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大汛⑦｜九八年分洪转移亲历者：有三峡，我们这还用分洪？

湖北公安县杨家厂镇荆和村躲水楼外侧，部分墙皮脱落，露出灰色的水泥面，红色的42米水位线标识牌还紧紧地钉在墙上。

这座位于荆江分洪区内的躲水楼，为四层三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是为长江分洪时供村民临时躲避洪水、储藏物资而建，紧急时可以进入里面等待救援。42米水位线是荆江分洪区的分洪淹没线。

4月28日，村民马林坐在躲水楼一层的电脑前，轻拍着怀里不到一岁的婴儿，目光不时转到电脑屏幕上。

通过网络，马林知道今年有可能遇到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但她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并不担心，“有三峡了，我们这里还用得着分洪？”

荆江分洪区内居民对三峡表现出无限依赖的另一面，是她们都不希望再经历分洪。

负有保护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安全的荆江分洪区，只在1954年分过一次洪。1998年长江遭遇建国以来第二次流域性大洪水，荆江分洪区进入准备运用状态，区内33万人连夜紧急转移。

今年32岁的马林，也参加了1998年那场被她称为“逃荒”的紧急大转移，只是当时最终没有分洪。

通知

1998年荆江分洪区准备运用并进行群众转移时，马林只有14岁。

那年盛夏，长江发生建国以来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八次洪峰，峰连峰，峰叠峰，峰赶峰。“荆江大堤告急！江汉平原告急！武汉三镇告急！”当时的新闻报道连用了三个排比，形容荆江流域情况的紧迫。

荆江就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自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段的别称，全长约360公里。

当年8月6日上午8时，湖北沙市水位达到44.65米，且仍在上涨，预报将突破45米，这是荆江堤防设计水位。

当时在没有三峡调蓄洪水的情况下，荆江堤防险象环生。按照当时规定，当沙市水位达44.67米（争取45米），且预报还会上涨时，为确保武汉三镇、江汉平原的安全，荆江分洪区就要做好开闸分洪的准备。

湖北省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向澎湃新闻提供的《荆江分洪区实施分洪转移命令资料选编》（简称“命令选编”）显示，8月6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电告荆州市防汛指挥部，由于沙市水位明日将突破45米这一堤防设计水位，务必做好荆江分洪区启用的准备，即刻将分洪区内老、弱、病、残及低洼地区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天，时任公安县代县长的程雪良还发表了关于分洪的电视讲话。

8月6日下午，马林家电话响起，电话那头说话声儿急促，“通知村里召开紧急会议”。

彼时，村委会没装电话，镇上大小通知都是打电话到距离村委会最近的马林家。

电话里并没说具体事由，马林家人赶紧通知村部的通信员。通信员从电话中得到命令：迅速转移村民。

8月6日下午，转移命令传遍了公安县300多个村庄。

杨家厂镇马龙村的44岁村民胡启章现在还记得，当天他还背着喷雾器在地里给棉花除虫。邻居隔着一条沟喊他：“你还不赶紧回去收拾东西，要分洪了。”

胡启章回忆，通知转移当天，天气很炎热没有下雨，但江边洪水还在上涨，“站在堤上，伸腿都能洗脚”。

转移

分洪意味着，当时荆江分洪区内的33万群众要来一次大转移。

马林家做菜籽油生意，得知要分洪，叔叔伯伯都来帮忙搬菜籽，扛起百八十斤重的粗线麻袋搬往躲水楼，用了两个小时才搬完。

马林和堂弟、堂妹忙着给跑来的村民打油，“在外面还要吃饭的，没油不行”。

在夹竹园镇齐心村避水楼开小卖部的刘国珍临出门前，把冰柜里的雪糕免费分给了村里赶路转移的邻里乡亲，将家电、家具搬上了三楼存放，“那里水淹不到”。

胡启章一听要分洪，一路小跑回家，家里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他把猪圈里养了小半年的两头猪放了，又把鸡舍里的十几只鸡放了，“带不走，总不能让淹死，也是一条命”。

胡启章拖来板车把家里最值钱的一台电器——结婚时买的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先搬上车，又带了些被褥衣物，装了四袋大米。“走之前，还要把门窗都打开，这在我们这是常识，免得洪水来了压力太大，门窗都得坏”。

背着3岁的儿子，胡启章一家五口走出家门。村道上，村民们或挑着担子，或拉着板车，还有牵着牛、赶着猪，摩肩擦踵，“人挤人，人挨人，根本走不动”。

“就是人多，到处都是人，”马林对转移路上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多，而且都沉默不语。

她说，大家都在想还有什么东西遗漏了，加快脚步争取回来再取一趟。

生活在荆江分洪区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分洪意识。“哪里是分洪区，哪里是安全区，转移该走哪条路，这些我们都知道。”胡启章说。

按当时安排，马龙村需向6公里外的杨家厂镇安全区转移。胡启章一家拉着板车随人流抵达安全区时已是次日凌晨2点多。“车轱辘还瘪了气，后来我又回去搬了一趟东西，再到安全区天都亮了”。

官方资料记载，大转移从8月6日晚上8点起正式开始。晚8点，公安县电台、电视台滚动播出转移令和代县长程雪良的讲话。截至第二天中午12点，分洪区内的33万人和1.8万头耕牛在16个小时内转移至安全地带。

安置

散布在荆江分洪区内的一个个安全区，是确保转移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临时安置点。

据《荆江分洪工程志》记载，1953年春，荆江分洪区工程初建成后，数十万军民以土方筑起围堤，建起20处安全区。此后几经变迁，变为现有的19处。

马林一家就直接转移到了所属的杨家厂镇安全区的安置房里。

但安全区内的安置房不敷使用。胡启章回忆，当年他们一家到了杨家厂镇后，安全区里已是人满为患，有亲戚的投亲靠友，没亲戚的政府安排到镇上其他人家里挤住，安排不了就只能在外面搭帐篷住，“堤坝上都住满了人”。

1998年8月8日，荆前指在向市防指汇报转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提到，转移到安全区、台搭棚安置及滞留在长江干堤上的10万余名群众，因不能按预案及时提供搭棚器材，全部露宿在外。

胡启章把用板车拖来的电视机、家具等一些财物寄存在安全区的亲戚家中。因为安全区内人太多，“后来政府又说让渡江去对岸的江陵县住，去的给补贴，我们一家又坐渡船去了江陵，在马家寨的农户家里住了20多天才回来”。

荆江分洪区向外县、市、区转移了8万多人，大部分被安排到沙市、江陵、石首、松滋等周围县市的农户家里。

对于转移后的生活问题，无论官方还是转移人员，都有些估计不足。

荆和村村民林霞回忆道，那个时候父亲经常晚上越过大堤回家拿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粮食。“没东西吃，感觉天天都在吃南瓜”。

前述命令选编显示，1998年8月8日，荆州市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在一份发给上级部门的电报中提到，由于转移仓促，来不及准备，转移群众只注重带贵重物品，转移中生活用品极缺。几个安全区“两天一夜大部分群众只吃了一点干粮……饥饿时到附近找毛豆、苕藤子充饥”。

这些转移到安全区的村民，经常跑到安全区的围堤上，远远望着空荡荡的村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看着自己家要被洪水淹没，伤感呗！”马林说。

村民转移后，按计划要被洪水淹没的村庄里，所有房屋的门窗都打开着，只有被放生的牲畜和家禽在村子里游荡，不时发出叫声，声音回荡在夜幕下的村庄。

在堤防上、安全台上，蛇虫鼠蚁也窜了出来，与临时搭棚安置的转移群众一起躲避洪水。

回家

原定于当年8月16日晚12时起爆埋在荆江分洪区闸拦淤堤里的22吨TNT炸药，最后没有炸响。

次日，最厉害的第六次洪峰顺利通过沙市，荆江水位在超出45米的分洪水位后开始回落。

前述命令选编显示，自当年8月6日紧急转移后，20多天时间内，荆江分洪区曾两次准备分洪。

这20多天，分洪区经受了第四、第五、第六次特大洪峰的考验，直到26日上午10时，第七次洪峰顺利通过沙市，气象预报长江上游和三峡区间已无更大洪峰。

当天，由时任荆州市市长、荆前指指挥长王平签发，荆前指向湖北省分洪前线指挥部和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示，在沙市水位下降到44米以下时，取消荆江分洪区运用准备的有关命令。

离家近20天后，胡启章一家人又拉着板车拖着结婚时买的彩电回到村里。路边死猪、死鸡鸭在炎热天气中腐烂，恶臭味弥漫在整个村庄，蚊蝇漫天地飞……卫生员穿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逐村逐户地消毒。

胡启章笑了笑说，“那时候那还顾上担心，归心似箭嘛”。

埠河镇村民吴女士回忆，当年返回家中后，“田里也没收什么可收的了，棉桃都被棉铃虫吃光了”，那年虫害本来就很严重，加之转移后农田荒芜，没人管理，棉花几乎绝收。

“那时候哪有什么补偿”。回到家的胡启章点了点数，转移时被他放生的十几只鸡基本还在，猪丢了一头，“后来听说是村里一家人当成是他家的猪，关到他家圈里去了，我去要也没要回来，就算了，那家人也挺困难的”。

《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直到2000年才颁布实施。

前述命令选编中一份1998年8月26日公安县转移损失情况报告显示，截至8月26日，这次转移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3亿元。

大转移过程中，也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该报告称，分洪转移中一共伤亡1644人，其中重伤473人，死亡99人。其中触电、车祸、摔死、挤死、撞死、投水、中暑、服毒死亡21人。另外，在转移过程中，因生活、医疗条件有限病死的就有78人。

到当年9月22日，参加抗洪抢险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部撤离抗洪第一线，这次大洪水正式结束。

马林还记得，军队撤离时，村民们含泪夹道相送，连续数日，爆炮竹声响彻云霄。

“有三峡兜着呢”

18年后，由于最强厄尔尼诺影响，国家防总多次称，2016年“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以防御‘98+’长江特大洪水为目标”、“做好应对大灾的准备”。

马林近日上网浏览过有关防汛的新闻，知道今年形势比较严峻，但她和家人都没觉得紧张， “有三峡了，我们这里还用得着分洪？”

“等孩子三四岁能记事了，我就带她去三峡看看。”马林边哄怀里不到一岁的婴儿，边告诉澎湃新闻，“村里人想去看三峡的心情，比想去北京看天安门还要急切”。

公开资料显示，三峡水库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分为对城陵矶地区进行防洪补偿调度库容、对荆江河段防洪补偿调度库容、防御特大洪水的库容三部分。

公安县一位熟悉县情的官员告诉澎湃新闻，三峡工程在做宣传的时候，“都会来找我们公安县，公安县是三峡最大的受益方”。

“有三峡兜着呢！”谈及可能的大洪水，当地一位75岁村民的说法代表了荆江分洪区内很多人的心声。采访中，公安县的政府官员和村镇的群众一样，提起防洪都会说到三峡工程。

澎湃新闻从公安县水利局获得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三峡工程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了百年一遇，荆江分洪的应用机遇降低了十倍。”

公安县水利局水情科科长向世朗告诉澎湃新闻，自2013年开始，公安县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没有防汛。

“以前每年到汛期，我们都要到堤上去防洪。”在胡启章印象里，自从有了三峡工程调蓄洪水后，村里已有五六年没巡过堤防过洪，青壮劳力现在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大多是老弱妇孺。

“长期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没来，所以麻木了。”夹竹园镇陈榨村村长刘连华认为防汛年年讲，但是都没来大洪水，村民思想上都有些松懈。此外，当年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都顶住了，后面又修建了三峡水库，大家都觉得今后不会再分洪了。

湖北省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陈新宇的担心是：“百姓对防洪麻木不是最可怕的，要命的是我们管理者上上下下不能也都麻木了”。

长期从事水利工程宏观问题、防洪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敲警钟：把长江洪水安全都寄托在三峡等工程上是危险的。

周建军说，防洪在某种意义上和国防一样，尽管战争几率小，但必须防。况且，现在气候变化大，很多风险几率也在变化，加上沿岸经济生活越来越难以承受大洪水破坏，所以不能大意。人类还没有办法控制所有洪水，所以未来在长期时间内，紧急时分洪仍是不能避免的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