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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俄罗斯记忆

李景贤
2016-06-24 07:4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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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夫人王佩蒂是上海人,有些上海朋友便戏称我为“上海女婿”。因为这层关系,我对上海的直观认识,也许比有些人稍微多一点。

命运多舛的普希金纪念碑,高耸入云的中苏友好大厦,多次开、闭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正章的高档洗染,老大昌的俄式糕点,百多年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俄国侨民,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刻下一道道印痕。尽管如此,我对上海与俄罗斯昔日的交流,依然知之甚少。
1937年2月10日,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1955年3月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

《上海的俄罗斯记忆》(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出版)图册与读者见面了,我作为这部书的最先读者之一,偶尔也发出对上海与俄罗斯人文因缘多年后“意外归来”(于我言)的赞叹。

上海与俄国的关系,始自1860年。156年前,俄国驻沪“编外领事馆”宣告成立。13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阿列西士抵沪游览,1873年遂被称为“沪俄官方关系元年”。在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积淀,不经意间随处可见可感。这个城市曾是众多背井离乡俄罗斯人的新家园。

有位学者用对比手法,对旅沪外侨的职业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侨长于商业,美侨长于教育,俄侨长于艺术。百多年来,俄侨从事的职业涵盖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工业、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建筑业等。他们与别的外侨不同,人多,有文化,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强,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然而,“俄侨长于艺术”这个结论,还是颇为恰如其分的。

俄侨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少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本来就有专长,即使没有很多艺术细胞的人,稍经点拨,很快也能适应某一艺术行当的工作。《上海的俄罗斯记忆》以大量老照片,给“俄侨长于艺术”作出最好的注脚。

由小提琴家别尔沙茨基创建五重奏乐队在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演出。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沪俄关系是中俄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俄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年后,苏维埃政权就派代表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两年过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因而得到某种革新。

1957年4月22日,访华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参观访问,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次日,我国各大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欢迎盛况的报道,并冠以“申城万人空巷迎伏老”的大标题。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中苏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主张。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与沪各界人士见面时,强调俄中两国是一个“联合体”、“共同体”。15年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上海冠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市正式成立。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上海。图为苏联电影演员契尔柯夫(右)与黄宗英、秦怡(中)交流创作体会。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辜鸿铭1906年通过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布罗江斯基向列夫·托尔斯泰赠其名著《尊王篇》,托翁则给他回了一封令人动容的长信这一轶事,恐怕还鲜为人知。

1986年5月17日,我陪一位领导人参观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时,看到了1906年9月13日这封信的手稿。托翁在信中写道:拜读了孔子和孟子一些书籍。中国人秉承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宗教而活于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战胜。这位大文豪还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智慧》。

令人称奇的是,刊登这封信汉译文的上海《东方》杂志,竟与托翁这封信的手稿陈列在一起。该馆还展出托翁在英文版《道德经》两张页面上手书的俄译文。我国领导人告别时,博物馆馆长郑重地对他说,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晚年有个访华计划,可惜因故未能成行”。所幸的是,一百一十年过后,托翁一位孙子来华访问,圆了祖父的百年遗梦。

创建于1879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是享誉远东的音乐团体。1923年起,诸多俄侨音乐家加盟其中,成为乐队的中坚力量。图为主要由俄侨组成的工部局乐队管乐队合影。

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一些大文学家,都受益于俄罗斯文学细无声滋养。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可以见到果戈里《狂人日记》的影子。巴金素有“中国的屠格涅夫”之誉。茅盾坦言,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时,“尤其得益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在上海成长的大翻译家戈宝权、梅益和薛范所译的俄罗斯作品,如普希金的诗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许多人称作“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我国前外长李肇星曾给我讲过这样一段趣闻。有一次,他访问俄罗斯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外交别墅花园设晚宴款待。说着说着,这位外长突然站了起来,环视花园四周,仰望一下星空的月亮后,用深沉的低音郑重宣布:“现在请俄罗斯歌唱家演唱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欢迎李部长欣赏!”大家一听,顿了一两秒钟后才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这首苏联名曲,到了俄外长嘴里,却变成了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

2006年4月17日“圣彼得堡周”开幕仪式在南京路步行街隆重举行。

圣彼得堡"上海周"活动于2007年6月9日在圣彼得堡开幕,29对上海新人在圣彼得堡举行玫瑰婚典。

与上海有不解之缘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多次访沪演出,是中俄文化相互融合所开出的两朵奇葩。俄罗斯第二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告诉过我,梅兰芳访苏时,他有幸为大师当翻译。这位饮誉全球的戏剧大师的演出盛况空前。梅兰芳在演出之余,观摩了一些俄罗斯经典剧目的演出,还与苏联同行们广泛交流。他说,从俄罗斯的戏曲、音乐、舞蹈中,可以汲取许多营养,将其糅合到自己表演中。苏联的戏剧大师们则盛赞京剧的特殊艺术魅力,认为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中,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东西。

《上海的俄罗斯记忆》用了二十多张照片,详尽介绍苏军红旗歌舞团在沪演出的实况以及演员们与上海市军民交流的感人情景。每当歌唱家们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时,听众们总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多次感受过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特殊魅力。每当中国国庆来临,苏联对外友协总要举行音乐会以示庆祝。这个歌舞团的成员是音乐会的常客。《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两个常唱常新的保留节目。苏军艺术家们用中文充满激情演唱这两首中国革命歌曲时,我总是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苏联图片展为上海市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了苏联发展、了解了苏联人民生活的窗口。

1952年“中苏友好月”期间,应邀访沪的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与搭档尤利·康德拉托夫翩翩起舞。

创立于1928年的苏军红旗歌舞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艺术团体之一。1952年“中苏友好月”中,苏军红旗歌舞团首度来沪公演,轰动申城。
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在上海国棉一厂与工人联欢时,表演《士兵舞》。

我亲历亲闻的另一些轶事,也给中俄文化相互融合这一幸事作出令人信服的注脚。罗高寿大使有一次告诉我,《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写出后,由旅沪俄侨夏亚夫配器。这首不朽音乐作品如此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这位俄罗斯音乐家可谓功不可没。夏亚夫还创作了一部名为《孟姜女》的歌舞剧。1946年春应宋庆龄之邀,夏亚夫率剧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此剧,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善款,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出席观看演出。一位俄罗斯音乐家,用音符来诠释一个中国古老神话,这种创新很值得称赞!

1984年春,上海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演出厅(俄音乐演出最高殿堂),用俄文演唱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根尼·奥涅金》两部俄罗斯经典歌剧的选曲,得到了一阵阵如潮般掌声。演出结束后,这位上海女歌唱家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美妙绝伦”、“不可思议”、“唱得比俄罗斯演员还好”等赞誉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译员忙得不可开交,顾此失彼。胡晓平激动地对这些异国知音说,柴可夫斯基所写的那些歌剧堪称绝品,一直在照亮着她自己的学艺、演艺生涯。

胡晓平演出后不久,苏联作曲家西杰利尼科夫的“奇异畅想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在该演出厅与听众见面。还在演出前半年,这位作曲家就对我说,上海歌唱家周小燕一次访苏时,曾向苏联音乐家们介绍了杜甫的这部伟大作品。西杰利尼科夫感动于诗作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萌芽的内核,便产生了创作的强烈冲动。

木偶戏艺术家奥布拉兹卓夫的表演惟妙惟肖。

1957年9月,苏联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文化广场举行公演。上海的小观众们为苏联芭蕾艺术的魅力所倾倒。
1955年6月,上海越剧院访苏。期间上演的《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深受苏联观众喜爱。图为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们参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

中俄关系历经风风雨雨,经过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现在正处于一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上海一直珍藏着对俄罗斯的美好记忆,并努力在不同时期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历史照进未来,未来更加辉煌。上海依托与俄罗斯的深厚渊源,以其喷涌的经济活力和兼收并蓄的人文情怀,必将在中俄关系发展方面,不断续写出新的灿烂篇章!

(本文作者为中国著名外交官,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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