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在欧洲（4）|工会究竟为工人做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整合进全球经济，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渐放宽，年轻农民工成为新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统计局开始对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进行监测，截至2014年有近2.74亿农民工在城镇从事务农以外的工作，中国也在同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但其贸易和投资活动仍具有重要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影响。

本章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描绘了全球生产中工人、资本、中国政府之间日益深化的矛盾，认为劳动力碎片化、所有权多样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给工人和工会带来了重大挑战。本章考察了工人的抗争行动、工会代表的本质以及企业和政府在保护工人方面的表现。2010至2015年期间，作者访谈了富士康的工人积极分子，了解他们反抗管理暴行的集体行动。研究发现，在没有工会代表和支持的情况下，工人临时创造出了独特的组织和协商方法，面对工人的挑战，企业和政府的回应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工人的新变化

亚洲厂商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整合以及电子产品交货周期的缩短增强了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Beverly Silver对1870年以后的全球工人运动进行了研究，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在新投资地点的出现，她认为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源于紧密嵌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这些工人在关键节点的停工，能够造成远比这一局部停工本身更为广泛的破坏性影响。在当代社会抗争中，Frances Piven提出了“互赖力量”（interdependent power）这一概念，并认为雇主比以往更依赖于工人的合作。制造和出口在中国处于中心地位，这为工人依靠其组织经验拓展劳工权利提供了可能。

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和赶超发达国家，中国推动国企改革，扶持私有及外资企业。许多工厂在1990年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产，抑或走向私有及重组，约3500万至6000万人失业。全国总工会在1997至2000三年间流失了近1700万会员。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正在发生巨变。中国的工业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大型央企、混合所有制的地方和外资企业、小资本企业。其中外资巨头厂商（如富士康）在中国享有廉价土地、人力资源等地方政府给予的诸多特权。

富士康主要雇佣年轻人，超过85%的工人年龄在16-29岁之间。拥有100万工人的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这一巨大的劳动力增长现象与制造业的全球转移有关。1980年代，许多技术公司放弃低附加值的硬件生产和电子装配，聚焦于设计、研发、市场营销和消费者服务，外包成为减低成本和转移利润负担的重要方式。富士康作为承接全球品牌商订单的台湾厂商之一，在近年得以迅猛发展。

富士康的工人生活

2013年富士康的进出口总额达2446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4.1%，同时也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生产线全年无休。富士康在中国有超过30家工厂，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6个省份。富士康声称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其承诺的高工资、工作条件和职业前景吸引了大批求职者。富士康的深圳龙华厂区占地175万平方米，设施齐全，2010年顶峰时期，工人多达40万。在这个“有爱心的大家庭”图景背后，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却是孤立的。

工厂宿舍里的外来工缺少家庭网络的支持。不管是否结婚，工人都被分配到一个铺位上，除了自己的床铺以外，工人几乎没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室友均来自不同部门，社交困难。富士康强调纪律和效率，生产线工作节奏紧张且重复，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秒，如若错过生产节拍，工人会被要求在全线人员面前大声认错，这种责罚方式经常让女工崩溃大哭。2010年前五个月发生的富士康12连跳震惊了全世界，也深刻揭示出了工人在此种生产体制下的非人体验。

富士康工会

富士康工会的目标与中国官方说辞一致，工人被告知“有困难，找工会”。截至2009年12月，中国92%的全球500强企业都已成立工会，包括富士康和沃尔玛。全国总工会共有2.58亿会员，数量超过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后者共有会员1.76亿，分布在161个国家（不包括中国）。中国大型企业的高度工会化与欧美等国工会覆盖率下降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富士康工会究竟为工人做了什么呢？

2006年以前，富士康一直没有建会。为了回应日益增多的工人罢工，中国领导人决定加强工会组织中的职工参与程度，希望借助企业工会来维护社会稳定。在深圳市政府和市总工会的压力下，地方总工会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与118名富士康工人签署了入会协议，富士康工会化的第一步终于展开。2007年富士康立刻对新工会进行控制，任命总裁私人助理陈鹏女士担任工会主席并一直延续至今。到2012年工人代表已经发展到23000名，工人入会率达到93%，富士康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工会组织。

连环跳发生以后，工会主席陈女士并没有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还公开发表言论指责工人的自杀行为。2010年7月，苹果公司组成了自杀预防工作组，对工人的生活质量、压力来源、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要求富士康雇佣心理咨询师，成立24小时的关爱中心，并在工厂建筑物周边拉起巨网来防止自杀。但当年的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Apple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Progress Report）并没有对此事进行说明。

面对教育程度高、流动性强的年轻工人，富士康管理者希望能够稳定和激励工人，但同时也在向工人施加更大的生产压力。工会工作人员一周工作七天，组织演讲、郊游、唱歌等娱乐活动，提供热线、咨询服务。最常见的工会活动是封箱竞赛，此种伪装成团队建设的工会活动实质上是为了提高生产，工人认为工会更多的是为企业而非工人服务。此外，由于缺乏隐私性，工人身份会被上报，热线和咨询非但对工人帮助甚少，反而加强了管理者对工人的控制。

工会的作用

近年富士康向工资更低的区域转移，引发了工人新的不满和公开的冲突，劳资纠纷数量增多。2012年春节过后，上千的富士康工人需要从深圳转移到武汉，工人要么接受转移要么丢掉工作，不少工人选择随厂搬迁。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统筹合作，工人的社会保险无法转移，富士康没有对此进行补偿，并将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由于工会依附于企业，富士康工会也无法承担起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责任。最终，工人只得从深圳社保局撤回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交金额则无法取出。此外，工人工资也随之减少。月基本工资从深圳的1550元调整到武汉的1350元，减少了13%；2012年2-3月的周末加班工资也被取消。

4月，近200名武汉富士康的工人走上工厂楼顶，高声抗议。此举立刻引发社会关注，地方政府被迫介入。在十小时的对峙中企业负责人并未露面，但工人最终赢得了周末加班工资。

政府的治理术与企业的回应

出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目标，地方政府发展出了“抗争吸纳”（protest absorption）的治理术来在基层化解劳资纠纷。在与工人对峙时，老板或政府官员会要求工人选出5人以内的代表进行对话，这一策略标志着分化和吸纳工人力量的开始，整个事件也由此得以控制。政府凭借警力来介入和平息工人行动，这反映出中国劳动关系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越来越多的工人意识到即时生产模式给大型企业带来的生产压力，这也给他们提供了聚集在一起表达自身诉求的契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也给他们提供了传递公开信、寻求社会支持的渠道。工人同过媒体、劳工小组反映工人生活，从而营造出呼吁企业道德责任感的舆论氛围。这种工人与非政府劳工组织的联盟正是对当前基层调解机构和工会组织局限的一种回应。

政府官员包括工会干部的目标是防止劳资纠纷升级，避免工人走上法庭。在司法机构和正式的调解程序之外，政府往往进行更直接的管控，地方官员运用自由裁量权直接干预劳资纠纷，Mary Gallagher将其称为“积极政府”（activist state）。最常用的策略是企业或地方政府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稳定”。抗争如果处理妥当，可以起到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安全阀作用，但政府的维稳经费压力却在逐年上升，工人自由结社等基本权利也依然没有得到保障。此种政府积极干预的维稳策略能够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一位21岁的富士康工人向企业总裁郭台铭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对工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进行了控诉，从工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呼吁平等对话。信中要求企业尊重并平等对待工人，要求企业工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富士康对此作出回应，在2013年宣称工会将实行会员代表选举，切实维护工人权益。时至今日，富士康依旧没有落实当年的承诺。

结论

中国作为一股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崛起，背后蕴含了数亿农民工的辛劳。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以及所面临的挫败都将具有全球性的历史意义。本章认为，工会的资本依附性决定了其代表工人的能力有限，导致工人与工会的疏离，这在危机发生时尤为明显。但是，全球生产带来的深层冲突激发了工人抗争。这抑制了“逐底竞争”现象新投资地点的出现。

随着富士康等大公司分厂以及工人的内迁，工人抗争开始蔓延到全国。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取代市场改革初期的父辈农民工成为工人的主体。作为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石，这些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工人具有更高的期望，渴望赚取生活工资、发展职业技能、要求多重福利、组建民主工会，但这些期望在富士康等大企业中均面临巨大阻碍。保护工人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严格执行，这就给企业提供了逃避法律责任的巨大空间。如若可以在富士康实行民主选举与集体谈判，这对中国工人来说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以上内容翻译自欧洲工会研究院（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ETUI）2016年出版的新书“Flexible workforces and low profit margins: electronics assembly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灵活的劳动力和低利润率——中欧电子组装业）。文章首发于微信号：社论前沿（shelunqianyan)。文献编译：刘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