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写《舞男》，当女性成为“第一性”会怎样

“我说过女人归有钞票的男人，这话我收回。男人也归有钞票的女人，管他男人女人，只要有钞票，这个世界一向就这点出息。”作家严歌苓借着小说人物之口说。

6月20日，严歌苓携新作《舞男》来到上海言几又书店，与读者见面交流。

当女性成为“第一性”

“在一对男女关系中，谁是支配这个关系的，谁就会对被支配的那个人指手画脚。女人要是支配这对男女关系，她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跳舞跳下去，这不是一个正经事。”严歌苓如是道，“支配这个关系的，一定会企图去改变另一个人。在改变当中就会产生戏剧，产生悲剧。”

《舞男》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上海滩舞场，舞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严歌苓试图以此来探讨今天男女、爱情、性以及社会的变异，“一个女人强大起来是悲剧，还是喜剧？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西蒙·波伏娃把女人写成‘第二性’，那么‘第一性’当然就是指男人。像波伏娃这样女权主义思想很强烈的人，她也会把女人写成‘第二性’。为什么是‘第二性’，难道我们是客体，不是主体吗？我们当然是主体。”

由于从表姐口中知晓上海的舞场文化，以及对女性问题一直以来的思考，严歌苓创作出了一个以上海为背景、与传统故事相比角色地位置换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女人是‘第一性’，她富有、强干、聪明，是这个社会里主流中的主流。她找到这个男生，是因为她喜欢他，就像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一样。而这个男人是不是也可以像一个被人喜欢的女人那样，他们的性会不会倒置？这些东西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即男性是狩猎者，而女性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严歌苓通过小说试图探讨“如果这个东西被颠覆了以后，在短短中国社会转型的二十年中，有没有可能建构另一种性的关系？女性变成‘第一性’后，会出现什么荒诞的悲剧？这是我在这个小说里提出的，是自己去思考，同时也想和读者讨论的问题。”

真实生活比虚构故事更加离奇荒诞

为写出真实的舞场生活，严歌苓到百乐门、区文化馆体验当下的舞厅文化，“第一次去百乐门跳舞，由大表姐带去，那一次我还觉得非常怯生生的，因为对环境特别不熟悉，又觉得百乐门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旧故事和旧上海情调。羞怯地跟舞师学着跳舞，但后来也不尽然在百乐门跳，有时候会到区文化馆。”严歌苓笑称，社区跳舞便宜些。

这样的体验也成为了《舞男》一书与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点，“过去我认为自己是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一个侧目而视的人。但现在我不再感觉能够保持以前那种侧目而视的位置。对中国社会的参与越来越多，这就使我在写的时候非常有激情，非常饱满，感觉到自己牢牢把控着我的故事、人物、氛围，应该讲这是我这几年写当代生活里最有信心、最有把握的一个小说。”

从有灵感到写成《舞男》，严歌苓历经十年，她试图用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在百乐门里的舞男的鬼魂的视角“看”现在。“他在观察今天女性强大后对男性的凌驾，在观察今天的人还会不会像那个旧时代一样恋爱，今天的爱情和当年的爱情是不是一样，以及现在社会的‘性’和当年的区别。”严歌苓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文学的思考，还是一个社会的思考。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有着特征明显的人群，说英语的老外们、说上海话的本地人、说普通话的外来人民。”除了男女关系，严歌苓也试图通过《舞男》揭示今天的等级问题。“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等级差异造成的矛盾越来越多，富裕的人不在意比较底层的人的感受。对穷人的那种不屑，不把他们当成同一种人的那种态度，其实正在造成一种非常大的黑暗的冲击力及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所体会到的底层人的压抑，是可怕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对贫穷和富有的概念几经颠覆和变化。革命把原来存在的概念颠覆了，新的概念却又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特别是精神生活上非常迷乱的状态。”

尽管从事创作，但严歌苓也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离奇性和荒诞性大大超过虚构故事。我们把它写出来，有的人就会说是你编的，实际上你编不出我们每天看到的各种信息的离奇和荒诞。荒诞永远都是存在的，包括我在写《陆犯焉识》时，这种荒诞表现在，过去在监狱里他失去自由，回到家他以为得到自由，却发现家才是人的一个终极的监狱。所以自由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追求，那么得到自由和失去自由本身又是一种相对的东西。”

“文学寄居于电影，我感到愤怒与悲哀”

这部《舞男》也许很快能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严歌苓透露：“《舞男》还是电子稿的时候就已经被一家公司买了电影版权，现在还有一些以导演出面的公司来接洽版权事宜。”

在考量哪位导演最合适、能够反映上海生活，又能够请得动好演员时，严表示最想合作的导演有姜文、娄烨、贾樟柯等人。“在这些导演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严格的审美观和情感表达方式，就像看到人类还保持了这样一种纯粹的艺术生命，特别难得。”

即便是畅销书作家，文学的式微依然让严歌苓感到可悲。“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当然很棒，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变成读者，也是让名著价值保持下去的一种方式。然而文学如果只能依靠电影形式来展现和传播，这是很悲哀的。仅仅是因为有了电影，书才会卖得很好吗？如今我们做出的不少电影质量浅薄又轻浮，这样的发展势态也让我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