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希特勒:德国历史学家如何批注《我的奋斗》

施庆华

2016-07-29 17:3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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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他在兰德斯堡狱中写就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一卷,副标题为“清算”(Abrechnung)。八年后,1933年,他带领纳粹党夺得政权,废除魏玛体制,开启第三帝国。部分拜纳粹党掌权后的摊派所赐,《我的奋斗》销量惊人。在二战结束前,这套书在德国本土被出版了1200万册,再版1000多次,被至少译成17国语言。
如此重要的史料,如今终于有了学术批注版本。2016年1月8日,慕尼黑当代史研究中心(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发行了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学术批注本,一共两册,共1966页,首印4000套,定价59欧。放上秤,一共5.38公斤重。
《我的奋斗》学术批注版2016年1月第一版。共1966页,有3700个注释,16开精装大开本。(来源:笔者摄)
《我的奋斗》在战后被禁止在德国出版,得益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继承了纳粹党营出版社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因而得以封杀一切再版。2015年年底,《我的奋斗》就会因为作者逝世七十年而失去版权保护,成为人人可以自由出版的公版书。
有鉴于此,慕尼黑的历史学家们卡准时间发行学术批注本,希望通过专业而严谨的学术注释消解希特勒充满毒性的思想,从而达到历史普及和政治启蒙的双重目的。
作为一部长期被禁、又有高度象征意义、被高度脸谱化的书,人们总是听说这本书而非真正读过。《我的奋斗》学术批注本揭露了什么相关背景和内情?批注本采取什么样的注释策略,如何实现政治启蒙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政治象征意义?
批注本告诉你:希特勒为何书写《我的奋斗》
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希特勒书中的疯狂言论或许并不令人陌生。陌生的是《我的奋斗》复杂曲折的成书背景、希特勒当时的处境以及1920年代的纳粹党发展史,这些是理解此书的关键。在批注本八十页的导论和伴随正文的海量注释中,历史学家们为读者呈现了学界最权威、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兰德斯堡监狱现在的样子(来源:Richard Mayer/CC BY-SA 3.0)
要不是锒铛入狱,希特勒也不会有写这本书的机缘。
1923年,35岁左右的希特勒一心想颠覆共和国政权,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失败后锒铛入狱。他在狱中呆了一年不到,远离动荡暴力的街头运动,让他意外有了静下心来构建纳粹意识形态大厦的机会。
兰德斯堡的监狱待遇很不错。希特勒的监禁形式是最轻的剥夺自由的形式,在狱中,他几乎应有尽有,食物可外送,烟酒不禁。他可以着便服,没有劳役,甚至拥有自己的打字机和书桌。“伏案写作的领袖”成为后来纳粹党宣传的领袖形象:希特勒被共和国虐待,监狱条件清苦,领袖独自伏案写作,为千年德意志帝国描绘蓝图。
希特勒在狱中不会觉得孤单。其他被关押的纳粹党分子也在同一个监狱,他们可以自由交谈,屋内还可以挂纳粹的十字标记。监狱长是希特勒的崇拜者,给了各种便利。希特勒支持者们的礼物和信件如雪片飞来,崇拜者以及向他“请益”的各种访客(包括老纳粹党的“同志”)络绎不绝。
这一切都让希特勒知道,东山再起指日可待,而他将是振兴纳粹党运动的领袖。
1925年《我的奋斗》第一卷在纳粹党的自营出版社Eher Verlag出版(来源: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Alexander Markus Klotz)
政治关押犯的狱中书写是出版社追捧的热卖题材,《我的奋斗》采取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心路历程”和“自我成长”文体。希特勒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个人自传和政党理念放在一起写。
《我的奋斗》的成书过程很曲折。希特勒最早的草稿底本是他的法庭自辩书,他要捍卫其政治理想,描述其心路历程,控诉“政治迫害”他的那些敌人。后来他“识时务为俊杰”,不再写政变和暗杀的内幕,转而想写成“政治宣言”,为分崩离析的纳粹党运动提供一套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结果,通过《我的奋斗》,向来不擅长也不推崇文字书写的希特勒成功把自己打造成纳粹党内的意见领袖和意识形态理论大师——尽管历史学家们通过注释可以证明这些内容很多东拼西凑,并无多少个人创见,甚至还蛮多赤裸裸的抄袭。
其实,狱中的希特勒还不算是纳粹运动的领袖。在此之前,他过着极为动荡不安的社会边缘人生活。政变失败后,纳粹党被禁,成员被捕,党产被没收。共和国在经历初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危机后,渐渐步入平顺。纳粹党势力分崩离析,党内斗争强烈,群龙无首,1924年国会选举只拿到3%不到的票数。
历史学家考证出了希特勒如何通过狱中书写建立起自己在纳粹党运动中的“领袖”声望,并在出狱后很快终结了党内派系斗争。1925年,《我的奋斗》第一册出版。1926年,希特勒在党内整肃异己,成为党内权力一把抓的“元首”。1926年年底,《我的奋斗》第二册出版。
《我的奋斗》伴随着希特勒出狱后政治上的绝地大反攻,见证了他党内一统乾坤的过程,是希特勒党内造神运动的重要一环。
和希特勒“打擂台”的策略
《我的奋斗》的批注承担了政治启蒙的使命,因此有区别于传统的文本注疏。普通的文本注疏主要辅助正文的意思传达,作注的编者的诠释和态度往往隐而不表。《我的奋斗》的批注不仅作注,更明确表达批判正文的立场,跟作者“打擂台”。
于是,希特勒独白的麦克风被抢去了。历史学家们采取了“批注包围正文”的页面设计:正文在右边页面,注释则在左边页面以及正文的周围。在3700个注释中,历史学家们旁征博引,集结最近几十年关于纳粹帝国和希特勒的历史研究成果,与他字句交锋,不留任何活口。几乎所有能批注的都给注上了,有时批注比正文还长。
批注的页面设计:正文在右边页面,注释在左边页面以及正文周围。(来源: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Gorbach Büro für Gestaltung)
在注释中,历史学家们不仅揭露希特勒的意图,更批判这些理念和陈述,指出其隐瞒或扭曲的事实和片面的陈述,反驳其谬论,甚至替不在场的当事人和被攻歼的魏玛共和国体制驳斥这位满嘴谎言的作者。
以下,笔者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历史学家们使用了哪些特别的注释策略。
杜撰穷苦出身:希特勒当过“维也纳的建筑工人”?
历史学家在批注中揭露希特勒刻意隐瞒、扭曲或欺骗的部分,这在希特勒自传部分对应的注释最为明显,希特勒几乎分分钟被打脸。
例如,他在书中把自己写成不见容于呆板枯燥的传统学校教育的天才,但在注释中,读者发现他其实是个不断辍学的差生,即便他所宣称的自己擅长的科目也是成绩很差。而他宣称的艺术天才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维也纳报考画院屡次落第。他宣称最后一次辍学是由于肺病,但注释中,希特勒家庭医生的回忆录说明他当时并无肺病。
再例如,他描述了一战前,他在维也纳度过了充满贫穷和窘迫的青春岁月,声称维也纳是他“生命中最悲伤的一段日子”。他为每日温饱拼搏,与饥饿作伴,甚至还在建筑工地做帮工。一个“苦出身”却“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形像跃然纸上。
但实际上呢?在几个注释中,读者得以了解到20世纪初的维也纳居住成本的确昂贵,而希特勒固然因为父母先后过世而陷入经济困境,但父母留下遗产加上他的孤儿津贴其实足以让他不至于去建筑工地打工。和他宣称的自立自强不同,他从阿姨处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经济资助。
这一段“建筑民工”的履历是杜撰的。
把自己说成是卑微的苦出身是“伟人励志小说”文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缔造一个神话:希特勒是如何从一穷二白的苦出身青年,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成为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
另一方面,“维也纳的建筑帮工”经历也被他用来描述其反共政治理念的养成和“政治觉醒的那一刻”。他描述说,在工地上,工会使用恐怖手段逼迫他加入组织,而工会宣扬反民族主义、反德意志祖国,还要和苏联的“同志们”携手,这些让希特勒觉醒到共产主义的恐怖和可恶。
从蓝图到政策:国家作为种族纯净的保障
最为特别的注释策略是,历史学家在注释中对比了该书出版后发生的事——纳粹帝国时期的政策,指出希特勒的相关文本段落中的思想与后来政策的关系。
例如,在第二册《国家》一章中,希特勒描绘了以血统和种族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的国家该实现什么理想:
“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生活的中心,保障其种族的纯净,让只有健康的后代才得以繁衍。国家拥有最现代的医疗技术,对于那些可预见的会有疾病的以及会遗传的人,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宣布其为不育,并且付诸实施。”(第二册, 初版第36-7页,批注版第1031-3页)
在注释中,历史学家指出了种族主义优生学的思想源流,以及这番蓝图后来成为什么样的现实政策:1934年1月1日,纳粹政权颁布的法律《遗传疾病后代预防法》(Das 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开始生效,至1945年有四十万人被强制绝育,其中约六千人死于手术。
关键词“毒气”:大屠杀早有预谋?
希特勒是否在书中就已经预言或者预谋了用毒气室系统性地大屠杀犹太人?《我的奋斗》中有一段关于一战和犹太人的话常被诠释为“大屠杀的缘起”:
“如果在战争爆发初期和过程中把12000或15000名这些希伯来的‘腐化人民的家伙’施以毒气,就像成千上万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最好的德国人在前线战场上遭难的那样,那么我们在战场上丧生的上百万牺牲者也算没有白费了。”(第二册,初版第344页,批注版第1719页)
“毒气”这个词很敏感,它几乎就是大屠杀的关键词。这也难怪:被纳粹政权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受害者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丧命于毒气(一氧化碳或齐克隆B)。
然而学界普遍认为,在希特勒《我的奋斗》成书的1920年代中期,尚无系统性大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希特勒对于灭绝营毒气室的“工程技术设计”也没有直接关系,他只知道模糊的大概。
在注释中,历史学家们考证了希特勒曾经有过的反犹主张。在二零年代,希特勒有流露出至少肉体消灭部分犹太人的激烈言论,但这和纳粹后期种族灭绝犹太人不是一回事。
读者也了解到,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1933年纳粹掌权后直到1941年,纳粹政权的目标是把犹太人隔离出德国社会,从德意志人民的土地上驱离。
转折点出现在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占领波兰,尤其最关键的是1941年与苏联开战之后。战争的步调加紧,德军需要“更高效率”地“处理”犹太人。在德占区,大规模的枪杀显得很难实行。因此,1941年秋天,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毒气室大屠杀,其它几个灭绝营也陆续进行。
批注本的价值和意义
《我的奋斗》批注本一共两册,重达五公斤多,这对读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尤其希特勒的语言文笔拙劣、逻辑混乱、组织颠三倒四。
在导论中,编者们认为他们的目标读者不限于专业学者,而是广大的普通读者。当然,不能期待读者像读其他书一样从头到尾读完。那么,为何普通读者要去阅读一本充满仇恨的罪恶之书?应该用什么方式接近它?
编者们举了个例子。1999年,当代史研究中心获得政府授权,把希特勒生前的度假屋(Domizil Obersalzberg)——这个被封禁很久的“犯案现场”——改建为历史档案博物馆,让公众借此了解纳粹帝国的历史。
《我的奋斗》也是这样的“犯案现场”,也可以经由历史学家改造成历史普及和政治启蒙的“博物馆”:一边是历史物件,一边是历史学家丰富而权威的注释。有“解药”在手,读者们可以放心去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不会被希特勒的谎言和谬论蛊惑。
把“犯案现场”转化成政治启蒙教育基地,当代史研究中心有经验,他们把希特勒的这个度假屋做成了历史档案博物馆。(来源:Alexander Fiebrandt/CC BY-SA 2.0 DE)
不过,编者用心良苦,普通读者恐怕阅读起来会有很大困难。批注本厚达2000页左右,还是大开本,3700个注释巨细靡遗密密麻麻印在一起。有些注释的长度是正文的两、三倍多,还没有分行。有时,读者还会读到例如在第二册的某处注释“参见第一册第几页的第几个注释”——你需要一个很大的书桌来同时摊开这两册书。这样的信息量和排版对普通读者的耐心是极大考验。
对普通读者来说,市面上已有颇多内容权威且文笔通俗优美的希特勒传记,例如Joachim Fest(左)和Ian Kershaw(右)的传记都堪称经典。
《我的奋斗》批注本最大的目标读者恐怕还是在学界内部。学术批注的形式决定了它不是要引发对希特勒的再评价,或发表石破天惊的新发现,而是汇总既有成果,也因此它将成为学界研究20世纪上半叶极端右翼思潮和纳粹帝国史的必备工具书。
再也没有比一本书被禁更增添其神秘色彩的了。因此,何必为极端右翼“被民主体制迫害”的想象添砖加瓦?潘多拉的盒子不会因此被开启,政治启蒙需要直面而非回避来自历史的回响。凭借扎实的历史研究成果,历史学家们祛魅了披在《我的奋斗》上长达半世纪以上的神秘、甚至神话般的色彩。
当年,反驳希特勒的声音太轻、太少。如今,德国历史学家们在注释中加大分贝,补上这些缺席的声音。某种意义上,《我的奋斗》第一册的副标题可以用来描述这套批注版超越学术本身的政治象征意涵:德国历史学家“清算”了希特勒以及纳粹意识形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份文本。

参考文献:
1. Hitler,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Berlin, 2016
《希特勒, <我的奋斗>: 批注本》,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中心出版,2016年
2. 慕尼黑当代史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ifz-muenchen.de)
3.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Themenheft "Mein Kampf"(2015.10.19)
《国会周报副刊•来自政治与当代史》,《我的奋斗》专题(2015.10.19)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纳粹,二战,《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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