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企业的市场主体权利没保障，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

主讲人：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

时间：2016年6月18日

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编者按】

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对中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和政策上提出了独到的分析。刘伟指出国家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地位和主体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就可能导致政府过度的、随意的干预，这可能让中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

就地方政府层面而言，他认为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将会拥有更大的作用空间，但同时这将对地方官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官员必须要有长远的观念和对当地长期负责的态度才能使得改革落到实处。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刘伟发言内容的摘录：

“特殊的国情导致中国反危机的政策和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今天，我谈的三个问题都很有中国特色，我将从中国的特殊性来展开讨论。第一个问题我讨论一下怎么看待中国反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很有中国特色。因为这次经济危机不是发生于中国，它首先是从西方，尤其是从美国发生然后转移到中国来。

全球进入反危机的大潮中，对政策方向的选择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我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比较集中在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次反危机的政策主张是不是出台晚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蔓延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所以，当全球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进入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当时还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增长局面，发展阶段增长态势和全球不同。

这种增长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使得我们不像世界那样很早的体会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政策目标是双防：第一防通货膨胀，从结构性通胀转为总体性通胀。第二防过热，防止经济增长过快由此导致的过热。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宏观经济目标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怎么样呢？全面紧缩。

可是2008年全面紧缩的时候大家知道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6月从美国开始，从2008年已经开始席卷全球了，全世界都开始严阵以待全面的反危机，而唯独中国做大的经济体全面紧缩，这样紧缩下来到了2008年的五六月份，其实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对了，各种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就做了调整，不再讲双防。我们开始讲“一保一控一调”：保增长，控股价，调结构。

所以物价问题还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删除掉，但是双重目标保增长控股价，我们真正调过来是2008年第四季度，所以整个我们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比全球性的反危机举措晚了大概有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人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这个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2007年、2006年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个恰恰和世界增长的情况不一样，便由此就发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我记得2009年春天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财政赤字做了2.8，当时李扬教授问是不是太高了，总理说我还嫌不够，要出重拳、出组合拳。所以就有人讲我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的财政赤字计划9.8万亿，10万亿的信贷支持很猛，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这个政策是不是猛了？

猛了以后代价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这个猛不是力度问题是方向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这次失衡出现的问题，和美国、欧洲、日本不同。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从外部输入的，而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体系崩溃所产生的问题，实体产业没有大问题，而金融部门供应货币的能力不足。实体部门对货币存在需求，所以要求政府向实体部门直接注资，支持资金链，要求银行增大货币供给能力。货币市场上失衡的情况是有货币需求，而缺乏货币供给。

危机冲击到我们这儿之后，世界经济衰退对我们国家的需求产生了影响，出口受挫，内需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一道防火墙。银行本身并没有问题，那我们市场上失衡的是什么呢？是银行有货币能力，有供给能力，我们的实体产业却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他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经济在金融市场上有货币需求，而无货币供给。而我们有货币供给，却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培育对货币的需求，刺激实体经济。对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增大货币供给，往流通当中砸货币。可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恰恰和西方反危机的政策差不多。我们大量的向流通当中注资，结果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需求，大量的货币就滞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有人提出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是不是过猛了？

第三，猛了的话代价就大，代价大支撑的时间就长，所以我们在2010年十月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是不是退出得早了？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宣布退出，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退出反危机的轨道。但中国政府在2010年10月这样做了。

之后，这就带来了对反危机过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难和进入新常态以来扑朔迷离、复杂的经济失衡的新形态。这些形态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周期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宏观政策干扰的因素。因此，人们就提出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比退出反危机是不是过早？

我们说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中国特殊的国情，所以中国反危机的政策和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总结中国的这些特点，提出新鲜的经验，总结问题，然后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

“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双重风险并存”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当前我们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宏观经济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双重风险并存。

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很困难的选择，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这个问题，在宏观调控方面，方式或政策以及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全面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

就宏观调控来说，很大程度上传统的需求侧调控失灵了。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退出以后，我们先感觉到的问题是增长速度有了变化，从过去的高速增长一下降到了2008年增长9%，但是这一年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是持续下降的。从2007年的10.1到2009年第一季度，降到了6.2。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总结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

当时觉得速度有变化，以为时间不会持续很长，马上就能过去，结果后来发现不对。2009年之后，2010年速度有个反弹，到了10%以上的增速。2011年、2012连8都没保住，大家就急了。看来这不是换挡期，我们开始说这是三期叠加，现在是反危机之后的成本消化期，存量上经济矛盾很深刻，要调结构，结构是存量的问题，所以叫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经济从中速到中高速的换挡期，因为是三期叠加，恐怕要长一点。但是不管怎么长，既然定为三期就会有时间节点。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过去，到哪个点是拐点，所以W、M都出来了。但这个点不太好找，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最后干脆不说三期叠加了，开始叫新常态。

过了一段时间，新常态就有了新失衡。新失衡既不是全面的通胀压力也不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他同时这两个压力都有，双重风险并存，所以传统宏观调控需求侧入手的宏观政策其局限性就暴露了出来。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破解新常态下新失衡的重要的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市场化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

我们既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个问题就要考虑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话，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管住、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你要协调好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有需求拉动。这必须是有效的需求，他要靠创新驱动。

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内恐怕就要适度扩张，如果过度扩张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效果。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关键是调结构，把那些不适应、低效率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掉。这时候，市场需求一定要控制。如果市场需求在这个时候膨胀起来，破铜烂铁都可以卖掉，就会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泡沫化。

对经济有适当的管控，一方面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一方面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短期来说是过日子，你要过得去，现在管你什么都给你刺激起来，一堆垃圾、一堆泡沫到后任再说，这不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态度下，肯定推行不了。

在体制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如果市场化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恰恰直接影响企业，企业的市场地位、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这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过度的、随意的干预，这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

我们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关停并管并不陌生，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国引入供给侧改革特别要强调应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作用。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如果你通过行政直接作用，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时代推行过供给革命，他后来之所以停了，就是因为实际中处理不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理念，所以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间是个两难的命题。实际上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组织下，这个两难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中国的宏观经济学能不能确立起来？核心问题就是在这儿，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在经济哲学上把市场所要的自由和社会化生产的自觉统一起来。理论上能认识到这，在机制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的能处理好，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所以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价值取向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问题。供给侧结构性管理调结构一定是长期的，要把短期目标长期累积起来。我刚才说西方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后来停止了，除了理论之外，他其实有政治体制问题。民主体制选举体制任期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政府只做任期内的事，跨任期的事是不做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多事情是长远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对人民、对社会长期负责的态度。供给侧管理更多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有没有那种胸怀？有没有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改善这个地方的教育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资本投入结构等等，都属于供给侧。需求侧管理带来的好处是扩大需求、提高购买力、增加居民收入、活跃当地市场，但当地老百姓拿着钱却不一定会在当地花，那地方政府费了半天劲拉动了别的地方经济。所以说供给侧对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作用的空间更大，但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要热爱家乡，要真热爱这个地方，真为这个地方长远负责。所以供给侧管理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长期负责的责任心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本文内容依据现场录音和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