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两岸学者如何“新”编中国近代史

两岸三地57位历史学者共同撰写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于2016年6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内外关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介绍了这一版本中国近代史的特色与新意，包括对晚清立宪派的重新评估、对北洋政府的重新评价、两岸学者对国共历史的分别论述等。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这篇序言，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黄克武研究员

这本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之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全书共57章，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课题的归纳与总结，约略统计，其中大陆学者撰写34章、台湾学者撰写21章、香港学者撰写2章，为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

在时间断限上，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描述了洋务与变法运动、立宪运动、清朝的覆灭、民国的肇建，乃至其后内忧外患之纷扰、国际关系之演变、内政外交之调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国共两党之发展，下至20世纪中叶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与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也同时讨论了清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人的“祖国经验”。结构上本书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每一卷又有上册与下册。上册依时序与事件勾勒历史发展之主轴，下册则包含了政治、社会、财政、经济、外交、宗教、生活世界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面向，因而同时包含了历史变迁与社会结构的两个面向。

此书名为“新”编中国近代史，主要希望能突破过去之窠臼，在历史论述上展现出新的特质。近年来因新史料之出现（如档案、报刊资料、日记与回忆录等）、新研究之进展、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对“研究典范”之反省，过去的不少成说都得以修正或重评。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的历史论述，各章均避免“以论代史”、“论在史先”，而能依据新的史料、以关键性的细节，平实地、客观地描述中国近代曲折、复杂之历程，其间既有革命历程之艰辛曲折，也有现代转型的逐渐开展。历史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千回百转、多重面向的发展；历史中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之叙事。历史视野的开阔，造就了历史论述的变化。

重新评估清廷与立宪派

历史未必是截然两分的。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形塑之中曾被赋予历史的正当性与崇高感，然其反对者或对立面如“改良”者，在历史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19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的各样问题和主题，“革命”与“改良”都被给予历史的合理定位，两者各有其成就与限制，也据此重新思索改良派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杜亚泉、张謇等提出之“调适的智慧”，史家的史观逐渐走向多元化。

首先在晚清史部分，过去的主流论述是以革命党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此一观点环绕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与革命党的革命事业，如何历经多次起义惨遭挫败最终在武昌起义后得到成功。这种论述强调革命党人之角色，忽略了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与江浙革命志士之地位，以及改革派（开明士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更将清廷视为颟顸无能、一无是处的统治者。

新的历史视野并不忽略革命之重要，而是将革命置于长期多元发展、曲折角力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国人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走向近代，具体呈现出除了革命之外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为何最后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本书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不再是单一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军事行动与族群斗争，也不再争辩此一革命乃“资产阶级革命”或“全民革命”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长期酝酿的思想动员、社会动员的结果。其中道咸以来如魏源、徐继畬等趋新士人与马礼逊、傅兰雅等欧美传教士对西方地理、历史、思想、政体之引介，新学书刊之翻译，立宪派报刊对思想启蒙、国家想象与政治改革之提倡，乃至清廷的改革措施如科举废除、新政等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与革命派的努力相交错，使人们敢于构思一个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新体制，而“践行政治民主化”。由此观之，各种因素有如积涓滴而成之洪流，方导致革命之成功。同时清廷也不再全是革命宣传中的“颟顸”、“腐败”与“缺乏改革诚意”之形象，而是努力肆应、积极变革，却因“小政府”的格局与心态，在新政期间企图有大作为而触发“结构性”的困境，在缺乏体制变革与伦理更新之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本书对于清廷与立宪派的研究与重新评估，与过去对两者所做完全负面的道德判断显然有别。

“立宪万岁”

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

本书的主体结构虽分为晚清与1949年前的民国两个部分，然多位学者均意识到两者非断为两截，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无论是从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从张灏提出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期”的观点来探究思想与社会的变迁，都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以及新因素与旧根底如何交融互释，从而开创出一番新的局面。从晚清到民国思想界的趋新或守旧、行动界的保守或进取，都要利用新式报刊、学校、结社等来做宣传。

以民族意识来说，中国传统主张华夏夷狄之辨的“族类思想”（亦即《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同时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之元素，成为革命党“黄帝”形象与康有为“孔子”形象之根基。前者发展成革命党以汉族为中心种族革命之象征符号，以此推动反满大业；后者则凝聚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团结诸民族以成一大“国民国家”的理想，以此融合满汉。辛亥革命最后以高举种族革命之大旗获得国人认同而竟其功，然而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立即一改种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复又制定约法、召开国会，此一做法大体上仍承袭梁启超等人“政治民族主义”的未竟之业。民族主义从建立单一的汉人政权向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民族问题在民国初年以后的内外环境中未得完全妥善的解决，其后各种争端继续出现，如何既尊重多元又能维系一体，以抟成“共和”，成为新的问题与挑战。

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追求“民族国家”之建立，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虽提供了民族思想之基础，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出现却主要依赖从古代以朝贡制度为主之天下秩序转移到以国际公法、世界格局为主之国家体制。亦即“天下观之破灭”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国人逐渐建立起“反帝救亡”、“捍卫主权”的现代国家观念，并以契约、参与等民主思想与选举机制改造传统君臣尊卑观念，重构国家与国民之关系。辛亥革命所促成“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即体现了此一现代民族国家之追求。此一转变极为复杂，有思想文化的面向，政治外交的面向，亦有财政金融的面向。革命爆发后，经由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南北议和，促成和平的政权转移，其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主政，为解决共和肇建之困局，在唐绍仪、熊希龄和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与国际银行团协商筹借外债工作。此次所谓“第一次善后大借款”，解决了推翻清朝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外交承认问题，也为北京政府处理后续对外赔偿及整编内政提供了理财基础。此后以革命方式建立之民国，在“政府”与“国家”两方面建立起从清朝至民国之继承关系，才能逐渐站稳脚跟。不过借款过程中列强的强势作为则埋下五四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对内而言，民族主义则影响到此后不同政治势力之消长，“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而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竟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对北洋时期的重新评价

在民国史方面本书也和晚清史一样，避免过去单一的论述模式和叙事路径。首先是对北洋时期的重新评估，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史学界提出的新观点。书中有几章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或谈内政中的乱与治，或谈外交。这几章都改变了过去将北洋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刻板印象。在内政方面，北洋时期虽有乱，亦有治，其中尤其体现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在“自治”和“联治”的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受到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北洋政府是被“联治”运动及其内部之分裂所打倒的。因此“联省自治”的“分”反倒成为国民党走向新的统一的促成因素。北洋时期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北洋时期直隶、江苏、浙江等地方的研究显示，各地分权制衡体制之设立、司法独立之追求，如法官、法院制度之建立等，跨出司法近代化的一步。这些现象显示北洋之乱虽毋庸置疑，然北洋之治也是客观存在的。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北洋政府庆祝一战胜利

国共历史由两岸学者分别操刀

民国史之中国共发展与抗战等议题一直难以避免各种偏见，两岸各自主导一类型之论述。本书则主要依赖史实做深度的描写、分析与比较。其中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少数由大陆学者撰写，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操刀，其观点相互补足，而拼成一个较为公允而完整之历史图像。这样的合作方式与近年来两岸学者组成研究团队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也相符合。虽双方学者均依史料来撰述，然台湾学者更能呈现蒋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能客观分析蒋的派系属性，发掘蒋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因而相互补足各自可能有的局限。

抗战史方面也是如此，大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坚持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并取得最终之胜利，收回台湾、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了中国之版图。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这样一来抗战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之成就，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与海外各地中国侨胞也不缺席。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战后中国能跃居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各国的肯定。

本书也从不同层面介绍了抗战至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表现，描述蒋汪、国共之分合，并剖析蒋最后遭到溃败之因素。以国方军队的发展来说，从黄埔军校开始模仿苏俄红军，建立党政制度与军队“标准化”，组成国民革命军，使其完成北伐，并在抗战之时抵御日军。其缺点则是军民关系之经营较为忽略，违纪扰民之事颇多，因而“在后勤补给、医药卫生方面，或是战地情报的搜集上，均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此一情况与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之成功形成对比。

抗战时期的对日和战问题及蒋介石、汪精卫分裂在本书中也予以详细着墨，分析汪如何误信日本有谋和诚意、误判中日双方之实力与国际局势，企图以和谈来解决中日问题而走上绝路；并注意到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外敌入侵之际，国人内部无法完全团结，彼此牵制，对局势之发展影响甚巨。

抗战也影响到国共势力之消长。抗战八年，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削弱，国民党中央的统治范围越缩越小，军心、战力日渐萎靡，各种内在矛盾遂逐渐滋生发酵并蔓延开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中共军队向敌后农村拓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共开战后长期把对日抗战的工作重心放在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使其政治影响力全面提升。

在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又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遭遇重大挫折”，如“行宪”引发政治乱局与派系斗争，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之币制改革造成经济崩溃，并“激怒了中国民众”，而在币改失败的同时，其军队又在三大战役之中惨败，此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由强而弱，共产党由弱而强，国民党统治由衰颓而走向终结”，最终失去江山。这些描写与分析都是依据史实所做的中肯论断。

庆祝抗战胜利老照片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面对世界与走向共和的关键时代，其间内忧外患不断，私心与公义纠葛，政治团体或分或合，时而起高楼，时而楼塌了，这些经纬万端的风云变化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分途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史实，并借此观察现状与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应该思考的严肃课题。

本书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它反映的不但是北京、台北两个近史所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海峡两岸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两岸学者从陈三井先生所谓“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到“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是一个很可喜的发展。的确，现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顺畅，互动频繁。以往台湾学者去大陆较为方便，在台湾开放“自由行”之后，大陆学者来台也变得更为容易。“中研院”近史所每年都接待许多大陆学者来台访问、调阅民国档案、参与台湾学界的学术活动；在我所任教的大学每一学期都有许多大陆来台的交换学生选修我的课，在课堂上与台湾学生一样畅所欲言。这一种海峡两岸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术交流，让许多过去因海峡两岸的阻绝、因政治意识形态干扰、因个人党派立场而有的偏见及产生的误解，逐渐扫去。本书一面见证了两岸学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识，两岸史学由分而合的过程；同时也证实了近代史虽与现实纠葛，然它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社会科学的脚注。在历史学家努力找寻真相之下，本书提供读者一幅贴近真实的历史图像，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