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头看花|安迪:出恭读书

安迪

2021-10-15 10: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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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还有未来吗?——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论文集,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印刷文化史中诸多关键概念,如手稿、纸张、广告、装帧、索引、选集等展开讨论,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结论部分引了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对他儿子的建议:
一个绅士应该是一个善于安排时间的人,不会浪费生命。即使能召唤他去饭堂进食,他也可以在此间隙读一读拉丁诗人的作品。比如,他买了一本《贺拉斯诗选》,撕下几页,随身带着读。他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作为祭品送给克罗阿西娜。(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第一版,160页)
最后这个词“克罗阿西娜”,译者加了一个脚注:“Cloacina,古罗马神话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卫生的神职。此处意为,撕下的几页读完后便丢弃掉。”《纸还有未来吗?》英文原版

《纸还有未来吗?》英文原版

《纸还有未来吗?》中译本

《纸还有未来吗?》中译本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是读《切斯菲尔德勋爵书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记,正好抄录了上面这封信的原文,相应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对照译文,便发现译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为“召唤他去饭堂进食”,所以后面的妙处也无法译出。钱先生在抄录这段话后加了一句简短的总结:“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中文意思大致就是:撕下的几页《贺拉斯诗选》,既当了阅读材料,又当了手纸。因此,上文显然不是去饭堂进食,而是去厕所出恭时带了几页贺拉斯诗选来读,读完就拿它们擦屁股,也就成了“献给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书,钱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乔伊斯、包斯威尔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说到中文典籍,《归田录》中的那段“钱思公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朗然,闻于远近’”,大家很熟悉,但接着引《北东园笔录初编》,作者梁恭辰为清代学者梁章钜之子,卷一中说:
家大人公车诣京时,及见余秋室学士,尝因问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学士笑曰:“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大病,梦入阴司,阎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签“出恭看书”,余减寿二纪,君削状元为进士。’”
这里涉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状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八则论余集的作品说:
秋室多才艺,所撰《燕兰小谱》,笔舌轻隽,余剧赏之。今见其正经文字,虽颇雅饬,却拘窘无足观者。
又引《秋室学古录》卷六“秋室居士自题墓志铭”,谓生之日其父“梦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荣,而余之名位不振,岂有遗行而帝夺之耶”云云。(上述《北东园笔录初编》中广东吴某人的梦话,这里已经抄录过一遍了。)
大概当年余集颇有文名,未得状元,大家都很惋惜,纷纷猜测原因。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余秋室三绝”说:
先生画山水、禽鱼、兰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风神静朗,无画史气。然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得之者比诸仇、唐遗迹。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请。……曩闻之玉壶外史云:“先生捷南宫后,殿试当大魁,以善画美人,故抑之。”此事虽无确证,然传播艺苑,著为美谈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页)
余集因为善画美人丢了状元,陈寅恪听信蒋宝龄的解释,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顾云美所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陈寅恪说:“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册,446页)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而钱锺书所引梁恭辰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因为余集有出恭看书的习惯,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原本可以得状元,现在只是进士。
孤证不立,《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又引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载: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见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466页)
接着一句“可见尧垣之言非妄”,《札记》跳过未录。这样看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证明此事。而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广东吴某人的梦话。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显然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上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那段话后还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可惜陈寅恪没有注意到这个传闻,否则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状元,与画柳如是像毫无关系。

掌故家徐一士写过一篇“关于读书人”,原载《文史》杂志1945年第三期,收入《一士类稿续集》(中华书局,2019年3月第一版)。文章第二节标题为“厕上看书”,开头就引钱泳《履园丛话》这一段,并说“戴氏笔记,余未见,惟见梁敬叔(恭辰)《劝戒近录》详言其事”。
梁恭辰在《劝戒近录》中讲的比《容安馆札记》引的《北东园笔录初编》更详细,徐一士全部转引。吴某人说到自己被减寿二纪时,偷看到生死簿上他的名字之前,就是余集的名字,其名下有注,云:“浙江钱塘人,壬午举人,丙戌状元。”以下禄位注甚长。但“状元”字用笔勾去,改“进士”二字(412-413页)
《履园丛话》在说余集事之后,又说了一个故事:“云间蔡礼斋,为侍郎鸿业之孙,左都御史冯公光熊外孙,通才也。最喜在窬桶上看书,乡试十余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县丞,候补南昌,穷苦殊甚。有长子甚聪慧,未婚而死,礼斋亦旋殁。余尝劝之,不听。其一生困顿者,又安知不如余学士之折福耶?”这个故事,徐一士文章引了,《容安馆札记》也节引了。如果只是因为出恭看书,徐一士感叹说:“若蔡氏以通才而久困场屋,微员穷苦,子死身亡,其罚盖尤酷矣。”
周作人也写过一篇“如厕读书”,原载《宇宙风》1935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杂记》。开头引清代学者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入厕读书”条: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
这段文字《容安馆札记》也抄录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欢的学者,他引了这段文字后说:“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98页)当然前提必须是厕所像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述的那样,知堂老人说:“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同上,101页)
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还引了不少有关出恭看书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亮出自己的态度,杨绛的《我们仨》后附了几张他们的女儿钱瑗画的钱锺书像,其中有一张“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的正是钱锺书在“necessary place”的场景,手上并没有拿书本(三联书店,2003年7月第一版附页)钱瑗绘“My father doing a major”图

钱瑗绘“My father doing a major”图

(本文系旧作扩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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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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