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钱穆的文学研究,不该以专业水准衡量

陈平原

2016-06-12 14: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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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并非死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时机上下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明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精湛之作。那么,钱穆(1895-1990)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对待。
叶龙整理的钱著《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钱穆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著作。作为史学家,钱穆主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弥补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著《中国文学论丛》。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本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授中国文学的能力及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整理课堂笔记的遗愿,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著《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著《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展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整理本中。
除了课堂讲授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1955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1949年秋天创校,到1964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商学院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08页)。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难办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7页),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明白此书的来龙去脉,对钱著《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过高期待或过分苛求。
钱著《中国文学史》共三十一章(含“绪论”与“结论”),从先秦一直讲到晚清,如此贯通性著作,没有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此书学术水平不高,但作为散文阅读很不错。这么说,并非完全贬义。如今的文学史著作,部头越写越大,越说越复杂,知识传授很全面(准确与否不论),但大都不可读。钱著则相反,学术创见甚少,但好看,一口气就能读完,偶尔还会心一笑。钱著其实参考了不少他人著作,但从不声张;专业著作不能这么做,课堂则无所谓。尤其是讲文学通史,没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鉴很正常。只不过以下这段话,因媒体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钱著《中国文学史》第4页,下同)其实,钱穆只是泛泛而论,并非自我标榜;读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为钱著真有此成就。
《中国文学史》
谈论钱著《中国文学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诗经》”为例。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是重头戏,谁都绕不过去,很能考验讲者的学术水平及授课技巧。钱穆先从“《诗经》的话很美”说起,强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确实“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11页)接下来,略为解释什么叫风雅颂、赋比兴,断言《诗》三百篇“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14页)。再引两句陶诗,还有陆游晚年山村写作,赞扬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引者按:即《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处,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15-16页)为了说明什么叫“起兴”,钱穆又逐一讲解唐人张籍的《节妇吟》、唐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五代温庭筠的《菩萨蛮》,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题:“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文学。”(20页)如此吃重的一课,钱穆讲得很轻松,东拉西扯,听起来好玩,只是关于《诗经》的专业知识着墨太少。不谈政治立场,单从“授业”角度,这么教《诗经》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教法,轻重缓急之间,如何处理,就看讲者的能力与旨趣。课堂上的钱穆,喜欢中外比较,可惜外国文学非其所长,话虽说得有趣,但多不靠谱。另外,既然讲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无论如何不该草草打发。只讲古典诗文而藐视小说戏曲,清末民初有过(如林传甲),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课堂及著述,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本是明显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镇定:“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290页);“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305-306页)。要真的认定《红楼梦》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种立场(尽管显得陈腐);但实际上,钱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家没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惯胡适大力表彰《红楼梦》(333页)。日后,在《中国文学史概观》(见《中国文学论丛》47-64页)中,钱穆大幅度调整,谈古代诗文仅占六页,而说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竟有九页,只是在扬《三国演义》《水浒传》而抑《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点上,还保留了自家的阅读经验。
钱著谈及诗歌部分,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以下这两段评语,说不上独创,但总算有点自家体会,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场:“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201页)“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66-67页)同样是满天星斗、兴会淋漓地“谈诗”,比起前辈陈衍,或同代人顾随来,钱穆明显显得隔,或曰“不在行”。
钱穆真正有感觉的是古文,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汉代奏议、诏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较能显示作者学养与才华的[第九篇“楚辞(下)”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词考证,因作者原有相关论文,也能出彩]。这很大程度缘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兴趣,以及教习中小学国文的经验。据钱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中国文学论丛〉再序》)。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课程,钱穆还是能有若干自家体会。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笔调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88-89页),其实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教国文时的发现。《师友杂忆》曾谈及发现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选》,即陈寿《三国志》亦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03-104页)此乃晚年追忆,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我还是认可钱穆的自述。
一个中学教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发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并将其选作课文,确实很有眼光。问题在于,整理者叶龙为了表彰乃师学问,称“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142页),且在跋语里再三辩驳(343页),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131页),这样的大判断,明显不是钱穆从其服膺的儒家学说中能够推导出来的;至于“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89页)这句话,更是透露钱穆讲这两章时,参考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钱穆讲古代文章,确有自家心得;但为了让学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词,反而显得不般配。比如,钱穆推崇韩愈,称他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245页)、“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244页),这都没有问题,遗憾的是不恰当地引入“纯文学”的概念:“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并非纯文学,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224页)“纯文学”这个新词,从钱穆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古怪。至于称“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306页),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国文学论丛》中收有《中国散文》及《中国文学中之散文小品》两文,都在表彰韩愈,一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一称“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见《中国文学论丛》68页、88-89页)。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妥帖——可见钱穆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
钱穆(左一)
课堂的魅力及呈现
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197页)。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可惜的是,“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22页、153页)。
阅读钱著《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课堂的把握,对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陈政、罗常培记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叶龙记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参见叶龙《〈中国文学史〉跋》,《中国文学史》340页)很可惜,钱著《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年),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鮀庵诗话》(见《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如章太炎);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如罗常培);整理态度极为虔诚。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参见《〈中国文学史〉自序》)。考虑到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确实是由他记录整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叶龙是此书合格的整理者。可整理者不该越说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称钱师课堂上说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了(2016年5月2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说)。若非受过很好的速记专业训练,谁也不敢说全都记下来了。大部分学生说粤语,钱穆只好放慢讲话速度;加上他讲课时习惯“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参见陈志诚《〈中国文学史〉序二》),还有需要板书等因素,每节课讲授内容有限;可即便如此,眼下长长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撑起每周三节课。之所以如此较真,不是埋怨叶龙记录不够细致,而是提醒读者,这只是钱穆讲课的大致轮廓。
钱穆当过中小学老师,在北大教书时效果也很好。无论本人的《师友杂忆》,还是同事及学生的追怀,都让我们相信钱穆会讲课。读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最大的感觉是技巧有余而专业不足。此书不要说无法与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比肩,即便与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闻一多论先秦两汉文学与唐诗”、“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参见《笳吹弦颂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钱书的粗浅,有老师实力,有学生素质,还有课程设计的问题。
《师友杂忆》中,钱穆曾自述求学经历:“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21页)如此半路出家,钱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无法与刘师培、闻一多、罗庸等相提并论。此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热爱文学的学生,这与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老师的都明白,你学问再大也没用,面对特定学生,只能因材施教。在这个意义上,钱穆那些不太专业的论述(包括引申与穿插),说不定更适合当年新亚学生的接受水平。
读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中文系学生需要修习的课程包括:“大学国文”八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六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再就是“中国文学史”六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参见《新亚书院概况》55-59页)。这三门课都涉及“中国文学”,讲授重点不一样。单看钱著《中国文学史》,很多地方蜻蜓点水,那是因为有别的课程相配合。再说,刘师培讲“汉魏六朝专家文”、顾随讲“唐宋诗”,那是专题课,教师可以任意挥洒才华;闻一多、罗庸讲先秦两汉文学或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所以很有学术深度,也是因此乃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提高课程”,是在学生修过“中国文学概要”后,为引导其进入研究状态而开设的,“老师的讲课等于试作示范”(参见郑临川《〈笳吹弦颂传薪录〉前言》)。这你就明白,作为创立不久的新亚书院中文系的必修课,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也只能讲成这个样子了。
《师友杂忆》
通人期许与抗辩心态
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谈何容易?在日理万机的同时,钱穆为何不选择驾轻就熟的史学课程,而非要教从未讲过的“中国文学史”?说好听是勇于挑战自我,说不好听则是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说到了钱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成为一代通儒的自我期待。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钱穆有两段话很精彩:“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批评过新文化运动使得旧文化旧学术扫地以尽,整个社会“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钱穆反过来主张:“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4-5页)基于此信念,钱穆抛开各种“专家之学”,从通人的角度谈中国。于是,该书分列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目,用十五万字的篇幅将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网打尽”。
关于中国文化重通人而轻专家的说法,钱穆在好多地方提及,且认真地付诸实践。看他晚年演讲的话题,真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别的我不敢妄议,就谈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谈文学,依旧是漫无边际的中西比较:“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如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则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参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28-229页)。面对老先生如此喋喋不休的宏论,真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若说有点参考价值的,还是那两句提醒与勉励:“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230页、233页)。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通人志向及情怀,是大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低估专门家的意义,更不能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凭常识立论。钱穆晚年读书太少而说话太多,懂的说,不懂的也说,虽因此扩大了社会名声,但学界已经不再与其对话。作为演说家与传道者,钱穆是成功的,其精神值得敬佩,但专业成绩不宜过高估计。想象他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就能随时随地左右出击,包打天下,实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成绩,也低估了阅读者的鉴赏能力。
在《中国文学史》的“结论”中,钱穆照例把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扫了一把(虽然在具体论述时常偷偷借用),然后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我所讲的并非标奇立异,乃是有根据的。五四以来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333、334页)。其实“意见的偏”以及“硬是要新奇”,不是别人,正是钱穆自己。这其实很好理解,主流学者可以“平正通达”,身处边缘者,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极力抗争,甚至剑走偏锋。
在《师友杂忆》中,有一段话很能传达钱穆的心声:“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将对抗西学大潮以及批评“五四”新文化作为毕生使命,钱穆的这一立场贯彻始终,从未转变过,这点让人敬佩。在总共八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结束语是这样的:“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中国历史研究法》147页)这不是客套话,更不是谦卑,而是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明自家后期著述的抗辩立场。“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考虑到当下情势,钱穆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145页),因而一辈子集中火力批判胡适等人的西化主张。
在新旧文化激烈对抗的二十世纪中国,各家都可能因过分强化自家立场,而懒得体会他人论述的合理性。因是抗辩之书,立场远大于学问;时时处处与新文化人为敌,难得体会对方的好处与贡献,明显限制了钱穆的学术视野与论述深度。在我看来,这点殊为可惜。可斗转星移,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日趋保守,钱穆的立场越来越受到推崇,我的建议很简单:理解钱穆对抗西学的姿态,同时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考与选择。否则,不断地翻烙饼,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利于学术积累与思想推进。
2016年5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载2016年6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非专业的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晓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钱穆,《中国文学史》,新亚书院,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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