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读《晚清官场镜像》︱一部“活的制度史”

陈晓平

2021-10-11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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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邱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63页,99.00元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邱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63页,99.00元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可谓一部“活的制度史”。作者邱捷利用杜凤治日记提供的鲜活材料还原晚清官场运作,对“皇权如何下县”做出了解答,揭示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官场为何消极应对晚清变局,以及科举不公、司法黑暗的真实状况,有助于人们理解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将给不同背景读者提供有益启示。
杜凤治(1814-1883),浙江绍兴人,举人,1866年起历任广东广宁知县、四会知县、南海知县、署罗定州知州等职十多年。他留下数百万字的日记,十分详尽地记录了他的仕宦生涯。杜凤治写作能力超强,下笔精准细致,日记原不拟公开,故而写得坦率大胆,是迄今所知最有价值的晚清州县官日记。邱捷教授用近二十年时间精心研读日记,做了全面释读整理,《晚清官场镜像》为这一研究历程的总结,是一部将政治史、制度史、社会经济史融会贯通的著作。
皇权如何下县
1990年代,农村政策研究者温铁军受费孝通启发,提出“皇权不下县”的说法。2015年,胡恒出版《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一书,认为十八世纪以后州县佐杂官开始分辖乡村,并分划辖区进行治理,在若干区域形成了稳定的县以下区划体系,试图用“县辖政区”一说否定“皇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本属未经科学论证的概念,但所谓“县辖政区”的论证也有薄弱之处。邱捷充分利用杜凤治日记中的史料,复原皇权下县的实际运行方式,或可为这个争议画上句号。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为清代地方制度史的开创性著作。他广泛利用清代公私著述,揭示州县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瞿同祖贡献极多,其中之一是点破州县“一人政府”性质,即州县官是唯一负责人,必须乾纲独断,僚属、幕客尽管会提出各种建议,但对后果并不负责。瞿同祖深入分析了州县官的“四个辅助集团”——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客。邱捷除对此四者的研究贡献了大量新案例外,对瞿同祖忽视的第五集团“佐杂”做了深入研究,是十分突出的贡献。
胡恒提出“县辖政区”说,是以州县以下有较多佐杂岗位分布为主要论据。佐杂包括州县官的佐贰官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吏目、典史以及杂职官巡检、河泊所所官等,其中表面上较为接近县以下“政权”的是巡检司。邱捷的研究表明,佐杂主要负责缉捕,原则上不得听讼,也不参与征粮等事务,把“巡检司”作为县以下一级政权值得商榷。
邱捷发现:潮阳县门辟巡检衙署早已毁坏,巡检多年住在县城;番禺县鹿步司巡检借一道观办公;曲江县濛里司巡检“盖搭蓬寮作衙署”;南海县五斗司巡检长期租用民房,“并无实署”;香山县黄粱都巡检“常侨寓县城”,远离“辖境”。邱捷总结道:“如果其时已成为州县以下的一级政权机构,那就很难解释不少佐杂长期没有衙署,甚至官员长期住在县城的情况。在杜凤治日记中也难以找到事例说明佐杂辖区是州县以下行政区划。”(第181页)
以邱捷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笔者认为:皇权下县并没有采取设立下一级政权的方式,而是通过“有限授权”与“临时授权”,透过佐杂、乡绅将皇权渗透到基层。佐杂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只能从事缉捕而不能听讼,也不参与征粮等事务,此为“有限授权”;在晚清珠三角地区,州县官更多地授权给地方“公局”,由乡绅团体负担起某些职能,这种授权是随时可以调整、可以收回的,此为“临时授权”。州县既是“一人政府”也是“无限责任公司”,举凡地方事务的种种,包括征粮、教育、治安、诉讼、水利等等,权责都集中于州县官;佐杂只负责一些乡镇的治安,原则上不能插手其他事务,不具备一级政权性质。有些巡检收入极丰,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缉捕权力收受赌规(赌场交的保护费)。
换言之,皇权随时可以下县,但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主动限制下县的力度。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设立县以下行政区划得不偿失,增加一级政权意味着增加数倍不事生产专事汲取的辅佐人员,这是当时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难以支撑的。
邱捷从杜凤治日记中,钩稽出不少收入甚高的佐杂岗位。如广东河泊所所官(未入流),在鸦片战争前“向为极优之缺”;某人署顺德都宁司巡检(从九品)十个月,“据云可余五六七千金”,为广东学政杜联一年宦囊的两倍;东莞县县丞驻东江商业繁盛城镇石龙,被视为“广省县丞第一缺”;南海县县丞驻扎全省商业中心广州西关,也是著名优缺,两广总督瑞麟亲信曾长期占据这个职位(第176页)。笔者认为,广东有些佐杂岗位是高官提供给亲信的分肥工具。
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
从邱捷此书披露的官场运作实情看,笔者认为,作为“亲民之官”的清代州县官属于“承包商”性质。他们得到中央与省级政府授权,在任期内进行综合经营,在控制好社会治安、按时审结案件的前提下,尽可能汲取各类收入包括非法收入,完成中央与省级政府要求的征收任务,支付教育考试、摊捐、接待、送礼等项支出,结余就是州县官的“净收入”。州县的公库与州县官的私囊是同一个资金池。从邱捷分析的大量案例来看,绝大多数官吏均将职务当作生意来经营,也即“因权求利”,与商人“因本求利”并无太多不同。
州县官收入当中,以赋税征收的陋规为大宗,“征收是同州县官仕途与宦囊关系最密切的一项”,杜凤治任广宁知县时,“一年实有半年在乡催征”(第337-338页)。最能体现州县官“承包商”性质的是契税(田地、房产过户税)。照规定契税应按产价的百分之六点五征收,但州县官卸任前会实行“大减价”,把税率调低,最低的达到百分之一点五,从国家角度看是税收损失,对州县官来说则短期内可增加税额,“大减价”得到的收入大部分落入州县官私人腰包,故衙门里的官亲全部动员起来“连夜抢收”(第356页)。卸任前“大减价”也是给后任出难题,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与商家并无分别。由于州县官任期大多不超过三年,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辖区的“经济发展”。
杜凤治日记中写到的一则故事,可帮助读者认清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吴信臣当南海知县不到半年被撤任,正值南海县“旺收”季节,由此“亏累巨万”,接任的是郑梦玉(云帆)。吴信臣怀疑按察使梅启照偏帮同乡郑梦玉,构害于他,“与梅公大闹,甚至怀刃拼命,梅公助以万金,云帆亦认接数万始罢”(第113页)。此事相当于发包方毁约,单方面缩短“承包期”,承包者错过“旺季”导致亏损,暴怒之下带刀上衙门要跟按察使拼命,最终由梅启照、郑梦玉补贴数万金了结。
在帝制时代,从督抚、地方官到佐杂、书吏、衙役等,属于国家治理中“委托—代理”制度中的代理人,他们受皇权委托,在不同层次行使权力,但其经营目标与皇权的统治目标并不一致,有时还会背道而驰。
科举公正性问题
帝制时代的科举是否提供了一个公平的上升阶梯,不能仅依据官方档案、公开发表的著述立论。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多次主持县试,又当过广东乡试外帘官,经常要跟学政、主考打交道,他亲理、亲历的记载,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
广宁县武童程显扬武艺甚佳,每次出案都排名在前。但杜凤治为了自己的政绩,勒令程显扬必须交出“族匪”二名才能参加府试、院试。所谓“族匪”不过同族,可能并无瓜葛,但州县官却可以此为由剥夺生童参加高一级考试的资格,毫无公平可言。杜凤治日记记载了多个州县官出卖案首(县试第一名)得到数千两贿赂的史实,其中顺德知县张琮得到创纪录的六千金,杜凤治发现这个考生文章不通,满篇错别字。按惯例,县试案首基本可以被学政录取入学。传说中的科举公平性必须打上一个大问号。
光绪三年的南海、番禺两县县试在广东贡院举行,两县考生加起来超过七千人,因人数太多无法点名,“枪手或入内或由外传递,听其所为”,“在贡院作文者不过数百名,余皆在寓所作文,皆枪手操刀也”(第224页)。杜凤治以县试主持人身份证实,七千名考生当中只有几百名在贡院里面参加考试,其他的都是在住处作文答卷,实际都是“枪手”操刀。所谓“枪手”,是指代别人作文而收取巨额报酬的科场老手。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广东新会人,清末曾给人当枪手。胡文辉考证出这段隐秘史事,还查到那位“受益人”的名字,考证过程十分精彩。(胡文辉:《陈垣早年的两件尴尬事》)
朝廷派到各省的学政、主考、副主考,从“清要”的翰林院等衙门选拔。以往对这些学官、考官的记载,多强调他们公正廉明、为国抡才的一面。从杜凤治日记看,他所接触的学政、主考,为人多十分不堪。学政何廷谦“学差三年,又逢拔贡年份,七八万金意中事也”,离任时却仍向南海、番禺两知县勒索程仪五千两。
邱捷感慨地说:“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第174页)杜凤治日记的不可替代性
笔者研究晚清史,读过的史料不算少,对晚清广东也略有了解,然而读此书过程中仍时时感到无比震撼,巨量鲜活的史料可谓闻所未闻,这还仅仅是邱捷从数百万字里面挑选出来的小部分。迭经时代巨变,清代广东档案保存下来的极少,篇幅巨大的杜凤治日记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以下略举数例,以证所言不虚。
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1871年创办于广州的厚益纱厂为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汪敬虞先生很早就做过研究,限于当时条件,他猜测中方股东可能是十三行巨商伍绍荣(伍崇曜)。杜凤治日记记下了真正的中方股东为冯春庭、闵炽南、罗礼庭、梁纫秋、胡庆周五人。纺纱厂股份共三十八股,此五人占三十七股,美国商人、前任驻粤副领事富文(Vrooman)仅占一股。富文是用近代方法绘制广州城地图(《粤东省城图》)的第一人,此后多年,不少版本的广州地图都是在富文地图的基础上添改补充。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如今看来富文只是以协助引进设备、技师拿到“干股”,厚益纱厂应该是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据杜凤治日记,富文控告冯春庭等欠他一千七百多元,欠英国技师科歌拿薪水七百多元。此案因中方股东拒不出庭,杜凤治未能听取双方口供,他遵从美国领事意见,判决将纱厂存货、设备等“发卖”清偿债务,多出部分按股份发还。从日记看,纱厂“生意不前”,出现亏损,股东不愿意再追加投资,已准备拆伙。早期工业投资风险极大,厚益纱厂规模过小,单位成本太高,中方股东也对纱厂“规模经济”没有概念,这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工厂停歇后,富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贱卖机器(《纺纱机器出售告白》,《中国教会新报》1973年第251期)。从日记看,杜凤治对率先创办机器纺纱厂的中国商人毫无了解的兴趣,也没有保护中国商人权益的意愿。
城市商人团体的兴起。杜凤治在广东为官的1870年代,正是广东新商人群体崛起时期,他们从创办爱育善堂开始,以办理慈善事业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从“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发展为影响巨大的商会、商团。中国机器缫丝业开创者陈启沅,为广州西关崇正善堂创始人,陈启沅孙子陈廉伯敢于跟孙中山掰手腕,依托的正是从“九大善堂”发展而来的商人团体。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三月,杜凤治接署南海知县时,他治下的广州西关爱育善堂刚好成立。杜凤治日记记录了他以父母官身份观察的爱育善堂动态,可补以往史料之不足。
闱姓赌博合法化。闱姓赌博为晚清史十分重要的题目。清廷从闱姓合法化中取得巨额收入用作军费,对中法战争越南战场上反败为胜有较大帮助,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有劫夺闱姓赌款的考虑,张之洞用赌商捐款支付了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主要设备价款。学界对闱姓赌博有不少精彩研究,限于当时所知史料,仍有大量空白。以往学界认为闱姓合法化从1884年开始。邱捷此书揭示,早在1868年广东官场已默许闱姓合法化,而1868-1874年两届闱姓承包商,乃是南海县“头役”刘标。按清代制度,衙役既不是官也不是吏,被视作“贱役”,但官府接受刘标代表“广信堂”经营闱姓赌博,证明有些衙役拥有惊人能量。
如何处理洋务。广东是最早与西方接触的省份,但广东官场对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冲击反应迟钝,缺乏主动应对的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客死印度,此后历任督抚汲取的教训就是不要开罪洋人。除了在器物层面接受了一些所谓“新事物”,如设立机器局仿造洋枪,从邱捷摘录的杜凤治日记中,很少见到督抚高官有什么大的改革擘画。两广总督有感于对外交涉十分头痛,曾设立洋务局处理外事,但各国领事还是不经过洋务局直接找总督。杜凤治留粤的十几年,正是广东风调雨顺、局势平静的十几年,本应是发展近代教育、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良机,却被因循苟且的官场白白浪费。
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职责所在需要办理洋务,却缺乏必要的洋务知识,被外国人搞得焦头烂额。他总是抱怨外国领事馆的翻译上下其手,却没有想过中方需要有自己的翻译。南海知县不想聘请翻译的原因,估计是这笔钱要从私人腰包里面出。
司法黑暗。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动机之一,是对晚清司法黑暗深恶痛绝。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写成《第一次广州起义的起源》一文,痛斥清廷官吏“他们所知道的法律,就是朝廷的法律,这使他们有权任意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每个被捕受罚的人,常常被抄没全部财产。被捕者无法上诉,无处申辩,一闻罪名,就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孙中山集外集》第4页)。1897年,孙中山又写成《中国之司法改革》一文,痛陈“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部门中,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改革。……只有满族王朝或称鞑靼王朝停止在中国的统治,官僚生活制度才能改善”(同上第7页)
杜凤治日记给孙中山所抨击的清廷司法黑暗提供了最有力证据。大家都很熟悉地方官对所谓“讼棍”深恶痛绝,这主要是出于减少工作量的考虑。“杜凤治对能说会道的当事人,不管是否有理都会很反感,有时还特地让其吃苦头。”在南海知县任上,杜凤治秉承督抚意旨,把所谓“讼棍”潘峥嵘关押致死(第231页)。刑讯逼供几乎是州县官办案的标准手段,大量无辜者冤死,州县官对此无动于衷。南海县审案委员对一宗“盗案”疑犯滥施酷刑,三人被折磨致死,杜凤治遂“改判作为认供因病身亡”(第234页)。表面上,朝廷对死刑判决似乎很慎重,把“秋审”弄得十分隆重,但武营将领、地方官在所谓“清乡”时期可以随便对所谓疑犯实行“就地正法”。最为惨酷的是,一旦发生命案,衙役必定将嫌犯“亲戚本家”牵连进去,直到把他们的财产榨干为止,这些亲戚族人几乎全都是无辜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清末很多广东、福建华侨倾力支持辛亥革命。这些华侨往往是小有积蓄而没有势力,最容易成为地方官、衙役的“猎物”。清廷的司法黑暗,使得安分守己的国民缺乏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障,应视作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动机之一。
草拟此文过程中,笔者始终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毕竟在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方面份属外行,所做评述很不全面。杜凤治日记是高质量而又极难读的史料,邱捷倾注二十年心血加以整理研究,由此展开对晚清地方制度运行的新颖探索,创获甚丰,可给不同背景学者、读者提供启发。杜凤治日记虽曾在《清代稿钞本》中影印出版,但密密麻麻、风格独特的行草书,令许多学者望而却步。据悉,邱捷整理的点注本行将付梓,令人期待。
杜凤治卒年1883年,由浙江绍兴邓政阳老师从杜凤治家谱中检出赐知,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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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晚清,官场,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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