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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法国汉学家劳格文:怎样在中国农村做田野调查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巫能昌
2016-07-30 10:00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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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格文(John Lagerwey),法国汉学家、宗教史和民族志学者,研究兴趣为道教、中国宗教、地方社会史等,曾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道教和中国宗教史”讲席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东南地区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著有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1987)、China. A Religious State (2010),编有(与人合作)Early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09, 2010)、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and II (Brill, 2014, 2015)等。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之约,2016年5月9日,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对劳格文教授进行了访谈。这次访谈主要围绕田野考察这个主题展开。

劳格文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巫能昌 图

澎湃新闻:您对田野考察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劳格文:我最初在密歇根大学念本科时是读英文文学的,后来在莱顿开始转到中国古典文学,最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吴越春秋》。1975年博士毕业后,我去了法国,并在第二年开始到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去上康德谟(Max Kaltenmark, 1910-2002)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 1934-)的课。课程内容都是当时哈佛大学没有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前者的课使我认识到道教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后者的课则让我了解到道教一直传承至今的情况。施舟人是在台湾入了道的。1977年春天,施舟人邀请他的师兄、台南的陈荣盛道长来实践学院上课,讲道场和功德仪式,还在巴黎做了一个关于画符的展览。这些引起了我对历史和现存道教仪式的强烈兴趣。1980年,我趁到台湾校对书稿之机去拜访了陈荣盛道长,并观看了他在台东主持的一场醮仪。那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

澎湃新闻:从您的论著来看,您的田野点大致经历了从台湾到闽南,再到闽粤赣客家地区,最后到徽州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您是如何选择这些田野点的,能否大概介绍一下您在各地的田野经历?

劳格文: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啊。我从1980年开始每年都去台湾,第一次去大陆的时间则是在1985年。1985年,我去了漳州。抵达漳州后,我就开始打听道教方面的情况,刚好碰到一个人告诉我正在准备12月份的一个醮。我和丁荷生(Kenneth Dean)就在12月份跑到漳州去看他们的醮。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看到打醮。1986到1987年间,我在台北待了一年,基本上天天都跟朱坤灿道长在一起,跑遍了整个台湾北部。我想了解台北的道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与此相关的,台北和台南的道教传统为什么相差那么大。根据刘枝万的调查,我当时已经知道台南的道教传统来自泉州,台北的道教传统则来自漳州, 也知道台北的道士有所谓刘厝派和林厝派。看到两家的族谱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分别来自广东的饶平和福建的诏安。于是我就去了饶平和诏安。我在饶平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但在诏安找到了一个林姓的道坛——威远坛。当时威远坛传到第22代,和台北林派道士一模一样。到了诏安之后,我还发现台北林派的传统就是客家的。于是,我就开始对客家、闽南等这些汉族内的不同族群产生了兴趣。

1989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待了一年。由于秋季学期没有课,我就在那个秋天拼命跑田野,在内地跑了三个多月。由于知道台北的道士源出客家地区,我就先去了广东梅县,带着一个很笨的来自欧洲历史的问题:是不是客家人不但有自己的方言,还有自己的宗教?而且,我在那时还以为他们是来自北方,就是罗香林的理解——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我在梅县并没有碰到像台北、诏安等地那样的道士,不过有一个香花和尚。我还拍了他的一些手抄本。我想,虽然没有找到原来要找的东西,可是能看到别的东西也是很有趣的。那里有什么我就去看什么。所以,我就继续去粤东北的大埔、闽西的永定、上杭、武平、长汀,然后一直走到闽北的建阳、建瓯,然后还跑到浙江的苍南。1989到1991年间,我总共跑了整个福建、广东和浙江的40多个县。我到一个地方后首先就是靠打听来了解那里的宗教情况,就像打猎。因为宗教在那时还是不能碰的东西,而且很多地方你不知道是否开放。去之前有人告诉我:“现在全福建省都开放!”我却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上海,陈耀庭告诉我武当山是开放的,结果也不是。有一次,我到福建将乐,因为没有酒店,只能找招待所,所以当地政府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傍晚时分到了招待所。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方不开放,我只好跟他们说我现在哪里也去不了,而且我原来以为这个地方是开放的。他们只好勉强答应让我住一晚,要求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很多地方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那一年,我还到了漳州平和县的九峰镇,去看当地新城隍庙的打醮,结果被赶走了。我后来听说当地组织这个活动的人也被罚了款,甚至还坐了两个礼拜的牢。不过,我在那里还碰到了来自龙虎山的汪法官——那是龙虎山最后一辈的法官!我在1990年去龙虎山还见过他。问题是当时政府只承认全真是道教,而认为正一属于迷信。

江西铜鼓道士展示科仪本。劳格文 图

我转到客家是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个笨问题。不过,这个笨问题的结果却很有用,因为它让我接触到了中国地方社会的复杂性。1992年的时候,我在台湾访学,有次到学生书局买书,刚好那边的主任黄小姐认识我。她告诉我楼下有一个人找我。这个人就是王秋桂。王秋桂是个很直爽的人。他直接跟我说,要我去申请一个课题。但我想自己独立做研究,不想组织别人的工作,于是拒绝了。可是王秋桂一直抓住我不放。这样大概过了差不多一年,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展开工作,才接受了,于是便开始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计划,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后来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1996-2006)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最早的合作者是嘉应学院的房学嘉,主要在粤东;然后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杨彦杰,主要在闽西。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的谭伟伦开始跟我合作,他和韶关学院的曾汉祥一起负责广东地区。我在赣南的主要合作者则是赣州市博物馆的刘劲峰。

徽州的田野大概要从2005年说起。那时我们已经跑遍了所有的客家县,还调查了那些半客半赣、半客半闽的县。每个县都起码出版了一两篇文章。我想已经差不多了,打算不再做客家,也开始不想再去申请课题。由于已经搜集了很多关于宗族历史的个案,宗族历史便成了我当时的兴趣,于是很想集中精力去研究族谱。我读了科大卫(David Faure)写的“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这篇文章,就写信给他,请他建议有关宗族历史的书籍。科大卫告诉我,他有关宗族历史的知识全部是向常建华学的,就是常氏的那本《明代宗族研究》。所以,我马上就去读这本书,并做了很仔细的记录,发现他的三个个案分别是莆田、吉安和徽州。莆田已经有丁荷生在做研究。吉安我刚做过,出了两本书。我进行了比较。常建华书中描绘的吉安和我在田野得到的印象完全是两样,就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他的吉安完全是儒教的中国,而我的吉安是民间的中国。第三个点就是徽州。众所周知,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徽州社会有着最典型的商人和绅士之间的合作。但我想看到的是徽州的真实面貌,把徽州当作我的最后一个田野点。于是,我写信给王秋桂,说我想去做徽州。他说,好啊,可是你会很失望,因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便请他一起去看,还有卞利和王振忠。我们去的第一个村是呈坎——他们带我去看的都是比较有名的村落。结果,我们发现到处都是道教、佛教的东西。呈坎还有非常漂亮的社屋!那可跟客家地区、广府地区供奉土地公牌位的“小狗屋”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还马上知道了地方神汪华。大家都明白汪华有多么重要!不过,我们一到任何地方,包括呈坎,听到人们讲的却不是汪华,而是他的九个儿子,因为驱邪赶鬼都是汪华的九个孩子做的。我就这样开始了徽州的田野。

劳格文、高万桑与报告人余敬诚的合影。网友阿尔法 图

澎湃新闻:研究华南的历史学者进入田野的方式常被归纳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您是如何进入田野的呢?

劳格文:我的方法很简单。到任何乡村,我都会问当地人以前是到哪里去烧香的。当地人有时会说那些地方早就没有了。我还是要坚持去看。每一个烧香的地方都要去看,包括那些小的土地公、小的分支祠堂等等。

澎湃新闻:如何应对方言的问题?

劳格文:当然会有方言的问题。这也是我和当地人合作的一个原因。与当地人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长期居住在那里。如果要继续挖,我一个人哪里能挖那么多地方,于是便有了这种合作。他们最懂得当地方言、宗族的历史等等。我们每次做田野的时候都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但不一定说要找很多人。找到一个对地方历史、民俗感兴趣的当地人来进行合作还是有用的。因为他所提供的数据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而不太可能是学术界构成的那种写法。而且,他当然也描述自己家乡的东西。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还自己写了书。

澎湃新闻:和当地人打交道有没有什么技巧?

劳格文:我的情况和我的中国合作者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外国人,是不懂规矩的人,所以当地人不会怪我没有礼物。不过,礼物肯定是不能少的。那种传统的送礼物、慢慢建构,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可这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我有一个规矩,即田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拍的照片洗出来,如果有报告人的地址就马上寄给他们。所以,好多地方都有我和当地人合影的照片。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很高兴,也能知道你的信用。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人用钱来买关系。那是最糟糕的。当然,现在的社会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经改变了。不过,我的印象是,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为了做研究而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一般是会支持你的,让你拍他们的族谱和手抄本等等。但是,你也不能乱发表,因为这需要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就是我们做人类学的基本教条,就是要有信任。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谈谈田野中印象较为深刻,或是较为有趣的几件事情?

劳格文:太多了。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外界根本不知道有土楼。我把土楼的照片带回巴黎,人家看过之后都惊叹不已。当时中国的其它地方也还不怎么知道土楼,可是当地人都会很骄傲地说:“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从太空看到的人工建筑。”那时我和杨彦杰一起做田野。他在准备《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的第二本。前后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的吃住都在土楼,跟老百姓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这是一段忘不了的经历。类似的经验太多了,像梅县的围龙屋,是房学嘉陪我去的。房学嘉后来写了《围不住的围龙屋》这本书。不过,粤北、粤东地区不同乡村的集体性建筑有很多种,不仅有围龙屋。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和谭伟伦一起去粤北乐昌市的九峰镇——一个靠近湖南的偏远山村,找到了一个保存了非常漂亮的神图的道士。我在粤东北遇到的一个香花和尚也收藏了神图。我和叶明生一起去福建的泰宁和建阳,同样发现了很多神图。就是说,我们在各个地方都会有想不到的发现。

福建将乐民间供奉的神位图。劳格文 图

为了研究闽西长汀和连城两县交界处的宣和十三坊,我去了培田村。给我带路的是一个小学老师、校长。我们慢慢地发现村里有族谱而且有乾隆、同治、光绪这三个不同的版本。不过,族谱的收藏较为分散,就是这个人有一两本,那个人有一两本。有乾隆、同治、光绪三个版本。我们在找乾隆版族谱时还发现一个收藏人已经搬到了县城。所以,我就跑到县城。而且,那时需要复印,就是要跑到连城县城才可以复印,费用也很贵。最后,我发现三个版本的族谱都是全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很可惜的是他们的祖先画像后来全都被偷走了。我每次回香港,如果有这种照片都会给饶宗颐看。他看过之后曾感慨道:“人家都知道考古不知道考今!”饶先生做过相关的研究。他认为培田的祖先画像完全出自宫廷的手艺。它就出现在一个看起来是边缘的乡村之中。这些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澎湃新闻:如何在田野数据和传统历史文献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是个经常困扰调查者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劳格文: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族谱就比较难办。因为要了解一个乡村,就必须了解它的宗族。一讲到宗族,你就已经开始在了解它所在村落的历史了。不过,杨彦杰说过一句话:“没有族谱头痛!有族谱更头痛!”意思就是,没有族谱的话你可以请教村里的老人家——这也是唯一的办法,通过他们的传说、宗族分支、祠堂建筑、各分支的香火簿等等来重新建构他们的来源,总之是要尽可能地回顾他们的宗族历史。“有族谱更头痛”,是因为不少族谱都是有很多水份的。因此,怎样阅读族谱的序就显得很重要。我们在和当地人合作时,只要他们有族谱,都会请他们把所有的谱序复印或拍照给我们,因为他们自己没办法去分析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是如何用传说等等来慢慢建构宗族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当地的《歌谣集成》、《故事集成》、《谚语集成》等其它数据。

澎湃新闻:您在村里看族谱等文献——当地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怎么去接触(它们常被供奉在祖祠里面),村里人的观感和态度是怎么样的?

劳格文:当然,我不是一个人下去的,总是有中国的合作者陪我。特别是我和杨彦杰去做田野都是先通过政府外事办的,然后每个地方的外办都会接待我们。当地通常都会派一个人给我们做向导。我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和当地政府合作。当然,如果自己直接下去会更好,但这需要懂得方言,或者是有能够带路的熟悉人。因此,无论是去哪里,政府的合作和认可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此外,我们写的不少书被当地政府用来申请“非遗”。特别是在做客家研究的时候,那时客家热,我很快就出名了,一到某个地方就会被抓住,要我做他们这里而不要做其它地方,强调他们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不过,也有些地方的政府根本不理我们,比如在福建的诏安。可是那里刚好有一个担任过文化局副局长的老李。当地的很多古建筑保存得很好就得益于他。他对我们做的东西很认可。因此,我们虽然没有政府的支持,但是有他做朋友,每次都给我们带路。他和各个地方的老人都很熟。这种在地方上给我们带路并成为朋友的人,他们的热情很重要。

至于族谱,现在真的大多数时候都无所谓,特别是很多地方都新编了族谱,所以比较容易拿出来。可是有的地方也很保守,不肯让你看他们的族谱。闽西长连十三坊的一个村有个很有威望的老书记。1950年代的时候就是多亏了他才让村里的族谱躲过一劫。这个书记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然而就连他也没有办法让村里人把族谱拿出来给我看。如果要看他们的族谱,唯一的办法就是正月初三他们开谱那天晚上,到那个村去住下来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等到那一天。那一次,祠堂寅时才开门。于是,我们就住在他们安排的一个老房子里面。这个老房子和祠堂分别位于村子的两边。他们告诉我们会放铳,等放铳时去祠堂就可以了。我们就怕他们骗我们,早上两点左右就爬起来往祠堂走,可是没有任何灯和手电等照明工具,结果村子里很多水,我不小心踏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只好还是先回去,等着他们放铳。结果他们确实放了铳。于是,我们就重新出发去祠堂看族谱。这类小故事太多了,我可以讲一个月。

福建泰宁开善《江氏族谱》所收祠堂图一幅。劳格文 图

澎湃新闻: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对您理解中国宗教有什么影响?

劳格文:影响很大。首先,你一看到实物就会知道文献不是空的。可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文献又是空的。因为只要没有看到实物,你就很难想象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你在一种道教科仪本中看到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可是,你根本不清楚道士可能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念完一段好几页的经文,也不知道一条只有几个字的小条目,如“发炉”,可能就要做半个小时,因为道士并没有把其中的秘诀写在科仪本里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同时跑田野和做文献工作。我们这个行业,你如果不做田野就可以回家,因为你根本没办法真正了解它。

其次,我原来对佛教不感兴趣,因为只想了解中国的本土宗教。我后来就是做了田野,加上跟别人合作才发现,你不了解佛教还想研究中国宗教?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我再简单地说下谭伟伦第一次下乡做田野的印象。1997年7月2日,就是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我们离开香港去内地做田野。我们先去闽西的长汀和当地的合作者一起开了个座谈会,然后和杨彦杰、曾汉祥一起到广东乳源隔壁的一个县考察。我跟曾汉祥一起去做我们的调查,由杨彦杰带着谭伟伦跟当地的一个姓黄的报告人去这个人的家乡。我们在一个礼拜后重新会合。我问谭伟伦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有关佛教——谭是中古时代佛教的专家——的知识都可以扔掉了,要重新开始,因为在书上看到的佛教实际上不是民间的佛教,不是中国的佛教。这就像我在巴黎第一次接触到道教时,它就完全颠覆了哈佛教给我的中国历史。

最后,田野调查让我意识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一个乡村国家。90%以上的中国人历来都是住在乡村的。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乡村,你就绝对了解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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