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间直树：民国初梁启超对日态度和日本知识界对华态度之变化

【编者按】

狭间直树是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被誉为当代日本梁启超研究、京都学派的领路人。狭间直树2012年在日本在清华大学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系列讲演，力图通过精细的历史文本比较分析，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近日经整理结集出版，是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本文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张勇对系列讲座的评议，此次亦收入集中，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载。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布，此为下篇，评议范围涵盖第四至第八讲，分别探讨《新民丛报》时期、“预备立宪”时代、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以及梁启超与历史学、《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等问题。

四

在狭间先生看来，《新民丛报》时期，是梁启超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对中国文明范式的改变贡献最多的时期。其根据就是他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的《新民说》，而“实际上可以说，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

关于梁启超的研究，《新民说》从来都是关注的重点。较之众多的已有研究成果，窃以为狭间先生之于《新民说》的研究，其予人印象深刻者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充分考察了《新民说》的日本“媒介”，即日本明治时期的知识和思想（尤其是有关西洋的知识和思想）对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准确地指出，冠以《新民说》的系列文章，并非是一个思想统一、逻辑一致的整体。就大端而言，以梁氏访美（1903年3月至12月）为界，《新民说》的立论轴心发生了偏转，所以，“尽管题目是同一个题目，但不能把《新民说》看作始终如一的作品”。

上述两点创见，都是建立在对相关史料的细致收集、排比和精密分析的基础上的（详见讲稿，此处不列举），而“细密”正是狭间先生《新民说》研究（也是其梁启超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据笔记，为第四讲作“评论”时，我曾特别就狭间先生对“细节”的关注提请学生们注意，称之为度人金针。当时列举的事例有：其一，“中国之新民”笔名的使用情况。据狭间先生统计，梁启超“中国之新民”这一笔名，除用于《新民说》的连载，迄《新民丛报》第72 期，还被用于除“小说”“文苑”栏目之外的如学说、学术、历史、地理、传记、政治、法律、生计、宗教、教育、时局栏目的文章的署名，共约169 篇（用其他署名的文章约130 篇）；《新民说》连载至第72 期，“不告而别”，此后“中国之新民”之署名亦不再使用。由此可以引申的认识，“中国之新民”的使用是有特殊用意的；就广义而言，凡署“中国之新民”的文章，皆在“新民”学说的范畴之内。这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其二，关于《新民说》的版本问题。狭间先生特别强调，《新民说》有多种版本，且情况复杂，故研究《新民说》不能仅据某一种版本。可以顺便一说的是，狭间先生在第三讲提到的《清议报》第4 册的两种版本的问题：通过比对，狭间先生发现台湾成文书局影印的《清议报》第4册，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清议报》第4册，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前者连载有《佳人奇遇》，后者则无，并于第5 册登载的《佳人奇遇》中删去了有关清廷残暴的内容。由此则《革命逸史》所谓《清议报》曾因登载的《佳人奇遇》和《仁学》有反清内容，而被康有为下令“撕毁重印”的说法，得到证实。近代报刊也有“版本”问题，这一“发现”，唯心细如狭间先生者才能做到。其三，关于《新民丛报》的拼音问题。狭间先生注意到，《新民丛报》的封面上有字母Sein Min Choong Bou，似应为“新民丛报”的音译，但拼法特别，故疑为是一种方言的发音。能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可谓密察。

狭间先生有一个说法：第72 期之后的《新民丛报》已经不再是《新民说》时代的《新民丛报》了。第73 期的《新民丛报》开始连载署名“饮冰”的《开明专制论》，导致这一从“新民”到“新政”的转变的原因在于梁启超同“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接触。而这就是狭间先生第五讲的中心内容。

1906 年六七月间，身为清廷通缉要犯的梁启超，经原时务学堂的旧友熊希龄居中牵线，秘密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端方等起草了以“立宪”为主旨的考察报告。此事的大端，早经各类材料提及，如《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就对此事有所记述，并提供了一些相关材料。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是对此事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考订。狭间先生在浅原达郎《端方传》（1995）所作考辨的基础上，补充论定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和《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即为梁启超所代拟，也就是同为考察大臣的戴鸿慈在日记中所记“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折”的前两折。之后，夏晓虹教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包括戴鸿慈日记所记“凡五折”中后三折在内的一批梁启超手稿，至此梁启超“代拟宪政上奏”案被做成了铁案。此外，狭间先生还由此考察了1906 年11 月梁启超由东京移居神户须磨一事，认为这正是代拟上奏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为了便于秘密活动和充分利用代笔带来的与载泽和端方等人的关系网（如与清驻神户领事长富的联系）。这也是前人少有论及的问题。梁启超在须磨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后归国。

五

第六讲的题目是“民国初年的梁启超”。除了一般性地概述民国初年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生涯，狭间先生还以“函夏考文苑”为例，谈到了梁任公在民初的文化地位。但这一讲的重点却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对日本态度的转变。

狭间先生指出，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四年，曾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善待，心存感激，称之为“第二故乡”；尤其是留居日本后，深受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其自述曾以“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为之一变”相形容。举例来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大力宣讲“民权”，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并称日本为“东方民权之先进国”，这不是说来日本以前梁启超没有谈过“民权”，但是在诸如《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中，“民权”没有出现也是事实。两相对比，可以知道梁启超是受到日本现实的启发，对国家发展与尊重民权的对应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后来的《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中，他更主张学习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经验，明确表示出要效仿日本自由党进行组党活动的想法。 “民权”之外，他还屡屡称赞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以为可供中国人取法。总而言之，虽然他也曾有批评日本文明的言论，但其基本态度还是希望无论从制度上还是精神上都要学习日本。另外，狭间先生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梁启超很少提及《教育敕语》这一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并被神圣化的日本近代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反之则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敕语》赞赏有加。显然，狭间先生对此问题曾收集材料，作过研究，但尚未有满意的答案。

民国初年，梁启超却由亲日转向了反日、憎日。首先导致其对日本的信任出现巨大动摇的是1915 年的“二十一条”。日本以武力威胁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行径，使梁启超的日本观受到深深的伤害，得出了日本文明迅速“退化”，“今之日本则昔之俄也”的结论。随之而来的在“护国运动”中的经历（由南下途中得到日本在华“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的全力保护，而感知日本欲灭亡中国之布置），更使他见识了日本的可怕。对此，梁启超有这样的回忆：“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

作为梁启超对日态度转向的比照，狭间先生还专辟一节介绍当时日本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对华态度。狭间先生指出，当时作为压迫一方的日本人，其大多数不但对本国政府对邻国采取的侵略政策甚为迟钝，还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在知识界，身为汉学家的内藤湖南是如此，后来成为大正民主主义旗手的吉野作造也是如此，他们都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表示了完全的支持。

但是，狭间先生重点介绍的还是之后吉野作造对华态度的转变：因接受撰写中国革命史的委托，吉野开始深入了解正在进行的“护国运动”，他得出的结论是，以梁启超、蔡锷为核心领导的反袁运动，是爱国的“革命”运动，具有一种“活的精神”。这样，仅仅一年之后，吉野就从“二十一条”的拥护者转变为梁启超等人“革命”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之所以能够如此，狭间先生认为，是因为吉野作造具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对待中国的“同情和尊敬”的基本精神。对此，我在课堂上曾感喟：狭间先生于吉野作造所谓“同情和尊敬”精神的三致意焉，应该不仅仅是在讲历史，“温故知新”正是东亚传统史学的精要所在。

接下来的第七讲，有关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涯，选取的是任公作为史学家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角度则仍与日本有关，即日本汉学重镇之一的桑原骘藏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评。1922 年初《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当年，桑原骘藏应邀在《支那学》第二卷十二号发表《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予以批评，该文的中文全译首先连载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49—50 期，时间已是1925 年。桑原骘藏对于任公书中的错误，指摘不稍假借，对于任公书中有关日本学术的贬斥性评述，讥刺恼怒之情更溢于言表。然而，狭间先生看重的却是由二者（任公之书与桑原之评）表现出的中日两国学人为建设“科学”的历史学所作的努力。

狭间先生指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桑原，都试图把历史学发展成“科学”。因此，桑原在书评中确实高度评价了梁启超试图改造（革新）《史记》以来中国史学传统的尝试。就大端而言，其一，将所谓历史视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即可供现代国民资鉴的“国民发展史”，而非“一人一家之谱牒”；其二，认为历史学不能仅限于对事情的叙述，而是一门要找出存在于事情与事情之间法则（梁启超称为“因果律”）的学问。桑原称他在“不仅是史学，所有的支那学都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这一点上，与梁启超的想法完全一致。而所谓“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把“材料批判”和“比较讨查”放在首要的位置。

鉴于桑原在书评中没有展开关于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的讨论，狭间先生特意将得到桑原认可的其师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拿来与梁启超的观点相比较，以求讨论的深入。

通过比较可知，坪井九马三和梁启超都认为，尽管有立足基础的不同，但并不妨碍史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科学”，并且他们都致力于把史学改造成“科学”。虽然，他们两者之间又存在一些微妙的不同。坪井认为史学的科学性（“可然程度”的判定）表现于对个别史实确实性的判断及其集合；梁启超则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对整体全貌（“总相”）的把握上。因此狭间先生说：“在我看来，他们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地平线上，但又包含着在方向上的不同。”

第七讲“梁启超与历史学”还有一个副标题——“1920 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其意在由具体的事例展示中日两国史学“近代化”的共同经验。至此，我似乎对狭间先生“梁启超纪念讲座”中所一再强调的“东亚”视角有了些许感悟：所谓“东亚”，就是连结中日两国人民的强韧纽带，就是我们共同经历和拥有的那些东西。

狭间先生进行“梁启超纪念讲座”的那个学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还举办了一系列与梁任公有关的活动。其中之一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狭间先生讲座的第八讲“《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撰”，同时被安排为“讲演周”的内容；受限于讲演周的时间，所以实际上讲座第八讲的讲授在先，第七讲反而在后。

狭间先生之所以选择《梁启超年谱长编》为讲题，想必与其参与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日译工作有关，而这又正是狭间先生此讲中最引发兴趣的内容。记狭间先生所说，《长编》的日译，源起于岛田虔次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共同研究班。岛田先生研究班的选题是近代中国年谱的翻译介绍，列入初选的是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年谱，而最后选定梁启超年谱，则是接受了狭间的建议。研究班采取的应该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特有的“会读”方式，每隔一周举行一次读书会，讲读《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同时进行翻译和注释。迄岛田先生去世，读书会已进行一百余次，但翻译、注释工作仅完成一半。之后，狭间直树、井波陵一、森时彦、江田宪治等承担了岛田余下的工作，2004 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岛田虔次编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五卷本。日译本《长编》，就篇幅而言，已是中文本（上海《长编》本）的数倍，其最大的特点是多达3940 条的注释，以及方便实用的《人名总索引》《中国人名表》（分别名、正名两项）《文献目录》等。日译本一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并因其“具有中文各版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而被列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版本之一。可以顺便一说的是，狭间先生讲学期间，清华国学研究院还为其联系、安排了参观中华书局所藏《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一稿（现传世的所谓“初稿”已是经大量删减的第二稿）的活动，我本欲陪同前往，却因临时有事未能随行，也是一个遗憾。

关于狭间先生的讲座，还可以说的是后来增加的课后“答疑和讨论”。记得大概是第二讲之后，狭间先生向我建议：每次讲授安排的评议和学生提问时间，是否不要变成了他和我两人的问题讨论和对话；我的评议可以重点放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他所讲的内容，并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提问；至于我们之间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学生们课上未尽的问题，可以在课后增加一个时间段，继续解答和讨论，参加者自愿。对此建议，我欣然从命（并因此而偷懒，减少了每次“评议”的事先功课），这样，从第三讲开始，狭间先生的讲座就新增了课后的答疑、讨论环节。每次课后，我们会从历史系的教室转移到国学院的会议室，继续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无拘束的“漫谈”。狭间先生、他的翻译高女士和我，是每次谈话的常客，其他参加的同学和教师则不固定。若逢有刘东老师参加，谈话结束后，多半会邀请大家一起去吃晚饭，他也总有好酒款待狭间先生。

每次“漫谈”的话题并不限于课程及相关的问题，气氛自由、轻松、融洽。可惜的是当时未作笔记，谈话的具体内容大多已难以追忆。唯与之相关的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次，我偶尔问起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一词在日本的早期翻译和使用的情况，狭间先生说，这个问题需要查阅一下相关材料。三天后，即周日的晚上，我外出回家后，看到了狭间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说已经三次给我家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所以只好发电邮，为的是告知查阅Renaissance 的结果。先生告知：已联系京都的学者，查看几种明治时期的辞典，据其记载情况，“文艺复兴”一词，大约是在1890年后成立的。……读着先生的邮件，可以想见几天来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劳。在记下此事的当下，我仍仿佛感觉到一缕春风拂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