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霍童山纪丨共饮一溪水：霍童溪流域的人群及生计方式

宁德市蕉城区乃福建省东北滨海门户之一，区内主要河流霍童溪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蜿蜒流淌的霍童溪自群山腹地之中发源，经百余公里汇入大海。溪水所经之处，河谷两岸村庄错落，千百年来霍童溪无言地哺育着此地的山川生灵。遥想过去，在洪波滔天中颠簸数日的船只，行至此处忽见水面平缓开阔，两岸树木葱郁桃花满地，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只得叹一声此地实乃洞天福地之所在。温润澄明的溪水为此地百姓带来了丰沛的物产资源，霍童的岸上人和水上人仰仗着这条母亲河进行生产生活，却又基于不同的分工合作、生计方式而逐渐发展为不同的人群。

霍童作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当地人对于滋养他们的这片山川水土有着特别的理解和利用方式。而独特的山形水势和山海之间的频繁交流塑造出当地复杂的社会系统，在岸上和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下，霍童溪流域不同人群特有的生计模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理解洞天福地之所在的一个重要窗口。

霍童溪流域基本情况介绍

霍童溪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其中段主要流经霍童镇，故名霍童溪。溪水全长126公里，位于北纬26°47'-27°18'，东经118°54'-119°35'之间，既是福建省的第七条大溪河，又是闽东的独立水系。

图1 霍童溪位置图（摘自《宁德市地图册》）

霍童溪发源于鹫峰山脉东南麓，途径蕉城区流向东南于三都澳入海。《宁德县志》载：“其源出政和县界，自渔川而下，与咸村一水自响山岩而下者，会流于外渺溪。经加厚、渡头、青岩、石桥、坂头等村而至霍童。”[1]《支提寺图志》关于霍童溪源流亦有记载：“霍童溪源有三：一自咸村，一自瀛洲，二流至百步合一。自小石岭至凤凰桥与二溪汇而为一。”[2]简单来说，霍童溪上游大致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北部的咸村，二是西部的莒洲、洪口。至柏步村合流，进入霍童谷地，流经石桥、霍童、邑坂、贵村、扶摇、溪池，于八都入海，最终汇入三都澳。

《宁德县志·卷一·山川》：“宁山之最大者莫如霍童，故宁川之最大者亦莫如霍童。”[3]长期以来，霍童溪为所经流域的农田水利、淡水捕捞、生产生活及交通运输提供着充沛的水力资源。通过调研发现，霍童溪流域内至少存在四类人群，他们分别是：依山而居的农民、内河水运的江民、捕鱼为生的近海渔民，以及海运港口的码头人。以下，本文将以今日的石桥村、霍溪村、海星村和居安村为例，说明这四种人彼此分隔，又“共饮一溪水”的生活方式。 

一、霍童溪水支流滋养的农民：以霍童镇石桥村为例

在霍童溪126公里的流域内，人数最多同时也占据主要地位的是生活在河流两岸的岸上居民。然而与一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验不同的是，居住在霍童溪两岸的农民并不是直接利用距离他们最近的霍童溪，而是从山间开渠引流、利用山泉水。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霍童溪两岸的村庄都有非常完备精巧的水利系统，以解决村内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更有趣的是，这些水利系统大多不会直接与霍童溪发生联系。山泉水自成一体、循环利用，不直接排入霍童溪，村庄内的水利系统因此相对独立。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霍童溪处于河谷，两岸地势较高，引溪水不便。与之相应，落差形成的水力更能带动水碓等生产工具的运作；二是霍童溪流域多发洪涝，为防止洪水倒灌，沿岸各村均有栽种榕树以防洪的悠久传统，一排排古榕树便是村落天然而有效的堤岸（图3）。各村宗谱均有保护榕树的严格规定，保护河堤乃是村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更遑论开堤引水之举。石桥村就是典型。

图2 霍童溪流域图（摘自《宁德文史资料第13辑》）

图3 河边的古榕树（叶玮琪摄于2020年）

石桥村为单姓村，全村姓黄。村庄位于霍童村上游几百米远的地方，傍于霍童溪南岸（如图4所示），同时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黄鞠水利工程所在地。村民们相信：隋朝谏议大夫黄鞠辞官避世来到石桥，修建了黄鞠水利工程，从此福泽后辈。

图4 石桥村与霍童镇位置关系图（来源于高德地图）

黄氏族谱中《石桥创建志》一文详细清晰地描绘了村内的水利系统：“石桥倚北朝南，室家相连里余，其阳则平畴衍沃万顷田。环村之中为街道，而道旁溶为沟，即为水道所由，出沟之水，其源由于大石坑，过龙腰，历田陌，而入村中。沟自街头至祖厅面前少许，转而归宿于田，以滋润泽。沟道凡九折，故名九曲水，九曲之中有三石蛤蟆以镇流。街头造石砌二十五层，砌下余坪外，即递年二月赛神踏橇之处，坪外设大小湖凡三处，名为日、月、星三湖，此上祖所凿，以压火星也。俗又谓三湖势相连，取形胜如飞鹤状。村中渠凡九折,九折之中置三尊石蛤蟆,以镇湍流,故名‘三只蛤蟆九曲水’”。 [4] 

图5 黄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示意图（引自石桥村宣传册）

如上图所示，黄鞠水利工程自霍童溪支流大石坑溪引水，因开渠处位于当地风水龙脉之正中，谓之龙腰，因此叫龙腰渠。经龙腰渠流至石桥村内，溪水分为东西两支，西流灌溉农田，东流一路向下至龙腰水碓。龙腰水碓利用约15米的落差建成，分五级（5座），用于五谷加工。（如图6、7所示）由闸门、水车、磨磐、碾磐、碓槌、筛箱组成,以水力驱动水车,水车驱动磨磐、碾磐、碓槌、筛箱,压碎谷物后进入筛箱,通过筛摆使谷皮和谷心分离，形成大米、面粉等粮食。一旦开闸，相当于五个小型作坊同时开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切实解决了村民的生产加工问题，且高效节能。水流过水碓后分两支，一支灌溉良田，另一支直接引入村内作为村民生活用水，时而靠右、时而左转，以公平兼顾村内各家，故而形成九曲。贯连村头溪流下的日、月、星三湖和村中黄氏宗厅前“砚池”“金鱼池”，及村尾“星罗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兼顾生产生活、灌溉、消防的水利体系。

图6 石桥村五级水碓（叶玮琪摄于2020年）

图7 石桥村五级水碓（叶玮琪摄于2020年）

上述这种开山引渠的水利设施，早在宋代《淳熙三山志》中已有记载：“仙湖、堵平湖、塘腹湖：会小溪水，隋谏议黄公创，溉田千余顷。”[5]书中所说仙湖、堵平湖、塘腹湖皆为汇集众多小溪水而成，正与今石桥村星罗湖、金鱼池类似。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引霍童溪水的水利工程在霍童流域并不是个例，沿溪很多村子中都建有类似于黄鞠水利的水渠水碓。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传统上他们并不依赖霍童溪取水或灌溉（当然今天已大为不同），霍童溪于他们而言，首先并且主要只是作为运输要道的“水路”而存在。这与赖溪而生、以船为家的江民，在生计和用水方式上有根本的不同。 

二、世代以船为家的内河江民：霍童镇霍溪村

图8 霍溪村位置示意图（来源于高德地图）

霍童镇霍溪村位于霍童镇西北区域，毗邻霍童溪，是原先在霍童溪生活的江民上岸后所组成的村庄，在行政上与当地霍童村、洞天社区平行，但并没有与其他两个村的村民混居，而呈现为相对独立的状态。他们世代在霍童溪上以运输为主业，打渔为辅助，是霍童溪水路得以存在的基础。世事变迁，如今这些江民虽已全部上岸，但他们仍然不事农耕、不习土地，主要生计来源仍然围绕着霍童溪。只是如今溪上水坝隔断、水路断绝，溪谷间穿梭的翘头连家船再无用武之地，除了远走他乡之外，这些水上江民亦只能在溪中捕捞水产为生。但无论如何，在上岸之前，霍溪村民极少捕鱼，这是本文称他们为“江民”而非“渔民”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那么江民就是霍童溪的主人，正如他们所说：“霍童溪从洪口到八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田一样，都是属于我们的流域，只有我们村才有资格去捕鱼。”

图9 霍童溪（叶玮琪摄于2021年）

图10 霍童溪（叶玮琪摄于2021年）

霍溪村为单姓村，江民都姓郑，据村民自述他们自古就是一家人。但由于缺少宗谱和文字记载，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来源众说不一：有人相信郑氏祖先于嘉庆年间从福安迁居于此，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郑姓发源地——河南荥阳。

自宋代闽北商品经济发展以来，整个流域山区的交通运输就全然倚赖霍童溪。以水运为生的江民们，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洪口-霍童-八都一线。洪口至霍童的这段流域水流比较湍急，运输多以放排为主。从霍童到八都，则是连家船的天下。

图11 霍童溪流域图（摘自《宁德文史资料第13辑》）

放排，顾名思义是将木头或者竹子扎成筏顺流而下，主要用于运输洪口、莒洲等地出产的木材和竹子，也能携带一些例如茶叶等比较轻便的货物。放排要求极高的技术和体力，除了霍童溪上的江民之外，洪口的部分村民亦掌握这门技术。但无论是洪口村民还是霍溪江民放出的排，到了霍童镇港口后都要由江民统一收拢，然后再载去八都。洪口至霍童一线山高路陡、水流湍急，放排是最经济高效的运输方式，这项生计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还是洪口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保留项目。

霍童和八都，就是连接山里与海上的两个端点码头。八都运回霍童的货物多是盐、壳灰、咸鱼货、日用品等，从霍童出海的货物则多是柴片、木材、土产品与粮食等。在这两端之间，霍溪江民用他们的连家船织出了细密的航线。事实上，连家船也能出海，老人们回忆，当年他们向下最远可以到三都澳、赛岐码头和福安，向上也能到屏南、咸村，但是去的都极少。向上游走山高水急，连家船不如放排高效。向海口外走也得不偿失，回程多为逆流，大多需要纤夫拉船方能上行，因此除非有指定订单，否则江民不会去到八都出海口以外的地方。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霍童溪上的郑姓江民大约有200多人，连家船30余艘，是流域内大宗货物运输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关于“水上人”的历史已有大量研究，但本课题组想指出的是，水上运输有很强的技术壁垒，这一方面使得江民们收入不低，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与“岸上人”之间有一条无形界限的重要原因。1958年，宁德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了集体所有制的交通运输社，江民全部入社，但仍然生活在水上。老人们回忆说，江民们自认自己地位低下、娶妻困难，当时他们上岸甚至不能穿鞋，因为“曲蹄跣足”是他们区别于“岸上人”的直接标志。江民时常搭救失足落水者，但从不接受酬劳，理由是他们不敢（或是不愿）参与进“岸上人”的人情往来，而宁愿自成一体、以船为家。江民与农民之间存在一条“无形的界限”并体现于各个方面，这正是大量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在疍民和“水上人”研究中所发现的重要问题。

1966年4月，政府曾在大石农场划出土地，让江民们上岸生活，但因为他们不会务农，所以很快就陆续返回到霍童溪中。直到1975年公路逐渐建成通车之后，霍童溪水运没落，失去了生计来源的江民们才不得不开始陆续离开连家船。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任时推进“连家船上岸造福工程”，直到2004年，江民共计300余人最终全部上岸。2013年，霍溪村正式建村，但“水上人”们也从此改变了他们作为“江民”的身份，而因其当下的生产活动被认证为“渔民”。

然而在历史上，霍溪江民专注于放排行船，很少捕捞水产，也禁止其他群体下河捕鱼。作为“霍童溪的主人”，他们无比珍视这片水上家园。在他们的守护下，溪内曾经旱涝有度、溪水清澈、鱼类繁多、生态极佳。但是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八都水库和洪口水库的相继建成，霍童溪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水库为了蓄水发电，造成霍童溪常年处于低水位运行，鱼类无法生存。与此同时，常年高水位发电的水库也起不到蓄洪的作用，反而加大了洪水隐患，霍溪江民世代相传的治洪知识在水库的干预下变得无计可施。但是，尽管环境恶化，霍溪村村民却依旧对霍童溪有着高度的情感依恋和认同：“我们霍童溪的水很干净，鱼就很干净”，“这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田地”。

三、专职从事捕捞的近海渔民：以八都镇海星村为例

顺着霍童溪一路向下来到八都镇，这里就是霍童溪的出海口。咸水与淡水在此地分界，狭窄的内河河道也从此处入海而拓宽，霍童溪上的郑姓江民很少踏足八都以外的海域，而以海星村为代表的近海渔民则在海口处捕鱼为生。

图12 海星村位置图（来源于高德地图）

海星村位于八都镇下游几百米的地方（图12），自1950年代起就已建村，村民都是近海一带的渔民。建村之初，渔民约有500多人，近百艘渔船。1998年连家船上岸的造福工程，海星村是直接受益者。到2010年为止，200多户渔民全部上岸。至今,全村还有50多人以捕鱼为生，现存各类渔船180多艘，造价从一万至三万不等。

图13 海星村渔船及渔民（叶玮琪摄于2021年）

图14 海星村渔船及渔民（叶玮琪摄于2021年）

与霍溪江民同属郑姓家族不同，海星村渔民主要有四个姓：林、卞、唐、翁，分别来自不同的祖籍地。以林姓为例，他们主要来自七都、福安等地，上岸后与八都林氏合并家谱，从此追溯八都下坂村的林聪为始祖。这些近海渔民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八都到斗姆（图15）一带，亦即近海区域。老人们回忆，他们最远的捕鱼范围可达浙江舟山，专门捕捉野生黄花鱼。但无论去到哪里，晚上一定会回到海星村附近落脚，实在远行不能当日返回，也不会离村一周以上。这片近海海域，而不是整个捕鱼范围，才是他们的“家园”。

图15 海星村与斗姆位置关系图（来源于高德地图）

将海星村所在地视为家园，首先因为这里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渔民必须定期返回这里修理船只、补给交易，这片港埠就是流动海洋中相对稳定的锚点。而在“家园”之内，海星村渔船的停靠位置也极为讲究，各家船只均有固定的停放位置，诸如滩涂等较好的停靠点多是祖辈传承而来，海之有界，犹如土之有疆，拥有滩涂海界实为“上祖遗泽”。

可惜的是，这片“上祖遗泽”今日也受到极大挑战。除了洪口水库造成的水道恶化、洪水时发之外，入海口处的围海垦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八都出海口外的云淡岛，曾是戚继光战倭的重要地方，也是海口外的重要岛屿。霍童溪水入海以后，本来从云淡岛东西两侧分别汇入海洋（图16）。尤其是西面一支，洋面开阔、水流平缓、物产丰富，正是海星村渔民世代赖以为生的近海渔业地。但几年前为了建厂，直接将整条支流填平，渔民只能转战东边小支，这是近年来当地水产养殖与捕捞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图17）

图16 填海前霍童溪入海口地图（来自《宁德市地图册》）

图17 填海后霍童溪入海口地图（来自高德地图）

四、码头人：以八都镇居安村为例

除了靠溪水养地的农民和以水为家的江民、渔民之外，霍童溪还养育了第四种生计方式的群体：码头人，其中尤以八都码头的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

八都的码头人有两种主要生计方式：码头搬运和外海海运。后一类“海上水手”在八都人数不多，20世纪50年代时也只有80多人。他们扎根码头，除了青壮年男性之外，妇孺老幼都靠码头商贸为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岸上”，这是本文将这些水手同样视为码头人的主要原因。

图18 居安社区位置图（来源于高德地图）

与外海水手一样，直接从事货物搬运的码头工人人数也不多，20世纪50年代约有60人左右，但这一数字同样只是该群体中的青壮年劳动力部分。据老人们回忆，码头工人有自己的行会，历来分为四组，一组值班、一组后备，秩序井然。他们的活动范围有三个主要分布点：八都码头、八都镇海星村、七都镇三屿村。具体来说，由于过去三屿临海，所以主要停靠大吨位的船；中等体型船只停靠海星；再小一点的船进入八都码头。因此三个码头装卸的货物不完全一样，搬运工人们也需要更细致的内部分工与合作。例如，洪口莒州下来的木材，从八都上岸，然后转运到三屿木材厂统一加工，随后才能上船出海。所有码头工人都必 须统一调配、统一轮班，以此保证货物的有效流转。

图19 原先八都码头所在地现已沿河修建下沉步道（叶玮琪摄于2021年）

文章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同一流域内毗邻而居的人群，也会因他们与“山水”的不同关系、不同生计方式而形成有界限的群体，并浸润入不同的“地方感”。在霍童溪流域，水既串联起山，又与无际的海洋相连。无论是对有限土地资源高度警惕的农民，还是活动于固定流域内的江民，亦或是依托海洋资源的近海渔民和以码头港口为生的群体，都在“我群”的边界之内与天地共生，既享受着这方水土的馈赠，又在分工合作中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与共生。

参考文献：

[1] [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2] [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第13页。

[3] [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4] 摘自石桥村黄氏族谱。

[5] [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集委员会整理，《淳熙三山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