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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孙中山故乡翠亨村:这里孕育其革命思想,今年迎最忙一年

澎湃新闻记者 韩雨亭 发自广东中山
2016-06-07 07:4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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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本文图片 东方IC 资料

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依山傍海,这里保留了中国最传统的屋舍、庭园、花草、树木及古老农耕文明的生活场景。

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开拓者孙中山的故居所在地,前来拜谒和访问者络绎不绝。为此,历届政府无不对翠亨村精心看护,使这座南方古老村落保存良好。

翠亨村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里是孙中山最早认识社会的窗口,也是孕育他革命思想的土壤,更成为他最早进行社会改革的试验场。

故居纪念馆将迎最忙碌一年

孙中山故居最早是由大哥孙眉出资、26岁的孙中山亲自设计和改建而成。它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结合的二层洋房,外观庄重而大方,楼房有七个赭红色镶有白边的装饰性拱门,二层楼廊和顶层露台边都建有西式栏杆,窗户在正梁下对开,正门上挂的一幅孙中山在楼房落成后亲笔撰写的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虽然外表很有西式建筑风范,但内部却是传统中式民居结构和摆设,正厅、耳房、木雕椅、供神台和长对联,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

在他的书房兼卧室中,除了早年行医时用过的针筒和听诊器、一张农家大床和旧书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这也是中山先生在遗嘱里说‘一生不治家’的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不是生活,而是革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员张道有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故居的庭院不大,四周环有围墙,院内古树如盖,绿荫遮天。孙中山先生当年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就在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西装屋”的房舍中,走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

作为一位医生出身的革命家,孙中山从翠亨村出发。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倡导三民主义,创立“五权宪法”,最终“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而他成了它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并重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央到地方即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翠亨村里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也将迎来最为忙碌的一年。

“今年纪念馆会举办两个大型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也正在筹备去日本、中国台湾举办展览,包括正在重新整理编辑出版1000多万字的《孙文全集》和第一辑史料影印就达5万页的《中山文献丛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黄健敏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称。他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孙中山纪念馆,每家特色和侧重均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最大的特色是掌握了孙氏家族的族谱和史料。”黄健敏说。

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于1956年,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包括孙中山试作炸药的地点——瑞接长庚牌坊,也尽量保留和复原了孙中山在翠亨村时期的生活场景。在孙中山故居不远处,便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缥缈的蒙蒙细雨之中,南方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

每天,翠亨村门口都停了不少大巴,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跋山涉水到此触摸历史。

“每年我们至少都要接待190万左右的游客。”黄健敏说。

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之中,用已故人士命名的地方并不多见,中山市是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级市,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古时县名为“香山”。

旧时,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澳门及广州市番禺区部分地区,均为香山县所辖。1925年,为纪念刚刚逝世的孙中山,香山县易名为中山县。解放后,中山县之名得以留存,1983年12月,中山获准撤县改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

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公园、学校,随处都能见到“中山”痕迹。

黄健敏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中山先生对于地方的价值和影响。

事实上,孙中山的故事远不止停留在家乡。他逝世后,广东大学易名为中山大学,中国无数的街道被命名为“中山”,乃至世界各地也能找到他的印记。

“为什么中山市、广东省会出现孙中山,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通过研究他,我们也能观察中国近代历史和政治的变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退休教授林家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以孙中山研究见长,他们最近正着手编撰孙中山的个人编年史,将他从出生到逝世,每一天都排出来,预计今年出版,总共有600万字左右。

翠亨村的叛逆少年

翠亨村除了孙中山故居外,也正在作为岭南文化的窗口之一对外展示。

林家有认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成就了孙中山。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岭南文化作为基石,包括当时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也不可能出孙中山这样的早期革命家。

“我们只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当年香山县是中国最早接触世界的地区之一。16世纪以来,葡萄牙就已经在澳门地区活动,最后将其占为己有。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很多外国人的船舶在香山县附近停靠,香港也已开埠,故此香山县乃至广东省都已成为中西文化的前沿阵地。看孙中山早年的一些回忆,你会发现他所看到的东西和世界观,已经和在内陆生活的人完全不一样。”黄健敏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孙中山的美籍顾问保罗·林百克曾整理了一本名为《孙中山》的口述历史,这本书也佐证了上述学者的观点。

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改革家的孩子来讲,翠亨村可谓一个不错的出生地。广东的这些地小而开放的小镇滋养了浓厚的民主风气,生活在这里的男孩也养成了包罗万象的胸襟和独立自主的性格。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经济地位、等级制度有时会成为男孩子们养成民主性格的障碍。如果男孩子的父母有能力将其送入学堂读书,他可能就会只专注于在求学的道路上获取更高的学位,而不屑于做任何体力劳动。

作为一个外国人,保罗·林百克用他“第三只眼”体察到了文化和思维差异。正是由于少年孙中山和香山县那些男孩子生来就要做活,并且把体力劳动视为自己学堂生活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成为他们思想自由和价值观的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翠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当时它离金星门海域不远。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将船舶停靠在广东沿岸,所以大量外国鸦片走私船只能停泊在淇澳岛(今珠海市境内)附近的金星门海域,使其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为此那里便成了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信息交汇点,每天的新鲜资讯与现代理念传播便润物细无声地启发了民智。

孙中山故居。

根据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介绍,在孙中山出生时,已经有很多来自广州、澳门的商贾富人开始在翠亨村兴建自己外国避暑度假的房舍别院,他们的到来为当地居民拓展了思维空间。

不过,对于当时古老而封闭的中国村落而言,观念的改变并非易事。孙中山也曾回忆他的一位老婶婶视外国海员为“怪物”,她告诉身边的好孩子都尽力地远离这些海员,“躲得越远越好”。

可正是这些“稀奇古怪”的外国海员,以及村子里被贩卖到美国做苦力后反而成为侨民的“淘金者”的故事,点燃了幼年孙中山的想象力,也教会了他如何在纷乱世界中特殊的处世哲学。

而离香山县不远处的广州,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座进步性的城市。这不仅得益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离香港和澳门都很近),大量从海外回家的侨民也为这里的发展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比如,从美国回来的侨民带回来很多美国化的东西。

“如果站在古代王朝的角度,广东历来被认为是南蛮之地。它位于中国沿海地区,推崇勇敢和冒险的海洋文明,到了近代以后,广东开始体现了它的优势。”林家有说。

孙中山的父亲曾经也是一位喜欢四处巡游的人,很年轻的时候就独自去了澳门当学徒,学习裁缝。当时,澳门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已经成为了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享乐之城。

外部信息的刺激,让原本喜欢思索的孙中山对自身所生存环境产生了问题。少年时代的孙中山已显现出他为人洒脱自由的性格,他本人也在口述历史中说道:“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也经常思索自己在那青葱美好的年少时光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一只鸟儿,是一种真正能够自由歌唱的鸟儿。”

由于善于思考,他幼年在翠亨村生活时,已经开始对中国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陋俗发出了挑战:反对女孩子缠足;对私塾要求死记硬背《三字经》也表示反抗,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呆板而无稽……

事实上,孙中山恰好是所有孩子中背书成绩最好的学生,名列前茅,可让他苦恼的是为何自己要背诵那些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为此他在一次课堂质问教书先生,可教书先生除了斥责他悖逆先祖外,也开始遁入迷思中,无言以对。

后来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他用心背诵这些典籍,他在香山县私塾中所学到的东西成为其博学基础,更为他成为领袖埋下了伏笔。

“当时社会风气之中将师道尊严看得很重,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可他对事物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会把问题提出来,别的孩子不敢这么做。这说明他很小开始有独立思考能力了,而在当时可谓叛逆之举。”林家有说。

保守固化的外部环境,与孙中山恣意生长的求知欲望形成了强烈对比。

他也无从了解政治,当时清政府治下的中国普通孩子没有任何机会学习政治,也无法了解政府应该是怎样的,他周围也没人知道除了用士兵的刀剑、长矛来威胁、恐吓其民众的政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政府,更不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是个好政府。

很显然,当时清政府已无力为国民提供安全感,有次翠亨村来了一群强盗,给孙中山上了第一堂政治课。

由于村民力求自保,大家未能联合抗敌,故此凶神恶煞的强盗犹如无人之境,他们洗劫了一家侨民的所有财富。被劫的侨民悲愤交加,他痛陈道:“我在海外时,那些外国人都能守信用,那些首领都能严格执法,让我通过劳动能存点钱。来到国内呢,我们周围都是禁令,却得不到一点保护。”

年幼的孙中山站在不远处,见证了全过程,眼前的现状也引发了他的思考。

“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西方国家的那些法律法规呢?为什么这个拼死拼活在西方国家打拼的归侨能在国外积累财富,还能将这些钱财带回家,回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人抢走?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这些保护人民的法律呢?”

那一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想走出香山县到海外去寻找西方人的“某种力量”。

另一个事件更让孙中山坚定这个想法,他10岁的那年,翠亨村靠在潮汕一带苦力贸易,诚实经营致富的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三兄弟被外县控告贩卖人口,清政府衙门派出清兵下乡搜捕封屋,翠亨村鸡飞狗走,家家关门闭户,犹如大难临头,可孙中山毫无畏惧。他见证了那群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三兄弟的院落,不由分说,更无审判,杀害了其中一位兄弟,其余两兄弟被关入大牢,并没收财产。

在孙中山眼中,这群官兵行为与匪徒无异,他当场提出抗议,官兵听闻大怒,想抓他,孙中山眼疾手快,一溜烟就跑了。

革命者的起点

在翠亨村早期的生活中,让孙中山最为苦恼的是信息闭塞,让他得不到任何有教育价值的信息,他脑海中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

而事实上,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日益不满,现实世界与学校教书先生所倡导的道德伦理完全违背,卖儿女、弑婴、纳妾、缠足、偶像崇拜等陈旧无稽的陋俗犹如顽疾,没有任何反抗力的民众只能服从。

见此情形,孙中山在翠亨村便大胆地向这些陋俗提出挑战。他也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很危险,虽然清政府腐败无能,但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时,大哥孙眉从美国檀香山不断传来好消息,他在那里生意越来越好。他在信中描绘了檀香山美丽的风景、肥沃的土地及井然有序的法治环境,这勾起了孙中山想去对檀香山看一看的兴趣。

在家人的许可下,他漂泊多日到了梦想中的美国檀香山,那里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秩序良好,包括空气中弥漫的自由气息让他惊讶,也激发了他一个伟大的计划——革命,并决定为此奉献一生。

他的这个决定也感染了很多人。保罗·林百克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我和这位伟人领袖的密切交往中,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一丝一毫的自私自利。在他看来,他不断奋斗,不停地挣扎努力,为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为了全中国的中华同胞的利益。”

在檀香山期间,孙中山进入英国人举办的基督教学校——意奥兰尼书院读书。他很快掌握了英文规律,阅读和写作均取得了很快的进展,可让他苦恼的是,学校的同学对他头上的辫子产生了兴趣,经常喜欢“扯辫子”。他为此没少和同学打架,最后他通过拳头和策略,打败了比他大的男孩子,双方达成“停战”,他夺回了尊严。

他本身也讨厌留辫子,可当时他认为辫子是一种政治标记。中国人都蓄辫子,表明中国人做事团结,如果把辫子剪掉,或许暂时避免扯辫子而受虐待,但是从长远看却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此举反而使他在学校获得了尊重。在教会学校的三年生活开拓了他的世界,也唤醒了他的中国意识。他严格遵守学校的每一条纪律规定,学习刻苦勤奋,为了奖励他在英语学习方面的优异成绩,他获得了夏威夷群岛国王的亲自颁奖。最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这所教会学校毕业,进入到圣路易斯学院和夏威夷学院继续深造。

“他在檀香山基督教学校接受了良好教育,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被自然灌输在他的大脑中。”林家有说。

也正是这一点,让恪守中国传统的大哥孙眉深感不安。他担心孙中山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有悖于中国礼俗教化,决定让孙中山回到国内。孙中山听完大哥的决定后十分失望,在万般无奈中回到了翠亨村。那一年,他十八岁,而他的革命家之路也即将从那座守旧落后的村庄开始。

事实上,在乘坐一艘驶向香山县金星门海湾的中国沙船上,他已经抓住任何机会向船上的乘客宣扬改革。在过海关时,他和同船的乘客被清政府的厘捐所(海关)官吏索贿,他奋起反抗,并再次借机宣扬改革,可响应者寥寥。

回到翠亨村,他继续向愚昧和无知说“不”,犯下了一个又一个“亵渎神灵”的重罪。可无论他说什么,村里人都把他的言行视为受到西方教育毒害的鲁莽之词,大家期待他能迷途知返。

最严重的一次是他为了主张反迷信,当众掰断了木制神像的一根手指。这次毁坏神像的行为触犯众怒,全村要求孙中山滚出翠亨村,他的父母也非常失望,被迫答应将他赶出家门。

未成想这次被驱逐出家门变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他被赶到了香港,在那里继续接受先进的教育和民主理念。

1884年5月,在长兄孙眉的主持下,正在香港中央书院就读的孙中山回到翠亨村,与同县外壆村(今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华侨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结婚时按照当地的习惯,根据族谱里的排行,孙中山取字“德明”。

1888年3月24日,孙中山父亲孙达成在翠亨村病逝。此后孙中山在香港学医多年,学费及生活费均由孙眉源源不断供给。

在香港求学时,孙中山时时把英国管治下的香港与故乡香山县相比,他一直想搞明白为何家乡离香港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

孙中山也曾利用他的知识和思考尝试在家乡进行一些乡政的改革,但收效甚微。不过这个过程中,他也结交了很多好友,比如与著名洋务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过往甚密。郑观应的故乡雍陌村距离翠亨村也不过10余公里。1892年,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编成,其中论述中国农业改革的《农功》篇据说即由孙中山执笔写成。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行医,时时回翠亨村居住,并在家中书房为附近村民看病。

他逐渐从“医人”走向“医国”,“行医日只一两小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

1894年初,孙中山从广州回到翠亨村,在家中的书房里埋头起草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政见书——《上李鸿章书》。这是一个在教育、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学习西方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方案。

他希望借上书李鸿章而打入社会上层,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可惜此次和平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由此走上了一条寻求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未及发动便告失败,孙中山及革命同志避走海外。消息传来,震撼翠亨村。此后十多年间,由于被清政府通缉,他没有机会回到翠亨村了。

直到1912年5月27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再次回到他阔别16年的家乡翠亨村。当晚,他在翠亨村孙宅门前的空地上,设筵宴请翠亨村及附近石门九堡的60岁以上的村民,答谢乡亲父老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后一次回翠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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