这不同于伦敦“浮世”展览上的艺术作品。由于时代和历史境况的差异，20世纪初的中国艺术家，在西化过程中，仍感到必须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或保守论调，无不透露出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对群体/共同体之身份的确证。

而2016年伦敦的这群青年艺术家，愈发把艺术当作个人生存状态和经历之表达的手段。他们越来越径直表达自己的生存感受：对未来的茫然感、对异乡的疏离感、对文化差异的突兀感、在时代大势之下的违和感。这一类被他们牵连至个人身份归属、自我认知和反省的感受，像一簇簇麻绳，将他们紧系在“所处何方，所为何人”这一富有历史回音的洪钟之上。

艾略特在1925年创作了《空心人》，它被认为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面貌：空虚、焦虑和无意义。这一面貌正好被伦敦“浮世”展的参展艺术家糜曾荣和高逸帆的跨界之作Break记录了下来。

糜曾荣作品 实验动画BREAK截图

先驱者的焦虑更多来自西方文明冲击之下“吾人内部情绪上的要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基于民族和国家共同体层面，进行中西调和，而这群青年艺术家，在感到和反映焦虑时，便试图建构另一个西行海外的共同体，这既是他们身份认同的共同体，亦是他们的感性共同体。但仅与类似“旅伴”组成“想象的共同体”，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或困惑吗？

在2016年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上，我们将看到国内青年艺术家殊途同归的作品。类似张蒙用渐变的绿之混沌确证人的位置，青年艺术家丁乙，用黑白代表混沌宇宙的开端，他试图在宇宙之中，寻求万物和人的位置。而黄文亚直接用装置艺术表达被扔掉的艺术品将如何重生。他直言，这本身就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处境。国内青年艺术家同样关注极具个人指涉的主题，王欣的“八赫兹催眠实验室”，就试图探索催眠状态下内在视觉艺术性表达的各种可能。

无论身在海外还是国内，中国的青年艺术家都在用艺术表达自我。相对而言，国内青年艺术家的身份归属问题更轻微，他们更清楚中西之间资本、权力、传统、市场和观念等的语境化运行。

新生策展人宋振熙明确表示，他们“不能完全西化”，面对的是所谓“全球在地化”问题。张耒也坦言，自己在探寻西方方法在创作和表达时的作用。还有姜俊这样既擅评论也实践创作、从留德多年到归国继续学习的青年艺术家，大量吸取西方艺术理论和创作方法，也研习中国历史和传统观念。

就生存制度来看，国内近年来专门针对青年艺术家的各大展览、评奖和艺术节等，为他们提供了比身在伦敦的青年艺术家更便捷的“船票”。但这一既容纳他们全球化、又鼓励他们在地化的“船票”，正让国内青年艺术家与海外青年艺术家们踏上了同一条船。

国内的青年艺术家虽然具有在地性的本土优势，但与伦敦青年艺术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全球性制度。艺术家越来越集中于伦敦、巴黎或纽约等艺术中心，在中国则是北京或上海等少数城市。这是全球性生产线制度铺开的后果。国内青年艺术家们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地性尝试，被收纳进全球性制度的建构中。他们的生存优势，同时会带来制度性身份困境。

此外，国内艺术市场迅速发展。青年艺术家们出身科班，学校教授他们技术层面的能力，但毕业后，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如何在市场的大浪中掌舵，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确定方向，确立自己的制度性身份，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困境。诗神东渡，既意味着长久的西化东来，也意味着如今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制度东引。海外青年艺术家和国内青年艺术家，面临不同却又类似的问题。

卸甲而归？

任何生命都必须通过表现（express）得以实现，表现在语言、文化和共同体中。国内青年艺术家虽然在在地性上，借助国内市场和更多元的共同体，脱离了海外青年艺术家那般突显的身份归属问题，但在全球性艺术制度下，他们同样需要探寻自我的安身之处。

西式的观念、方法、实践、环境和制度等，对于西行的艺术家和国内的艺术家，意味着“类同”。他们要共同探求的解，首要是在制度同一性下，从历史和当代性、从他人和自身、从先驱者和同代人中，生长出自己的精神立命之处。然后用这一柔性的身份内生长，去应对刚性的外在性归属建构。

恰如应奇先生概括的，我们应拥有的“不再是可以与它所生长和植入其中的文化秩序中完全分离开来从而外在地‘移植’的，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传统的更具‘独白’色彩的重新阐释从而内在地‘开出’的。在这里，重要的是一种理性反思和对话原则所主导的集体学习过程：我们的‘对话者’不但包括‘他人’，也同样包括‘前人’；我们所‘反思’的不但有‘前人’的世界，更有‘他人’的世界，因为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他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问题—离开了‘他人’，甚至都已经没有办法来界定‘我们’。”

而我所说的“卸甲而归”意味着，不管旅英旅法或旅美艺术家、评论家或别的家，也不管他们是否归来，其所学之识，都不该仅作为自我捍卫或攻击他人的铠甲利剑。当卸下用来自我武装的理论和实践，与中西古今更坦诚相待，甚或曼舞时，才内生出安身之处。在这浮世中，青年艺术家、理论家所共同建构起来的富有历史感和当代感的共同体，或任何别的共同体，若能安放他们或我们的身份认同，缓解他们或我们的困惑迷茫，那我们便可以赋予这个共同体另一个更为通俗的名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