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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湖参考:有些基层政府娴熟地将精神病变成维稳手段

于永杰/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
2016-06-14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舆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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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2008年5月,她因上访被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6月14日消息,在文明的时代里,肯定没有人想要“被精神病”。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古人中有不少是主动精神病的,甚至还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叫“佯狂”,也就是假装精神病。从商纣时的箕子、春秋时的接舆、三国时的司马懿,到明朝的徐渭,乃至京剧《宇宙锋》里的赵艳容,都是佯狂的始祖,装傻的榜样。古人佯狂,是为了避祸。而今人“被精神病”,则是因为惹了祸。精神病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剧情里都能担任主角,肯定是因为它有着超越普通疾病的特殊功用。

美剧《黑松镇》里,男主角发现镇子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当他要查清所发现的异常时,医生总是说你精神异常产生幻觉了,该吃药了。这有点像《雷雨》里的繁漪,每当她试图反抗时,一家之主周朴园就逼着她吃药。宣布一个人是精神病,便可将他从正常人的队伍里开除,从而他的质疑、反抗、申诉,一切便通通不作数,他的主张也就可以理所当然被忽略,黑松小镇或是周公馆里的秩序便不再受到挑战。况且文明社会还发明了精神病院,不但可以剥夺行为能力,还能限制人身自由,故而“被精神病”这种事便一再发生。

这样的荒谬再次上演。山东新泰的徐学玲,十年前为了给妹妹维权开始上访,期间被鉴定患有“癔症”,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解决后,为了给自己“被精神病”的事讨个说法,她再次上访,于是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刑事拘留,这一回她则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当她不断上访成了镇里的“不安定因素”时,尽管精神鉴定书里称“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但仍然可以被认定为“癔症”而送进精神病院。也可以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再次“被精神病”。但当她被刑事拘留,精神病可以帮她免于刑罚时,这个住过两次精神病院的人,又神奇地与既往病史拜拜了。基层政府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

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往发生太多,都很难上得了头条。之所以还想再说一说,是因为此前人们愿意将其归因于立法缺失。但自2013年5月起《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禁止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但时至今日“被精神病”的案例依然屡屡发生,法律条文的制定同法治的实现之间,也许还差着好几个筋斗云的距离。需要有许多技术层面的设计,才能将法律执行到位。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说,精神病学一开始就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他对“政治精神病学”的批判其来有自,据悉1978年时总人口不到3亿的苏联,就有450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苏联政治解冻时,有200万人被改判为精神正常。回到徐学玲事件上来,本来应完全理性客观的医学,失去了其独立超然的地位,沦为了公权肆虐的帮凶和工具。对于公权,医学鉴定机构和精神病院可谓予取予求,身段很柔软,姿态很柔媚。精神鉴定机构要回归医学的本来属性,除了要在体制上和公安、司法脱离“亲戚”关系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查机制。让每一位参与鉴定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你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那么就失去了一切为自己申辩的权力,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说自己其实没有病呢?所以对精神病的认定尤其需要慎之又慎。

古人佯狂,通常是因为社会陷入了病态,于是主动选择以这种方式自保。但当公权力野蛮生长到一定程度后,人们连主动的机会都失去了,只能“被精神病”。有关精神病院的电影总是带着浓郁的隐喻意味,《飞越疯人院》里冷酷的医生代表着绝对权威,他们把正常人麦克墨菲治成了白痴。可以将正常人随意投入精神病院的社会,已经带有某些疯人院的气息。需要被治疗的,其实恰恰是那些自认为权威的“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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