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我们的展览是自下而上推动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不久前落幕，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在展览期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过去很多的展览其实是从上到下的，但是我的努力目标是鼓励大家把学术研究和展览做结合，也希望多办一点能凸显我们博物馆藏品特色的，但具有趣味性的，能深入浅出的（展览）。”

从个人研究到展览构想，自下而上的展览模式

澎湃新闻：这几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展不仅在台湾轰动，在大陆影响也很大，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么几年来台北故宫对中国古代书画整理与展览陈列的一些思路，包括办展览的逻辑思路是怎么样的，你们大的方向是想呈现一个怎么样的目的和影响，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刘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就您所知，我们故宫书画处的典藏量目前是差不多一万三千多组件，当然绝大部分是源自于清宫旧藏，所以从1960年代，故宫在台北成立新馆，正式营运之后，我们策展的方向当然就是要典藏最精华的部分，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从事策展的同仁也不停地在更替，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

但我觉得我们书画处推出的展览里面除了专题特展，像特别令人瞩目的“董其昌大展”或者是明代“吴门四家”这样的展览之外，其实我们的特色还展现在常态展里，我们就书法和绘画各规划推出一个常态性的展览，绘画的部分是“造型与美感”，书法的部分是“笔有千秋业”——在这两个常态展里我们采取按时代为序的主轴，有系统地把唐宋元明代表性的作品，每隔三个月就更换一次，我们所有的展品几乎都是三个月为一个档期的。如果说真的对书法绘画有心的人，每三个月来一次，几年下来等于说对我们整个（台北）故宫的典藏就比较能架构出一个很系统的观念，这也是我们推出两个常态展最初的动机。

另外我们展览每一季推出要有亮点，对书画有研究的人，或者一般的观众，我们都希望不要放过，希望能引起最大多数观众的兴趣跟期望踏进博物馆看我们的展览。所以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推出的展览，前两年我才做了一个整理的工作，真的是琳琅满目，有以时代来做分期的，唐宋的书法或者是宋代的绘画、明代的绘画，用这样一个概念来断代式地展览也有的；或者以画家、书家为重心的一个展览也是很多；还有以作品为主轴的展览，刚才你提到了宋代的范宽，去年我们拿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宋代范宽作品来串起整个展览的概念。另外还有装裱形式，我们今年即将推出一个折扇特展，以前也推出过宋代册页名品，这些展览，也获得了很好的成效。

所以展览的切入点，策划的想法其实是林林总总，并没有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遵循哪种模式，基本上我们的策展同仁有十几位，我们是鼓励每一个人从他们自己研究的角度去发想，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可以落实作为一个展览的形态。

澎湃新闻：好象你们很多展览是通过研究者个人的研究呈现出来的？

刘芳如：对，特别是专题展览通常会用这种模式，鼓励同仁主动地提出这个展览的构想。

澎湃新闻：所以一个展览作为研究者个人可能是考虑了很多年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展览不是说通过行政指示，是从下往上有了研究成果才呈现的？

刘芳如：对，这种是我们最喜欢最期待出现的展览形态。

澎湃新闻：包括上海博物馆去年底推出的“吴湖帆书画鉴展”，也是在研究者对吴湖帆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推出的，所以这次的效果在国内影响非常之好，但毕竟这样的展览在大陆并不算多。

借展到大陆，前提是通过司法免扣押

澎湃新闻：您是去年接任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之职的是吧？

刘芳如：我是去年4月才正式接任处长的工作。

澎湃新闻：中国有句老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已经一年了，有没有延续前任的一些思路，另外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刘芳如：我们过去很多的展览其实也有从上到下的，但是我的努力目标是鼓励大家把学术研究和展览做结合，也希望多办一点能凸显博物院藏品特色，但具有趣味性，能深入浅出的展览，我希望是两种形态同时并存。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们的展览一直注重学术，每次都出一本书，也配一些学术论文在里面，这次对“董其昌大展”的学术性思考是怎样的？

刘芳如：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慢慢成熟的一种图录的形式，早期我们做得比较简单，是以展现图片之美为目的，所以文字相对是少的，提供几本资料为主，现在我们希望尽量除了吸引一般观众之外也能深化研究，所以我们都期待凡是出图录的展览都能搭配具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他们这些年也办了一些展览，他们的展览有时也互相借一些，你们这次在展览中有没有考虑借展合作？

刘芳如：有的。比如之前的“山水合璧”大展，我们借了浙博的，还有上博的，南宋“文艺绍兴”大展也跟大陆借了一些藏品。

澎湃新闻：这次董其昌大展没借？

刘芳如：台北故宫收藏的董其昌作品太多了，这次才展了四十几件，其实办一年的董其昌展览，一年四季这样连续下来都有作品，我们一共有三百件，所以好像不需要借了。

澎湃新闻：这是让人羡慕的，北京故宫去年做《石渠宝笈》展览，邀请了海内外的众多学者到北京交流研讨，你们这次大展有没有想到比如邀请海内外的一些学者来进行一些交流，比如也举办一些研讨会？好像之前的“吴门四家”系列展也没举办学术研讨。

刘芳如：没有主动地去邀请，但只要大陆学者或者是海外的学者来，他们愿意的话，我们会提供他们便利，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提供自己的见解，所以还是有交流的。在比较轻松情况下的学术交流，一直在做。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民众特别期待很多台北故宫书画能到大陆展出，大陆博物馆的文物到台北很多次了。比如，上海以后也想办一次董其昌大展，如果能有部分借到上博展出——您觉得将来有一天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双向交流一下？

刘芳如：有的，只要那个前提能满足，就是通过司法免扣押。

澎湃新闻：我记得多年前在上海与（台北故宫）周功鑫原院长对话时，她也是提到这个问题。

刘芳如：但这个问题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

澎湃新闻：之前你们的文物到日本去，似乎也面临过这个问题。

刘芳如：是的，现在解决了，所以你看日本的“从王羲之到空海”大展我们也借了19件，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当然也要考虑说跟我们借展的博物馆设施、条件够不够。

澎湃新闻：如果能有实力向你们借展，一般应当是上博、故宫这样比较大型的实力型博物馆了。

刘芳如：不过说到两岸的人员交流，其实老早就一直在进行的。

澎湃新闻：是，但人员交流毕竟还是小圈子化，因为博物馆是一个对公众的教育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的机构，它更多的是在辐射广大的民众，所以通过展览与展品的双向交流并面向公众，可能会呈现更好的效果和影响。

刘芳如：不过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我们有很多数码产品了，我觉得可以先推这个部分的展览。

澎湃新闻：台北故宫的数码电子产品，有没有一些图录还没有完全上网，比如像董其昌的。

刘芳如：没有。我听说上海要成立一个董其昌的博物馆，他们前一阵想要跟我们申请所有董其昌的图像档案，但我们是持保留的态度了，毕竟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才公开了四十几件，我们不可能把三百多件都公布，这个阶段暂时不会提供。

澎湃新闻：像做董其昌的大展，三百多件董其昌的作品，你们都经过梳理和整理吗？

刘芳如：有，都整理过。其实在我们院内的典藏管理系统和供院外一般任何读者可以查询的系统都可以找到基础资料，基础的文字资料，还有比较小的影像档，都是可以的，有兴趣也可以试着检索看看。我们典藏数码化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

郭熙《早春图》下半年将展出

澎湃新闻：能不能透露一下今后故宫书画处已经准备好的展览？比如今后一两年。

刘芳如：我们目前是排出来两年了，后年的还在规划中，今年主要是“公主雅集”，像4月份推出“清明上河图”，我们这一次把原藏的8卷《清明上河图卷》一股脑地全部推出，尽量全展了。其中有仇英版，还不止一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清院本。

我们同仁都很拼，忙得都有“熊猫眼”了。第三季就是“惠风和畅”，展出折扇和近现代名家对联展。我们本来近现代书画是相对比较弱的，可是有一个机缘巧合，我们一口气收进了1684件，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展，包括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都是。

澎湃新闻：傅抱石好像你们这边稍微少一点？

刘芳如：都有几十件的。

澎湃新闻：近现代的你们办的不是太多。

刘芳如：当然,因为毕竟清宫遗留的国宝级的珍品太多了。其实以前有一个近代文物展示史，那是一九八零年代时做过一系列的近现代展览，但那个展览的规模不大，每次就展二三十件而已。现在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嘛，两间可以用来展示近代作品的陈列室，总面积达370多平方米，就可以展四五十件作品，感觉上比较丰富、充实一些。

澎湃新闻：郭熙的《早春图》下半年会拿出来是吗？

刘芳如：那就是在“公主雅集”大展时，因为是元代公主收藏过的。

澎湃新闻：包括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图》也是公主收藏过的。

刘芳如：对,那是收藏在大陆。

澎湃新闻：台北故宫的南院建成后,书画的主题展是不是仍以台北这边为主。

刘芳如：目前是，我们不排除将来有可能。像我们陆陆续续新收的现代的美术品，有时展出形式或者尺寸比较大，所以不见得适合在台北展，也许第一展就会放到南院，不一定台北展过了才轮给南院展。我记得前两年有一个花器的“瓶盆风华”大展，当初是器物处办的。那是展花器的实体，但我们书画处的收藏很多以插花或者以花器为描绘对象的作品也不少，所以我们曾计划哪一年到南院把器物和书画做一个结合。

澎湃新闻：非常精彩，我也十分期待。另外，您方便介绍您自己，包括研究方向吗？

刘芳如：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绘画，但到（台北）故宫之后就不可能一直死守以前小小的领域。我大学是学美术的，有实际创作的经验，现在比较少了。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画人物，所以很自然的对人物画主题的作品就投入比较多的关注，包括一些研究。所以在故宫，我办过“仕女画”为主题的展览，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办过一个“群芳谱”展览，那时是结合书画处、器物处、文献处的展品，做了一个跟女性议题相关的展览，是一个比较中型规模的展出。

“群芳谱”当年办的时候很不巧碰到“SARS”，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整个博物院参观人数还不到一百人，与现在一天超过一万人次，完全是天壤之别。那时有胆子进来博物馆参观的人真是太享福了，整个陈列室几乎就是为他而陈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