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母”宋庆龄不会讲国语:语言与民国政治

陈晓平

2016-06-29 14: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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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被国民党尊为“国父”,有人也将宋庆龄称为“国母”。但“国父”和“国母”相互之间不讲“国语”,而是以英语为主要交谈语言,听起来似乎很荒谬,却是千真万确。虽然国民党十分强调民族主义,但在整个民国时期,推广“国语”的效果并不明显,国民党高层人物之间用英语交流者大有人在,而在早期国民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经常出现“国语”、粤语并用的情况,反映了国民党语言生态的复杂性。
宋家的语言
拜互联网之赐,我们今天能够随时找到抗战时期宋美龄的讲话视频。“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用的是有浓重上海口音的“国语”。客观来说,她的“国语”很不“地道”,腔调算是官话腔,大量字词的发音直接就是上海话。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如今通行叫法是宋耀如,也叫宋嘉树,本名叫作韩教准,英文名也历经变化,他自己在书信中用过一次Hann Cardson,不过更多的是Charles Jones Soon,后来又加一个字母叫Charles Jones Soong。(《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4-17页)名字的复杂,反映了经历的复杂。身为一个海南人,命运之船把他带到美国,得到教会人士资助得以读书,习得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
1885年12月,宋耀如以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国,在昆山、七宝、太仓等地巡回传教。教会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是学习上海话。经在美国认识的留学生牛尚周介绍,他与川沙女子倪珪贞结婚。子女在语言上通常受到母亲影响最大,倪珪贞讲的是带川沙口音的上海话,这就是宋家子女的母语。
宋家的子女,长大后都送到美国留学。因而,他们只熟悉两种语言:英语和上海话。后来,宋子文到广州工作数年,出于工作需要,应该学习了官话,或许还学了一点粤语。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孙中山和宋耀如“两人都出生于广东,说同一种方言……”(《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102页)。这是很多“历史作家”以想象代替实证的坏习惯,不足为训。
不错,孙中山、宋耀如当时都属于广东人,但广东(连同海南在内)有多少种方言?宋耀如的母语是海南文昌话,属于闽语系,海南岛的移民80%以上来自福建(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孙中山讲的是广府话,属于粤语系。只会这两种语言的人,相互之间无法通话。宋耀如未曾系统学习过广府话,孙中山则完全不懂海南话。他们之间,怎么可能用所谓“广东话”交流?用的又是哪一种“广东话”?孙中山和宋耀如之间,口头交流肯定是讲英语,或许有时需要用“笔谈”来补足。
孙中山与宋庆龄
国父国母不讲国语
宋庆龄也跟乃父一样,与孙中山只能用英语交谈。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达林曾在1922年到广州拜访孙中山。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孙中山“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宋庆龄,她当时三十二岁,但看起来要还要年轻一些,她同丈夫讲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国外长大的,不懂中文。”(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页)这里“不懂中文”指的是不会讲“国语”。宋庆龄既不会讲“国语”,也不会粤语,而孙中山也不会上海话,她跟孙中山之间除了英语,没有别的选择。
宋庆龄不会“国语”,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云彬日记。1949年9月21日,在怀仁堂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封面
1949年的新政协,担负着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由这个大会选举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制定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是最为严肃而正式的政治场合。但大会承认很多人讲不好“国语”这个既成事实,没有“强人所难”。在宋庆龄以外,还有很多政协委员都讲的是家乡话,请人翻译。据宋云彬日记,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发言,讲“一口广东话”,华侨代表陈嘉庚“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同上,第164、166页)。
《牛康上海话读本》有如下一段:“据说,当年宋庆龄与廖承志私下交谈讲的是英语,因为宋庆龄说带有浦东川沙口音的上海话,廖承志说的是广东话,而他们的‘国语’(即后来的普通话)又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所以干脆就用英语来交谈了,他们讲英语很流利,双方都能听懂。”(第175页)。这个传闻,可从宋任穷的回忆得到证实。1981年5月15日,在宋庆龄病重之际,廖承志受命到宋庆龄病床前传达中央关于接受她为共产党员的决定,廖承志“先用汉语讲一遍,后用英语又讲了一遍,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宋任穷回忆录》第508页)
“国母”不会讲“国语”,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却是铁的事实。中国地域广阔,地方文化、语言差异很大,民国时期“国语”(以及共和国前期的普通话)一点并不普及,操“国语”的人也普遍带有一定的地方口音,并不“标准”。如今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历史人物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毛、蒋似乎是默认的例外),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却与历史事实不符。
国民党人与粤语
粤语曾经在同盟会、国民党中拥有特殊地位,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以海外华侨为主要筹款来源,早年追随他的高级干部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随手举些例子: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等等。这些人多数是讲粤语的广府人,个别是会讲粤语的客家人。孙中山自1917年起,三次开府广州,在此过程中涌现了大批广东、广西干部,如谭平山、陈公博、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陈济棠等,这些人也习惯操粤语。
即使是湖南人黄兴,出于在南洋、香港、广州活动的需要,也学了一些简单的粤语。越南河口起义时,黄兴乘火车遇到法警查问,“兴操粤语答之,而语音不类”。黄兴讲的粤语不够地道,引起法警怀疑而将其扣押,被递解出境,对河口起义失败有重大影响。邹鲁感叹:“克强此举实与革命军成败关系甚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国丛书”影印本,第746页)
1924—1927年间,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习惯上是双语并用,国语发言译为粤语,粤语发言则翻译成官话。1924年1月21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对大会宣言稿进行修正,由戴季陶用国语、胡汉民用粤语,依次将修正案全体朗读报告(1924年1月29日《申报》)。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党代表胡汉民用“国语”致词后,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则用广东话演讲。(1925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及讨论廖仲恺被刺案,当何香凝用“国语”发言后,七十号代表李国瑞即提出:“请托一位同志翻译为广东话。”(《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第1册,第284页)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大会,由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总司令蒋介石授印,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旗。蒋介石发表就职演说,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翻译成粤语。(杨资元等:《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7页)
北伐誓师大会,蒋介石演讲,邓演达翻译成粤语。
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南京时期。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有人提出议案,请处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四人。胡汉民“分用国语及粤语对本案重述……”(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7页)3月22日,三全大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央执监委名额及选举办法,由胡汉民先用粤语后用官话加以说明。(1929年3月23日《申报》)
1929年4月1日,胡汉民参加上海特别市执监委员会总理纪念周活动,解释对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处分一事,“先用普通话讲……接着再用广东话讲一遍”。(1929年4月2日《申报》)
1929年,蒋介石已稳执军政大权,但格于国民党历来的传统,对正式会议双语并用的情形并无提出异议。这种情况,或许到了1931年蒋介石扣押立法院长胡汉民以后才有所改变。“国语”(普通话)的推广,有着漫长的过程,近三十年才突然加速。要准确认识历史,不可用当前的状况去推想过去。
1929年春蒋介石、胡汉民、伍朝枢在南京汤山。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语言,民国政治,国母,宋庆龄,国语,粤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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