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知识人是提高自己引导社会,还是先将知识普及社会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穆玉婷

2016-06-17 17: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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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但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在进入‘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6月16日的“社科文献大讲堂”上说。
这个名为 “后天下时代的学术与社会”的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主持,罗志田教授主讲,他从“天下士”到“知识人”的观念转变,谈到学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以大连为例,认为大连一直得不到长足发展是因为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他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讲座现场。
由“士人”到“学人”
罗志田认为,“天下”的内涵一直在变化着。近代鸦片战争后,“天下”指中国和世界,随着“天下”内涵的变化,人们关于知识的观念也在变化。他指出:“‘天下士’是指借助阅读来想象天下,是不需要物质和交通就可以想象的一群人。过去不是追求‘知识’,而是追求‘闻道’,这与后来出现的‘知识阶层’有很大不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正在朝着以知识为追求的学人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在不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时代,中国读书人,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士人在庙堂和江湖之间,随时做好转换的准备,随时准备好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胡适等人‘二十年不议政’,把政治留给肉食者,但实际上也将社会留给了肉食者;第二,士人是有责任的,他们要思考,要看得长远,其他人要以士人为榜样,而现在强调专业知识,导致做学术要多出、快出成果,多和快的结果就是没有成果;第三,古代士人‘受市民供养’,考中秀才就可以不交税,并且受尊重,但是最晚在七十年代,读书人已经不再享有原来被尊重的地位。”罗志田说。
学术和社会的关系
对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罗志田引述了傅斯年和蔡元培的观点:社会与学术相辅相成,所谓学术的普及,就是“你做好,然后带动大家”。
罗志田说:“傅斯年认为,学术的职责是唤起普通人对学术的爱好,提升民德,学者才能做好学问。而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大学应做社会的文化中心。” 做学术以提升民德,罗志田认为,民德不好,文德就是无源之水。
谈到大学,以大连为例,罗志田教授认为: “大连一直处于一线、二线城市之间,难以有长足发展的一大原因是没有一所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好的综合大学,没有历史系的综合大学,不能聚合有学问的人,这个地方就没有希望。不光是大连,整个东北地区都缺少好的综合性大学。”
社会需要一个“学者”的象征
知识人在现代社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讲座主持人陆扬认为,知识人在西方是批评,而在中国则更多是介入。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读书人与以前“士”的区别在于:成为知识人后的主动选择,选择“不参政、不议政,拱手让与肉食者”,近代史是典型的“国进民退”。
学人与社会的关系难处理,新读书人的“两难”是:是提高自己,再引导社会,还是就是要将知识普及社会。“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正面的追求被提倡,但又有“引导百姓”的责任感。而在普及过程中,很可能是学者被社会感染,而不是学者将学术导入社会,大学老师被学生叫“老板”就是学人被社会同化的典型表现。
罗志田提到现在不少历史学者为电视剧作顾问,“也有人拿不少钱请我,但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不听我的,到最后要写我的名字,这样不好;听了我的,也许这部电视剧就真的卖不出去了,所以我就拒绝了这一类的邀请。” “但社会总是需要一个学者来说所有的事,社会期望学者说些话,但是学者究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还未达成共识。”罗志田说。
罗志田总结道: “‘天下士’的读书人已经很难影响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学者能尽量剥去‘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
(本文未经演讲人审阅)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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