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在欧洲（5）|弹性生产与工人困境

传染：劳工体制的行业趋同

本书聚焦电子产业的结构调整，尤其关注中国劳工体制对欧洲电子制造业的影响。电子业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行业，组织结构不断变化，竞争异常激烈，这些特征在生产制造部门中表现尤为明显。东亚地区的电子厂由于工作条件恶劣、工会发育程度低、劳动关系专制等原因早已声名狼藉。但是，东亚这种敌对的劳动关系和自上而下的人力资源政策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与更广泛规模的产业调整联系在一起，一些西方的企业也开始依赖于这种生产模式。

在近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浪潮中，一些电子制造企业开始发展服务和设计部门，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新的角色。大批跨国企业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韩国不断涌现，有些已经开始对行业的龙头企业（如苹果公司）发起挑战，它们不断研发新产品并创建自己的国际品牌（如华为）。许多跨国公司将生产部门建在欧洲，欧洲中部和东部已经成为电子厂的绿色投资基地。这就引发了生产条件和劳动关系的相关问题：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厂中的专制劳动体制和恶劣工作条件是否在欧洲的企业中得以复制？欧洲的工人能否发展出有效的集体代表机制？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经济视角对中国投资的特点进行考察，如地理位置、动机、进入模式等，很少有人关注中国跨国企业在欧洲的工作和雇佣实践。

本书主要关注富士康这一世界最大的电子生产供应商，它以苹果主要配件厂的身份及其在中国严苛的工作条件而著称。大量调查揭露了其军事化管理体制、不安全生产条件、工人自杀、过度加班、学生工、宿舍拥挤等诸多问题，并将其视为“血腥泰勒制”（bloody Taylorism）的缩影。富士康的制造中心在中国，其32家工厂雇佣了近100万人。此外，它还在全球有超过200家分厂。虽然富士康的产业扩张到了东亚、拉美、澳大利亚和欧洲，但很少有学者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工厂劳动体制进行研究。

本书试图对欧洲中东部的富士康制造厂以及更广阔的电子产业进行探究，通过个案呈现中国和欧洲工厂在工作组织、劳动实践方面的异同。本书认为，社会制度背景、劳动力构成作为两个重要变量，形塑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作和雇佣关系。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欧洲的富士康工厂从中国“进口”的劳动体制是怎样的？在中国建立的工作和雇佣关系是否以及如何适应欧洲的社会制度背景？本书采用国际化的分析视角，考察国家、工人、工会对企业的形塑作用，强调产业特征、供应链的结构调整以及品牌商的作用，并对行动者（actors）、地点（sites）、制度（institutions）以及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跨国企业的运作方式。

逆袭：从供应商到品牌

Peter Pawlicki对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调整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指出，电子生产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供应商和原始设计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ODM）之间的分层治理模型使得品牌公司可以将成本压力向产业链下端转移，并最终转嫁到最弱的一环，也就是工人身上。产品研发和产品制造之间的分化是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基本组织特征，龙头企业如Apple、Cisco、Dell、HP、HTC、Lenovo、LG、Microsoft、Sony等越来越关注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合约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企业在大型工业区中专门负责生产电子设备。通过将高度商品化的生产过程分包给供应商（如富士康），龙头企业可以专注于生产过程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如产品创新、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由于电子制造厂利润率低，EMS供应商正在逐步完善部分产品的设计工艺，从而可以突破简单的装配工作，提升利润空间。通过设计能力的建设和扩展，富士康目前可以提供设计、研发、检测以及市场营销服务，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升级自身的地位，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进行投资。

中国富士康的工作组织和雇佣关系具有如下特点：军事化管理和意识形态、任务简化、集约化工作（在一个巨大的工业帝国中完成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有学者指出，富士康不应被视为整个中国劳动关系的缩影，由于所有制不同，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工作组织、雇佣关系等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整合的模型，因此在分析中国企业模式及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输出：欧洲的富士康

中国大陆的何种工作和雇佣实践被“出口”至欧洲分厂？这些实践是否被所有欧洲企业直接运用，还是企业间会有所不同？欧洲企业是否会根据国家背景的特殊性对这些实践作出调整，哪些因素对此产生了影响？工会、工业关系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捷克、土耳其、匈牙利的富士康工厂进行了考察。

捷克是富士康在欧洲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电子产业中心。富士康在捷克有两家工厂，一家在老城区，一家在郊区，共雇佣了约6200名工人。富士康的劳动力策略是将国内劳动力分为直接、间接工人两个群体，分别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temporary work agencies，TWA）和分包商（subcontractors）。捷克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执法的缺失使得两个群体都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富士康根据当地背景调整了其管理策略，专门雇佣了一批由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工人构成的跨国劳动力。这一策略调整是对现存工会组织以及新劳动体制的回应。

捷克的案例凸显了政府的角色：为资本积累和扩张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状况在土耳其同样存在。过去三十年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亲资的《劳动法》，富士康顺利实施了灵活的工作模式，削弱了工会力量，并回击了工人反抗。由于工厂位于土耳其西部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富士康获得了大量的税额优惠。此外，富士康还借助了两个政府项目来招聘员工（高中实习生项目、面向地方失业人员开展的学徒项目），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当前的土耳其《劳动法》允许富士康以两个月为基准计算工人的平均工时（工时银行制度），从而避免支付加班费。最后，有关工会活动的法律规定非常严格，使得富士康可以胁迫工人退出工会。

对匈牙利四个电子厂（富士康、伟创力、诺基亚、三星）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政府在保护工人方面的失效。匈牙利2012年颁布的劳动法进一步促进了工作时间和雇佣的灵活性，将降低成本的途径进一步与削减工资联系起来，风险更多地从雇主转移到工人身上，进一步侵蚀了工会的权利。匈牙利在立法上的调整进一步增加了工人的脆弱性，将工人剥削合法化。

上述三个国家的案例显示了社会制度背景在富士康欧洲本土化实践时的重要性。本书将劳动力视为动态的行动者而非静态的生产要素，描绘了一个分化的全球进程。捷克、土耳其、匈牙利三国的富士康工厂与中国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捷克富士康的宿舍体制、土耳其富士康的学生工和学徒、匈牙利富士康的灵活劳动力体制和劳动立法，这些都与中国相似。

同时，中国与欧洲的工厂也存在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实行的工时银行制度使得富士康可以灵活利用劳动力来满足及时生产的需要。此外，捷克和匈牙利的劳务派遣机构在管理和分化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生产的全球同质化观点不同，欧洲的个案研究凸显了不同国家背景的重要性。同时，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也蕴含了资本系统性实践的重要性。

行动：组织工人的空间

电子业工人的困苦境遇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工人组织起来的空间何在？劳工发声的有效途径何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讨论。

Muller从电子产业的特质出发，对工资提升及工作条件改善的空间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与单一工厂内部的改善措施相比，立足整个电子业的全球供应链，对利润分配做出调整更为有效。电子产业使用的标高模型（mark-up model）带来了一个悖论：劳动力成本在整个生产中所占比例很小，任何工人工资的增长都会转化成更高的产品标价，更多的利润落入产品设计者、生厂商、零售商手中，工人所能分得的利润极其有限。作者认为只有地方工会、国际组织以及NGO的配合与共同努力才能给电子业工人带来更大的改变。

Trappmann以美国品牌MNC（富士康的重要客户）的欧洲分公司为例，对工人组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MNC透过双重手段消解工人的发声渠道，一方面在国内替换工会，一方面在国际上压制欧洲工作委员会（European Work Council，EWC）：EWC的知情权和咨询权被否决，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人组织均被禁止，劳工标准降低，工会被消解。电子业的工会面临诸多困境，在如此严密控制、竞争激烈的供应链上，工人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书中有关波兰和中国工人抗争的研究对此作出了回应。

Maciejewska对发生在波兰工业区的数例劳资冲突进行了描述。初期工人成功组建了工会，并开展罢工改善工作条件，随后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解雇，宣称罢工者和工会违法，除报警镇压工人非法活动以外，工会还被要求赔偿罢工带来的损失。企业进一步抵制工会，将工会替换成配合度更高的办公室文员，从而掩盖生产线工人的诉求。文中指出了工会弱势地位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弹性化生产使得劳动力碎片化，临时雇佣给雇主带了优势；第二，工业区将工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无法从当地社区获得支持。这也与波兰劳动关系制度以及政府支持的缺失有关。

欧洲电子厂的罢工并不多，与此相反，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工人集体行动的高潮。行动者以农民工为主，他们通过法律诉讼、静坐、罢工、自杀等多种形式表达不满，维护自身权益。官方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2005年间，集体抗议事件从1万上升到8.7万件，抗议人数从73万上升到300万人。Jenny Chan等人对中国富士康频繁的工人抗议进行了研究，尤其是2002年的太原富士康罢工涉及上万工人，造成了整个IPhone生产链条的中断。为了回应日益增多的工人行动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中国政府实施了两种策略：一种是通过金钱购买稳定，通过经济形式消除工人不满；另一种是通过地方工会和政府部门调解劳资纠纷。

展望：前路何在

本书提供了一个理解当前电子业现状的实践及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工人权益提供了诸多建议。这一框架关注全球电子生产网络的动态变化和权力关系（品牌商及其与供应商的关系）、地方制度、劳动力构成以及政府角色。Gambino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反思，指出想要实现社会和政治改变必须引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电子业中的劳动关系。他认为当前资本积累进程的基础是尽可能多地从人类身上榨取劳动力，如同从自然世界榨取财富一般，不顾及当下及未来会发生的灾难，这种方式虽然提升了生产速度，但也同样带来了工作风险与自然破坏。

Gambino提出了三个需要关注的相关领域：科技发展、工作条件以及资源开采行业。这三个领域在折射出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生活节奏的加速，工人工作时间延长，生产与再生产融合在一起。工作与生活合二为一，随时准备工作，这在中国富士康的大型宿舍以及欧洲的小型住宅中都随处可见。再者，生产与再生产都在宿舍中完成，工人与家庭生活以及代际社区隔离开来，雇主将对工人的控制延伸到工作场所以外，从而催生了一种剥削工人的新形式。

书中多处提到欧洲电子厂反工会及压制工人的行为。面对工人发声困难的局面，欧洲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法，落实所有劳动者工作条件平等的准则，将干预的重点从个体企业转移到整个价值产业链上。此外，消费者责任机制也将对外来工、临时工的工会发展大有助益。有关生产与再生产的讨论为工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组织工人的方向。首先，劳动力构成的动态变化十分重要，通常被雇主用来分化工人的国籍、性别、阶级、年龄、公民权等社会因素，也可以被工会用来识别工人需求及重点，从而发展处更具包容性的工会化策略。其次，工会需要将工作领域扩展到工作场所以外，在宿舍及地方社区中开展活动。以上两种发展方向有助于拓宽工会会员基础，与工人社区建立新的社会、政治联系，这将为国内及国际领域的工人动员提供新的契机。

[以上内容翻译自欧洲工会研究院（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ETUI）2016年出版的新书“Flexible workforces and low profit margins: electronics assembly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灵活的劳动力和低利润率——中欧电子组装业）。文章首发于微信号：社论前沿（shelunqianyan)。文献编译：刘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