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不是警察和罪犯对决，而是组织与个人的矛盾

横山秀夫的《昭和64年》是本厚达640页的史诗级警察小说，电影版由阵容强大的卡司演绎，在日本分为上下两部上映。201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中国观众则在大银幕上第一时间观看了超长的240分钟上下部合映。

后篇在日本上映时获得了当周票房冠军，超过了前篇第3名的成绩，但从口碑上看，后篇不及前篇。原因是电影版结尾对原作进行了大幅改动，造成争议。电影里，警察最终有机会与凶手正面对决，质问他杀人的动机，此时凶手亲人就在一旁，崩溃错愕。在添加了这个更为戏剧化的结局之后，一群实力演员有了互飙演技的机会，故事层次却显得单薄了许多。

《昭和64年》可以被视作一个罪案故事。案件发生在1989年，即昭和64年。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改年号为平成，“翔子绑架事件”就发生在这短短七天里。绑架案最终以警方的惨败落幕，家人交出2000万日元的赎金，7岁的女孩雨宫翔子还是被撕票了。由于搜查人员的失误，没能录下凶手的声音，真凶逃逸，线索全无。此时媒体上都是昭和天皇驾崩的新闻特辑，绑架案悄无声息地被掩埋起来。即使仅有七天，对于亲历案件的人来说，昭和64年却始终没有结束，就是题名想表达的意象。

但《昭和64年》又远远超越了一个罪案故事。横山秀夫最擅长写警察，他的写法不是讲警察与罪犯的对决，而是从警察组织内部着眼，讲组织与个人的矛盾。电影版的原创结尾表现刑警对“将犯人捉拿归案”的执念，且不说被调动到宣传部门的主人公三上警官越权追踪凶手是否合理，这样的改编至少很不符合横山秀夫的风格。主题变味了，还浪费掉几个耐人寻味的伏笔，实属画蛇添足。

主线之外的几处留白，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暗笔。46岁的刑警三上被调到“广报室”，也就是负责新闻发布、与媒体打交道的宣传处，这次调动理由并没有任何交代。三上本人也不知情，只是服从组织的命令。自己的能力过硬，对工作足够投入，不知为何“被贬”—— 之后全片中的行动都是在这个疑惑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警察组织的等级森严，内耗严重，事件发生后习惯性地进入“黑箱”模式。不参与侦察、负责与媒体对接的广报室 ，自然就成了警察中的边缘部门，甚至是搜查科的眼中钉。

横山秀夫着力表现的始终是作为个人的警察，参办的案件对他们来说是一项工作，但又牵动感情。主角一般是干了十几二十年警察的中年男人，深知组织的严酷，谨慎处世，厌藏于心。而在冰冷的体制压抑下，仍然显示出人性善良的本质的时刻，正是横山秀夫的“硬汉”故事打动人心之处。

电影版《昭和64年》的主演佐藤浩市和身担后篇重头戏的绪形直人均出自演艺之家，两人的父亲分别是三国连太郎和绪形拳，都是昭和时期日本电影代表性的名演员。《昭和64年》作为一部大众电影，卡司豪华，又很“硬派”，警方有佐藤浩市、三浦友和、仲村亨、吉冈秀隆、柄本佑、泷藤贤一、椎名桔平、绫野刚、荣仓奈奈……记者团里有瑛太、坂口健太郎……随便哪个人都是能单独主演一部电影的级别。

三国连太郎与佐藤浩市。

绪形拳与绪形直人。

2015年，NHK已经拍过一个5集电视剧版《昭和64年》，完全采用另一班人马，但在风格和时间容量上类似，重要的区别在于对结局的处理。翔子绑架事件的14年后，突然发生另一起极其相似的绑架案，两起案件的联系让14年前的真凶身份浮出水面。真凶身份揭晓，却没有定罪证据，原作在此戛然而止，留下想象空间。电视剧版基本忠实于原著。而电影版里的三上主动出击，给凶手设下圈套令其落网。这样的设置更改了主人公三上的个性，让他从一个总是关照着周围环境的典型日本人，变成了一个单打独斗的美式英雄。

上篇的高潮出现在三上与记者团对峙时，这也是最能体现三上的两难处境的一个场景。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警方以事主为孕妇为由，以“主妇A”的化名代称。这引起了记者团的不满。实际正如他们所料，隐藏真实身份的背后确实存在暗箱操作，保护肇事者的真实原因是由于她是公安委员的女儿。然而广报官三上与记者一样，对真相一无所知。广报官的分内工作只是做搜查科的传声筒，向公众传达真相则全凭个人良心。

因此，当被夹在刑警和记者之间的三上选择了追问上司并公布真相细节时，一下就赢得了记者团的信任，这一幕也打动了观众，一个做了二十多年警察的男人，冒着违背组织意志的风险，选择内心认定的正义，这种勇气，远远超过将凶手缉拿归案的英勇给人的震撼。

和警方表现出的犬儒相比，故事中记者形象要锐利得多。在群马县地方报纸做过12年记者的横山秀夫，写起记者总是能一笔入魂。记者团的领头秋山，在电影版和电视剧版里分别由瑛太和永山绚斗扮演，两兄弟前后饰演的这同一个角色，虽然是情节支线，仍然出彩。

瑛太和永山绚斗分别在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中出演同一角色。

《昭和64年》里，记者对警察的刁难，既有初生牛犊的骄傲，又有身在体制外的事不关己。即便客观上记者的追问成为了撬开警察组织铁板一块的契机，此时观者却是同情刑警和广报官三上的。媒体总是嘴上讲着真相和正义，其实全凭着好事的嗅觉，这之间的辩证法，通过两起绑架案体现得真实。而最终当三上对媒体赤诚相见时，记者们也被打动，警察与记者回归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交流形态。

另一条被电影弱化的线索是三上的同期警察二渡，即便在更为贴近原著的电视剧版里，这个角色处理得也不够好。三上与二渡在学校里曾是剑道部的伙伴，只不过主将三上的实力要强得多，二渡只是替补队员。然而同时进入警察局的两人此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三上在不同的部门兜兜转的时候，二渡则一条直线向上晋升，到了有能力调动人事安排的位置上。只看电影，或许很难察觉这一暗笔，和这背后讨论的处世哲学，身在组织中，是应该圆滑为人、借力打力，还是守住自己眼中的正义，一根筋地执着到底？

日本人写的故事里常爱赞美执着，《昭和64年》里也有这样一个来自“执着”的泪点。被害者雨宫翔子的父亲雨宫芳男是唯一通过电话听到过绑架犯声音的人。凶手就在本县，声音是唯一的线索，警方束手无策。雨宫拿着全县黄页，按五十音顺序一个个拨通电话，对方声音不符就在黄页上划掉，全县数十万户，他硬是凭着笨办法锁定了凶手。

既是受害者、又是罪犯；即是罪犯、又是父亲……人物的多重面向，我们倒是在各处屡见不鲜了。警察是份工作，每个警察又是活生生的人。罪案故事那么多，《昭和64年》在编织真实复杂的人情网络，以及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束缚这两点上，非常耐心。

耐心，或许是欣赏这个故事所必须的。在《昭和64年》前段的大半部分时间里，叙事在主要案件的外围兜转，形成一种隐忍不发的压抑氛围。最后的爆发，在于用单纯的念头战胜世俗的考量。这种爆发在积蓄成熟的克制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中，更显可贵。

一部《昭和64年》，是横山秀夫作家生涯的集大成之作，电影试图通过如实还原大部分细节，以接近原作的磅礴感，但线索多进展慢，或许会让没读过小说的观众感到乏味。结局的添笔，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但与原作对照，就成了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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