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怎么了：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3）

【作者按】

1993年到香港教书，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香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二十几年，加上在1980年代后期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我亲历了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回归，然后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着“本土”旗号搞港独的团体出现的今天。

近来，香港经济眼见越来越不行，各种指标——包括港人常常引以为豪的“自由经济”竞争力排名，开始下跌。甚至，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标”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种消费服务越来越贵且质量下降——在一个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个新电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图之不二之恋》，居然断片10分钟（这是我在香港居住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当然，我的这种描述，比起最近见到的常住广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轻描淡写得多了。在他们看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态上已全面落后：经济上，在制造业离开、又没有高科技接力发展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地产和服务业，已经无法有未来；政治上，因为被西方长期洗脑，无法真正实施一国两制，更无法与内地融合；民众眼看着被赶超，仍然孤芳自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论是：回头是岸，与深圳联手发展一个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象力的明天。

我以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过指日可待（就是这个词所内含的心态）；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药。但我觉得，这不是香港的现实，而是对香港的偏见。而这些典型的偏见，来自他们可以看到的关于香港的报道及他们短期到访香港留下的印象。作为一个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的学者，我想与大家聊聊我对今天香港的认识与看法。

前面两篇谈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目的是让内地的朋友从更多方面了解香港。这篇聊聊政治。我不懂政治，而且，香港政治在内地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但我还是要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来聊，因为即便是不懂政治的小小百姓，也时刻感到，如今的香港已变得非常政治化，什么事情都扯上政治。而要从困境中走出，必须解开政治上的死结。

既然是作为一个不懂政治的小百姓来聊，如果讲错了什么，就请读者多多包涵。

一国两制

邓小平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从体制上找到了一条最大公约数的公式，来解决香港回归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而在实施这样一个高相容度制度的过程中，每个“分子”——利益团体，都以对这个制度的不同解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回归前我以为，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制度会越走越近，用不了50年，就可以完成过渡。直到2014年“占中“（占领中环）发生，我才和很多人一样感到，要完成一件如此艰难的融合，50年大概真是合适的时间尺度。

于是，我也才再次认真考虑，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先说“一国”，尽管有一些港人坚持说其心目中的一国仅是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点虽然在认同感上是问题（后面会再提及），但在法律上不是问题：一来，基本法讲清了什么是一国；二来，回到人民共和国以前的中国也不可能。

不过，“两制”，就不是那么清晰。“两制”确保的是，在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基本法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当香港从英人治港转变为“港人治港”，从总督转到特首之后，政制体制如何变革，在基本法里虽然有规定，但基本上是原则性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在任期间，感觉上与回归前变化确实不大，貌似“马照跑、舞照跳”式的资本主义在继续。但这个特区政府的性质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因为“斗争的对象” 不同了：以前从中央政府到香港的所谓“亲中”人士和团体，是要与“港英政府”做斗争的，但从此以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的“强大后盾”和“建制派”；相反，过去支持西方统治的一些个人和势力变成了反对派，天天盯着特区政府，看它“衰”在哪儿。这样，特首和特区政府作为“港人治港”的港人，到底代表哪种港人，哪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港人，就成了回归后的政治焦点。从此，特首成了香港最难干的差事。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么？

前一篇已讨论到，谁是香港人是个问题。那么，谁代表香港人的想法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中环价值”这个有意思的词，本由台湾著名人士龙应台女士提出，认为香港人乐于向国际呈现的，是建筑物雄伟、店铺华丽、英语流利、中产阶级打扮光鲜，「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的形象，也就是「中环」形象和价值代表及垄断了香港。在代表香港的中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不过，除了中环，香港也与很多国际都市一样，有市民蜗居板间屋，新移民语言南腔北调，穷人衣着褴褛。《大公报》认为，“中环价值”不仅象征商界，也象征中产阶级，本港大部分税收来自商界和中产阶级。于是，否定“中环价值”，也就是否定商界和中产阶级。不过，这种看法并非得到很多港人的认同，他们更认为它只是“港式金权政治”，就像你不能说华尔街价值代表美国价值一样。

不同于“中环价值”，2004年6月7日，在香港出现非典、政治和经济陷入低潮之后大约一年，近300位来自香港42个不同专业、学术界人士在报章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提出：“香港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撑这些经验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愈来愈多港人亦已认同，在追求生活质素提升的同时，也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强调公民参与，致力跨代社会公义，寻求人本的经济发展，并重视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时几乎所有本地报纸都以商业广告形式整版刊出了该宣言，相当震撼，之后也有很多讨论。时任特首董建华也公开表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皆致力维护融合了“务实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法治；平等机会；自由企业；市场竞争；个人创意；尊重私人财产；多元文化和社会；开放、小规模和廉洁的政府；社会和谐；孝道；家庭观念等”。

再之后，现任特首梁振英在其2012年特首选举的胜利宣言中说，“法治、人权、诚信、廉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八个元素，构成香港的核心价值。2014年10月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民调报告，电话采访了804名成年市民，得出他们对以下11项不同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

该问卷反映的情况是，法治和自由最重要，之后三位依次是公正廉洁、民主和社会稳定。其中没有一项最重要核心价值的比例超过半数，也就是说，香港的核心价值其实多元多样——这与香港融汇华洋中西、强调多元包容的历史和文化十分一致。

至此，读者已经发现，关于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应该长什么样，香港人的看法在什么地方一致，什么地方不同，以及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管理权的特首在这个核心价值的提法上，与所谓香港核心价值的差别。

民主与选举：香港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

常常听到有人说，1997年回归以前，英国人统治了那么久，没见到今天香港嚷着要民主的人，有过在民主方面的诉求。以我个人在香港二十几年的观察，第一，确实没有几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争取民主，特别是今天那几位“泛民主派”首领。第二，前面那个民调报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当下的民意：法治、公正廉洁、自由，这三个价值点最重要，但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非常重要。第三，我理解的民主，是政府做的事情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而这种代表性需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即香港这20年来经常在传媒中看到的一个词 ——“认受性”。不过，也许这就是我这个政治外行的小小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或误解。

本地很多“泛民主派”人士，说自己是把民主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他们的说法，当选者将来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受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认受性，即所谓程序正义。

但是，这个过程究竟设置成什么样，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否则也不会出现“泛民主派”这个词——它的含义是，在反对目前这种选举过程的各个党派内部，还存在各种从相对不激进到比较极端的分别。其共识在于，要扩大与改变现有的候选人提名过程。而所谓“建制派”就是基本认同现有挑选候选人机制的党派。显然背后有种种政治利益。

当香港在渐进走向民主，但又一时达不到泛民派要求的时候，就有认同该派的法律系教授提出，通过“公民抗命”，例如占领中环（“占中”）这种做法，来“违法达义”。

2014年9月底到12月初，七十天的“占中”，彻底撕裂了香港。政治争拗走到一个不能妥协的地步，是最失败的政治。无论泛民派还是建制派，事后都清楚，这是双输的局面。而今天， 一方面，泛民派议员们越来越常用“拉布”（即用上百个故意制造的小提案，消耗掉会议时间，让需要通过的重要议题无法按时表决），降低政府施政的效率，并提出撤换现任特首作为与政府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泛民的内部分离出一小批人，打起“本土”和“内部自治”招牌，形成港独势力。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的我，对用“占中”这种“违法达义”的手段非常反感，因为它直接违背了香港核心价值中地位最高的法治精神。但同时我不能理解，候选人的挑选过程，为何不能以香港各派别和中央都可以认可的方式，改进到一个最大公约点，达至2017年实现普选这样一个很多港人期盼的未来？在我个人看，这可以早些结束香港特首的认受性问题，而且适当的候选人筛选过程的改变，并不会导致一个中央政府信不过的人上台。因为香港选民不傻，他们是不会让破坏自己基本利益的人上台的。

本文一再提到“认受性”这个内地读者非常不熟悉的词，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国两制”这个特定政治体制下，香港政府可以顺利施政的基础。一个候选人最后成为特首，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和背书，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确认”，特首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因此这个确认是必须的。在香港社会，一个领导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与接受，这就是认受性。而在出现了大量党派、主要传媒又都有党派立场的情况下，必须要解决这个由下而上认受性的问题。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英国港督管理的时期没有认受性的问题？我想，大概是三个原因。第一，那个年代，“发展是硬道理”的港人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也没有太多人有民主意识；第二，当时的英国政府，对香港采用一种放任的管理，比如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放手让香港自己去，结果港人自己倒是把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第三，从经济上，香港虽对英国有很多利益，但政治上，香港与英国本土政治没多少瓜葛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这三个原因，让港督在很多事上扮演个好人就行，自然不存在太多认受性的要求。

特首的情况不同。香港回归以来，我看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任何一届特首，其施政中成功的地方，都是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支持，否则往往失败。第二，反对派清楚知道，在未来多少年内都不可能执政，因此，他们现在做的一切，不论支持某些有利民生的提案，还是阻挠一些其他、通常涉及长远投资的提案，都是为了争取民心；而认真研究香港长远发展的具体方案，除了2007年参加竞选感觉有机会的一次，在梁家杰先生的大纲中出现过，之后再也没有进入过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因为在这方面花精力没有意义，而批评政府，甚至证明政府做错了，对他们最有利。于是，不论特首本人是什么样的能人，政府都变得小心翼翼，虽然不至于不作为，但很难“适度有为”！为香港的长远未来考虑更不可能是主流。我很心疼看到这样一个死结！而它已经折磨了香港好多年！

香港人有中国心吗？

1984年春晚，张明敏唱出由黄霑——这个非常香港的香港人作词的《我的中国心》，让当时全国都深感港人的中国心。曾几何时，爱国是一些香港大学的学生会青年领袖努力表现自己的方式。而三十多年后，同样是港大学生会，有人在热衷港独。这大概出乎邓小平先生的预料。

到底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让某些年轻人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找答案，我查阅了唯一一个1997年以来每年都做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电话问卷的统计资料。该统计机构本身有争议。我采用它的数据，主要的考虑在于，它是在这方面唯一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统计调查。

不过，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该统计数据的几个重要特点：1) 采访仅用粤语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或不懂用粤语交流的住户都被剔除；2）电话仅限于某些电话公司的住宅电话，也就是说，没有住宅电话的居民不会被问到；3）采访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那么，这近二十年下来的数据，有可能反映不同群体的看法，比如现在一些被访者当年还不够年龄。

问卷的核心问题是：“你会称自己是：a)香港人，b) 中国人，c) 香港的中国人, d) 中国人的香港人，e)其他，f)不知/难讲，g)拒绝回答。”其中，前四种身份被认为是判断香港人对“中国”概念认同的关键。

香港某些报刊在刊登该机构对这个分析结果的解释时，把“香港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香港人”（下图中的棕色线），把“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放在一起，称为“广义的中国人”（见下图中的暗绿色线）。不过，以我对这个问题的中文表述的理解，即使是称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也意味着他或她清楚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上海人可能会说“我是中国的上海人”一样。

因此，我用同样的数据重新分类，把“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放在一起，将其视作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一个群体；另外，把会称自己是香港人的，当作另一个群体（见下图）。

如图中所见，从1999年到2008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高达到81%；但从2008年开始，情况出现逆转，到2015年跌到59%。这不是统计误差或前面提到的一些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可以完全解释的。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政府人员，对问题的原因做深刻的分析。

有人认为，2004年到2008年，发生了很多让港人感到了自己身体里是流着中国血的事件，是港人最认同“中国”的一段时间。其中包括钓鱼岛事件（我认识的一位香港的中学退休老师亲自上了船，去那里宣誓中国主权）、四川地震（血浓于水的港人捐了很多钱）和北京奥运会。并认为那时有一个属于比较纯行政官僚的特首。但这些或许不能解释后来的变化。是自由行的负效应？还是对内地的忧虑？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学，不会解释。放在这里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不过，2007年到2012年期间，香港发生的一件事，与港人对国家归属感的降低应该有关，就是所谓“国民教育教科书”事件。香港回归后，推行国民教育，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是理所当然。政府定下目标，希望通过国民教育，让中学生对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功产生自豪感。这本身不应该是什么难事。但是，政府没能把握，如何在信息完全开放的社会，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

在香港，不可能按照某一套给定的历史为蓝本，来进行课堂教学或国民教育。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里的很多学校，一个国家或世界的历史，不是按照一本教科书来教的。我儿子告诉我，在实行“IB”系统教学的中学里，历史课大纲的要求，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分数，是放在能否正确查找和判断历史资料，来寻求历史的真实性上的。他们做作业，就是要努力寻求各种角度和不同立场的当事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解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教材”。其实，让香港青少年一代，从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国过去一百年如何折腾，他们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真正有了长足进步，也会更明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艰辛，从而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个原因，或者说问题，还是出在对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上。今天中小学校老师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辈，有很多是1949年前夕和1966年文革期间来到香港的。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认同，就像我们说香港“回归”中国，南海诸岛、钓鱼岛和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一样，指的是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中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港人本属的民族与文化。这一点，不论1997年还是现在，都一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邓小平先生当年英明地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初心就建立在这种理解上：希望见到香港与内地制度上的主要差异在半个世纪磨合中逐步消失。现在，时间过了三分之一。我们见到了：（1）有两地越来越接近的方面，比如经济制度，内地正式提出了以市场为本的经济，而香港不少人也从金融海啸的浪潮中意识到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市场并非最好；（2）也开始有一些接近的迹象，比如法律制度——习近平主席最近一直强调法治社会的重要；（3）但还有一成不变甚至分歧变大、离初心越来越远的情况，比如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因此，我觉得，这方面首要的是，回到建立对中国国家、对中华的认同的工作上。这才是初心。

在更多场合让港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解开目前国民教育不力的一把钥匙。比如，“温良恭俭让”这些在台湾和内地都认同的价值观，也被很多港人认同，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中国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与港人那一套基于现代西方文明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不矛盾，更可以融为一体。

这一篇就到此，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斗胆侃这么多已经是罪过了。下一篇漫谈一下我对未来香港的展望和想法。

（本文同时发于作者博客，有删节。原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a065170102w3f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