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鹤见俊辅的精神史与……“转向论”

李公明

2021-10-14 11: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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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见俊辅传》,[日]黑川创著,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2021年7月版,592页,88.00元

《鹤见俊辅传》,[日]黑川创著,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2021年7月版,592页,88.00元

日本学者、作家黑川创的《鹤见俊辅传》(原书名: 鶴見俊輔伝,2017-2018年《新潮》杂志连载;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是一部写得很严谨、扎实的人物传记,既是研究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鹤见俊辅(1922-2015年) 的权威性著作,对研究战后日本精神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父亲北泽恒彦是鹤见俊辅的追随者,也是以反对美国对越战争为主旨的越平联的组织者之一,在书中有一幅感人的照片:快到四岁的黑川由父亲拉着手走在京都越平联第二次集会的人流中。黑川从小认识传主,后来曾在传主身边工作多年,也是鹤见俊辅创办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成员,编辑过《鹤见俊辅集》(全四卷)、《鹤见俊辅先生的工作》(全五卷)等。在鹤见俊辅八十岁以后,黑川创有很多机会与他同行,那时鹤见对他聊过记忆中的很多事情。“如果当时记下笔记就好了,然而现在很多东西可能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鹤见俊辅传》后记)黑川这么说,我感到是诚实的态度。在年少时曾多次试图自杀的鹤见最后活成了世纪老人,到他离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落幕。看着鹤见俊辅身边的朋友纷纷离世,促使黑川创下决心写这部传记。同时他也明确意识到在写作中有一种“危险”:“作为传记作者,最怕的是写了错误的事实关系。当事者、相关者越不在世,这种危险就越悄悄地增加。总之,等到近亲也去世,传记作者对惹上是非的担心确实会变小.但是这种轻松是以传记陷入随意书写为代价的。因此,我一定让自己意识到尽可能以直接相关者还在世为‘截止’日期。……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并没有四处找相关者求证,反而有意识地与那种手法保持某种距离。之后,我采取查清被作为‘事实’对待的事情的出处,并进行验证、积累的方法。换句话说,这是看重历史学中的一手资料,以及对之的史料批判。”(同上)对于如何处理传主与相关者的关系,如何保证传记中的“事实”的真实性,说得很朴实,因此比较令人放心。
这部传记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从外祖父一辈开始,经过父母一辈再写到传主本人。作者注重在时代背景中详细地展示家庭和传主个人的思想及行为举止,尤其强调的是在传主的人生经历、行为选择中揭示其思想形成、变化的轨迹,从而引导读者认识作为思想家的鹤见俊辅。黑川创的这种写法自然与他对鹤见的认识和参加过鹤见的行动有紧密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鹤见的行动,并从中感受和思考在其中所展现出的思想及其影响力量,才能真正在战后日本的社会和思想语境中认识鹤见俊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与意义。
鹤见俊辅出身于日本政坛上的显赫家族,外祖父后藤新平历任日据台湾时期民政长官、满铁总裁、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父亲鹤见祐辅既是作家,也是日本公共外交领域的先驱政治家。他的外祖父和父亲有国际视野,在外交事务上是亲美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者。比较起来,作为思想家的鹤见少了一些他们身上的那种统治民众的精英主义,更多了一点在大众立场上反抗精英统治的思想和立场,在文化上也更多了一些多元的和大众的文化色彩。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和子是一位很有学识与个人修养的进步知识分子,她对鹤见俊辅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在少年时代,家庭对他成长的影响远不同于一般的官二代、官三代,他对家族政治地位和人脉关系的认识并没有使他“茁壮成长”,父母的严苛要求反而使他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产生逆反心理而成为不良少年。直到十五岁那年他陪同父亲去澳大利亚演讲并游历美国,才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发展道路。1939年,十七岁的鹤见在施莱辛格教授推荐下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跟随哲学大师卡尔纳普学习,有幸师从逻辑实用主义诸大师,但是他没有成为逻辑实用主义的盲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在美国的他被拘留并移送到收容所,在那里他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学位。毕业后他乘坐交换船回到战争中的日本,作为军队文职人员前往爪哇岛从事军事翻译工作。当他目睹一位同事被选中去执行杀害俘虏的命令,使他对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进入关键时刻。
在思想与行动之间,他没有偏于一方,而是坚持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他的行动包括街头斗争和创办学会、杂志,是对思想的实践与传播。在战后他批判天皇制,主张追究天皇战争责任;批判小泉内阁右倾政策,抗议日本政府修改宪法。他参与了战后的安保斗争,加入市民组织;反对美国对越战争,保护美国逃兵;支持和平宪法,与大江健三郎等发起“九条会”。几乎在所有的反抗运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他前后三次从大学辞职,他相信在体制外更能发挥思想的力量。鹤见在日本战败后创办并主持的《思想的科学》杂志在长达半个世纪中一直是日本社会思想交锋的重要平台,对研究者来说则是了解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窗口。在《思想的科学》创刊的宗旨中特别提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介绍英美思想时还要有批判性态度,要思考将其作为分析及批判日本社会的工具使用的可能性;二是开设读者与作者互动的专栏,通过活跃的讨论将杂志所传播的思想逐步详细展开并深化。(185页)在这个汇聚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力量的事业中,低调、务实和坚韧的鹤见俊辅是最具影响力的灵魂人物。
《思想的科学》创刊号登载的上田辰之助《思想与表达》和鹤见俊辅《关于语言的护身符式用法》两篇文章在占领当局的审查中被删除了一些提法和词语,原因涉及“对美国的批判” 或“标题语言的煽动性用法”;另外,所有出现“大东亚战争”的地方都被机械地修改为“太平洋战争”。(182-183页)这促使鹤见对于战后日本思想中的语言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从关注语言到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播,延伸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鹤见俊辅决心使哲学研究走出书斋,从战后日本真实的社会及思想状况出发,关注日常生活,以哲学思想引导民众从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当下生活的感受中重新建立思想共识。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视野和兴趣方面,鹤见俊辅不囿于学院主流的传统,对于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人物传记等领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在坚持民族文化与承认全人类共通的普遍原则之间,鹤见俊辅以他创办的杂志和机构作为开放的交流平台,倡导从民族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精神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鹤见与竹内好、丸山真男等思想家的各自努力共同形塑了战后日本的思想观念。  
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这是鹤见俊辅的基本立场。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认为正义在美国这一边,但也不是反日,仍然决定要回国,这是他对爱国和坚信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抉择。在战后日本的思想氛围中,他坚定地相信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但他不是对美国没有批判的亲美派。1951年鹤见俊辅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的邀请,却被美国领事馆因其曾在赞同京都大学校内原子弹展览的文件上签名而拒发签证,导致他日后拒绝再次踏上美国土地。他一直有着独立思考和多维度的批判性精神,不能简单地在他身上贴上“亲美”“反日”等标签。
黑川创在他的书中谈到鹤见回到日本之后,突然产生了一个研究计划,“即将转向研究作为日本思想史来探索,以此作为世界思想史中的一个范型思考:‘这是一个将大众价值观的变动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合在一起记述的两卷本计划。’”(157页)1954年12月鹤见俊辅在东京工业大学创立的“转向研究会”开始活动,1954年开始的“转向研究会”,1959年出版了《共同研究:转向》(上卷,平凡社)激起的反响比预期要大很多。(290页)但是黑川创没有更详细地介绍鹤见的“转向研究”的内容,即便是提到了《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部著作,但也没有介绍其核心内容。从研究鹤见俊辅战后思想的核心观念的角度来看,这是有所遗憾的。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邱振瑞译,行人出版社,2008年)原书出版于1982年,是根据他在1979年至1980年在加拿大讲学的讲稿改写而成,多年来在日本不断再版,是鹤见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转向”与“非转向”是《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中的关键论题,也是鹤见俊辅关于国家权力与国民意识关系研究的重要思想论述。他首先考察了日语中的“转向”在二三十年代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涵义及其变化,在这个概念史考察中也透露出一些颇有意味的日本政治史景观。1922年明治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发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的文章,认为前卫分子应该回到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去。而曾在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轻教授福本和夫则认为共产主义者真正的方向转换应该是自觉反思自身的思想方法,应该转向到针对同时代社会的行动中去。因此,“转向”的概念就是来自“方向转换”的缩写。接下来,“转向”成为学生中的流行语,然而在1928年治安维持法修正案公布后被负责调查青年言行的思想警察所采用,其涵义变为转换激进青年的观念。在池田克检察官出版的如何帮助“转向”的手册中,提出警察局长应该自己掏钱请学生吃“亲子丼”(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以亲子情转化他们的思想。另外,该手册还提出要以日本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让左翼青年感到了脱离了人民的孤立感。
引起很大反响的“转向”事件是日共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于1933年6月7日在狱中发表共同声明,表示撤回他们之前提出的废除天皇制、赋与所有民族自治权、反对日本政府的九一八事变政策等主张,“转向”一词因此变成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被一般民众纳入日常生活用语之中。“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后,‘转向’一词被纳入日本日常用语,并广泛使用的整个历史经纬。主要的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转变是可能发生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28页)鹤见接着认为对“转向”这种现象来说,国家的强制力和个人在选择与决断中产生的思想变化(如悔悟等)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另外他还指出一些与激进左翼的“转向”相比容易被忽视的“转向”,如从稳健的自由主义转向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在日本战时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同时他敏感地看到,如果把日本在1931至1945年发生的“转向”一律视为“叛变”的话,就会丧失从谬误中发掘真理的机会。(30页)
鹤见在书中以左翼作家中野重治的小说《村中的家》为例,深刻地剖析了日本知识分子与民众对待“转向”的立场差异与痛苦经验,也说明了不应简单化地以“叛变”看待“转向”。小说的主角在大学毕业后参加左派政治组织,被捕后遭受拷问、禁锢,被迫签署“转向”声明,但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也没有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有错误,只是向政府承诺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被释放后他回到沿海农村的父亲家中。父亲说你作为领导者之一,本来有责任为自己选择的信念而死,这才是正直的态度,因为有许多青年响应了你的号召而遭受迫害;既然你无法为自己选择的信念而死,以后就不要再写文章了。儿子明白父亲的意思,但仍然坚持写作、批判政府,在他看来即便是退一步,也要对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筑起一道抵抗线。鹤见说,农民父亲的正直感是维系乡村生活的动力,可是只靠这种正直感有时还是不够的。(47页)值得思考的是,鹤见以引用这部小说为例,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转向”与底层人民的“非转向”的差异,在这里是否呈现出鹤见的一种价值判断呢?有学者认为虽然鹤见俊辅没有直接批判日本知识分子,但已经可以看出对知识分子有相当程度的失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日本政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是同一路人:明治维新造就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本身就从属于学历社会下的新“身份制度”,西化的日本新知识分子虽然在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也造成他们在反抗国家权力时无法彻底,因而大量“转向”。“因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上与国家权力极为接近。因此,在国家权力扩张无度之际,日本社会中真正能挺身对抗到底的,往往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下层民众。”(见该书“导读”,李尚霖撰)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话语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但是对下层民众所寄予的希望同样需要慎重估计,因为正如鹤见谈到的,日本政府把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作为改造知识分子、使其转向的有力因素,已经从一个角度说明越是下层的日本民众越容易被狂热的国家主义情绪所裹挟。至于鹤见提到五六十年代日本反公害市民运动以地区性问题切入并推动运动的发展,说明在日本国内批判权力运动中出现了新方式和新力量,其与下层民众的关系及其真实意义恐怕还要深入研究。
鹤见最后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在漫长的人生中,有人能不经历‘转向’的吗?导引这些人‘转向’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如何将他们的‘转向’正当化?经历过战争后,回顾‘转向’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我们研究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间的日本时,是极为重要的。”(31页)为此他甚至提出了以“转向论”作为一种方法,“所谓‘转向论’,或者更简单地说,研究转向,是了解自我所处的位置之后,在尝试探察周遭知识环境时,对我帮助甚大的方法。这不仅有助于我论述和评价战后的日本,也同样帮助我论述和评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尤其在理解日本以外的各国文化思潮发展过程中的事件时,这种方法对我而言更是一种指引”。(241页)重要的是他对“转向”关注不仅仅是出于思想研究的学术兴趣,而是因为这种对照国家权力的动向和个人行为选择的轨迹的实例研究,“有助于预测和厘清我们即将面对的各种困难”。(242页)
在鹤见选择的“转向”研究实例中,李莉安·赫尔曼(一译莉莲·海尔曼)在麦卡锡主义狂潮中的遭遇很有典型性。1952年,当李莉安·赫尔曼收到必须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报到的命令时,同样遭到传唤的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曾教她“怎么应付委员会那些家伙”。但是在李莉安·赫尔曼应讯的前一天,却在众议院为自己过去的错误信念致歉,并指证他的许多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对此,李莉安认为奥德兹那天“也许相信自己对我说的话。可是几个星期过后,在面对可能牺牲自己在好莱坞的前途时,他只好改变自己的决定”。(243页)轮到赫尔曼自己到非美活动委员会应讯时,她只回答了有关自身问题的询问,凡涉及他人的询问一概保持沉默。鹤见俊辅说,“在麦卡锡的猎共狂潮中,赫尔曼是第一个敢与之对抗的女性,因此可说是意义非凡”。(244页)回顾那个麦卡锡时代,赫尔曼说出的感想是:“自从我第一次踏上国会的大门,以及后来在这时代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付出了庞大的罚款。我对自由主义抱持的信念几乎丧失殆尽了,但相对的,我也得到了某种微妙的启示。我很难说清楚这种感受,姑且称它是一种‘正直’吧。”(244-245页)在这里又看到了前述中野重治的小说提出的“正直”的态度,鹤见俊辅继续指出:“在李莉安·赫尔曼受到参议员麦卡锡的攻击后发现,美国知识分子间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何等薄弱。毋宁说,她姑且不管对方是知识分子与否,某些人和她身上具有的那种‘正直感’更值得她去信靠。现在,说不定她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我认为,透过生活方式互动所得的正直感,远比知识分子操弄的意识形态更具重要的精神意义!”(259页)正直感的精神意义无疑源于政治道德感及其审美价值,我相信在政治现实表象越是复杂迷离、个人在政治参与中越是深陷其中的情况下,正直的政治道德感就越是具有赫尔曼和鹤见所相信的那种意义。但是如果放在1945年后清算战争罪责的复杂历史语境中,正直感既会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歧冲突中遭遇难题,也会在战争期间维持社会生活的日常性运转与有时被刻意美化的破坏运动之间的暧昧状况中难以清晰呈现自身。
在莎剧《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可以看到合法地运用暴力的权力在骨子里是如何的荒唐与不道德,但是安哲鲁摄政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执法人员是否正直。在莎士比亚对权力的合法性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困惑与质疑中,“正直”也同样需要被思考和质疑。尤其是在莎剧中经常提到的那个作为政权更迭的主要机制之一的暴力主题之中,连对人性和正直伦理是那么敏感的莎翁也难以对什么是绝对的正直下结论,而只能把在政治重压下说出真实感受作为仍然具有自由灵魂的唯一象征。李莉安·赫尔曼说出的就是一种感受,而在中野重治笔下的那位父亲与儿子的伦理冲突所呈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感受,而更是关乎政治行动的抉择。但是不管怎么说,鹤见俊辅在“转向论”中的道德伦理立场还是有底线的,对于无论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变在情感上和伦理上都不能接受,这或许与他从小就受到母亲一贯提倡的道德原则的影响也有关系。
无论在情感上还是伦理上,鹤见对于日本殖民地人民身受的痛苦和屈辱一直无法释怀:“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人——特别是尾崎秀实和埴谷雄高。孩童时期,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包括自已父母在内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善待殖民地时期台湾的人民?即使他们返回日本,这个记忆仍末消失。在日本的知识人之中,他们二人终其一生的活动,在精神深处显然都烙印着殖民地的记忆。” 他认为在战败后整个日本思想还是持续的自我蒙蔽之中,没有对战争作出清醒的反省,他以自身的经历坚信这一点。(《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致台湾读者序”)
回到黑川创的《鹤见俊辅传》,书中也有不少生动、好玩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鹤见俊辅。在哈佛读书的某天,鹤见俊辅接到母亲用草书体写的信,看到信中有“入狱”两字就吓了一跳。在政治家庭中长大的他立刻想到是不是发生了行贿受贿之类的事,马上感到很紧张。为了保险起见,他将信件拿给他的老师、远东语言系主任谢尔盖·叶理绥教授看,叶理绥告诉他那不是“入狱”,而是“入伍”,是说有个亲戚入伍参军了。这位叶理绥来自俄国,却连日本的单口相声、歌舞伎都通晓,草书体文书也能流畅地阅读。(102页)
另外,没想到的是鹤见俊辅一生喜欢喝可口可乐,将之作为“放荡之味”。难怪在鹤见去世后的葬礼上,平日帮他整理藏书的椿野洋美带来了罐装可口可乐,可乐倒入小纸杯后就放在棺内的四个角上。鹤见俊辅是一个喜欢喝可乐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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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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