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返乡笔记出版:乡村的流逝大概无可阻挡

王磊光

2016-06-22 14: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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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新春,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文引发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之后,“返乡体”日益流行,不同作者覆盖更多角度、地域、立场的返乡手记每到春节即呈现井喷态势。
2016年1月,王磊光新作《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自序,原题《葬声于风》。澎湃新闻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王磊光。
大约是在25岁之后吧,我常常想起古书上的两个人。倘在孤夜里想起,又由他们想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竟至于扑扑地落下泪来。
我说的第一个人是个贵族,就是宋襄公。襄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楚人渡到河心,襄公不肯出兵攻打,并说这样做就好比人家处在危险之中,你却要从背后推他一把;楚人上了岸,襄公依然要等到他们排列成阵势,鸣鼓后才进攻。可楚人并不是那么讲规则的,上了岸就开杀戒,襄公大败,且受了腿伤,第二年就去世了。
要说的第二个人是个平民,叫尾生。上古之时,原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尾生在桥下约会,心上的姑娘却迟迟没有出现。河里涨水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终于被大水淹死。
年少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尾生极尽嘲笑,笑他们的愚蠢。但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这样的愚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悬,坚守在人类的天空上,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
《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谁的家乡不在沦陷?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
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也写了我的忧愤,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乡土挽歌”——满眼的破碎与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
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
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个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吸收着泥土的灵气,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
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
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辈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因袭”的担子,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
不过,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的人,的确是找不见了,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如果说我是农民,但我一直身处校园,早远离了稼穑。倘说我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标准,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利益层面也能够说得开话。显然,这些我都不具备。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况且,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亦不喜欢“形而上”,不擅长高谈阔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陶渊明说,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是个大大的错误,但往日虽不可追回,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归园田居。毫无疑问,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然而,这些年来,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姑父),已埋于黄土底下。
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到武汉找点事做,也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在大别山主峰脚下,回去一趟委实不容易。他曾是我极好的朋友,却在高中毕业后十几年里杳无音信,前些时日才联系上。他知道我家在哪里,曾在2008年骑破摩托去找过,半路上链条断了,只好折回。后来又从网上读到我的文章,并搜到Email,却又不给我留任何信息。他说:“没有交集,就没有深究。”那些年他大约过得不好,四处漂泊,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两年有好转,在一家企业当总监,每月有一万块钱的收入,但还是买不起房。聊起这么多年来对于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只需要排列一下句子,他的话就是一首质朴的诗。诗是痛苦的产物,他的感受又何尝不是无数乡村子弟共同的感受啊!
就在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梦境还异常清晰,仿佛真的经历过一般。在梦里,我与童年的伙伴到河上玩耍,走到一个浅水潭边,看见两只小龟浮在水上,见人来了亦不逃走。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这条河上已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乌龟了。我们把小龟捉上来,放在水盆里。一只龟却开口说话了,说她是我的外婆,她死后,舍不得离开生前住过的塆子,就没有投胎转世,而是变作了乌龟,住在塆子旁的河里。她还说,这水潭的沙底下总共藏着五十多只龟,他们都是从古至今没有去投胎的亡灵,生前就住在附近塆子里,死后仍舍不得离开这儿。外婆享年89岁,过世已经五年多了——她在80岁的时候还要上山摘菊花,卖出的小钱舍不得用,定要留给我拿到学校做生活费。如今,外婆是一只小龟,惦记着人间的情意,整日在血地的河上游过来又游过去。
回到乡下,我常会坐在无人的山岗上眺望、倾听,我在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慢慢地,心里头便会升起一股温暖的泉,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竟感到莫名的幸福:城市人虽然拥有这个时代,但我们乡下人却拥有唯一一块埋人的土地。
这本书的写作,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我的乡下人的自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我也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今天能够在学院里扎下根来的,或者还并未扎下根来,却已读到了博士的人,多半有着小康以上的家境——即便少数出身底层,也大多是在半途上就脱胎换了骨的。所以,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然而,我又突然变得犹疑,乡下人胆小怕事的本性再次显露:我看到一个如天马行空般的“我”,正回头注目于现实中那个渺小而窘迫的“我”。在阿富汗贫民营,一个士兵对伟大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寻求帮助,但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我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
思想
我是出身农家的教授黄灯,关于我所见的生存世相、乡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我吧!
黄灯 2016-01-31 610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张博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返乡,乡村,王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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