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网红”教授邹振东的传播学试验：学生睡觉就是教育失败

一段献给毕业生长达十多分钟的毕业寄语，让邹振东教授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6月19—20日，厦门大学在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四场2016届毕业典礼，欢送今年毕业的7627名毕业生。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作为其中一位导师代表，以自己幽默而抒情的演讲方式当作“礼物”，叙述了毕业季的离别感伤，同时强调作为厦大学子的荣誉感，包括进入社会后的人生道理。

他以身示范，给现场毕业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演讲课。这段视频上传网络后被疯狂转载，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被称为今年毕业季“最红寄语”。

他的演讲全文被各大媒体争相刊发，演讲稿中的那句“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更被不少媒体写入标题。

亦有媒体对此表达不同意见。《南方都市报》刊发作者署名麦嘈的文章，认为致辞“抒情过头，最缺乏的是作为教师和校友，从自身经验和人生细节出发的分享、反思与总结。它之所以走红，不是因为多么思想多么过人，而在于其中有若干‘金句’”，并认为邹振东的致辞“流于媚俗”。

面对外界的各种评论，邹振东表现淡定。他认为自己只是尽一位传播学教授的本分。

“每一次上课，我都把它当作一次传播。学生睡觉，就是传播失败；传播失败，就是教育失败。”邹振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称。

“网红”教授这样上课

上个世纪80年代，邹振东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厦门电视台（后改为厦门广播电视集团）任职，先后担任厦门电视台副台长、厦门卫视总监、集团副总编辑。

2014年，他离开工作多年的新闻岗位，成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一名专职教授。尽管作为资深媒体人身份转入学界，但他时常戏称自己是“新教授”。

事实上，每次接到开课任务，邹振东都有一段时间持续地焦虑。

“我会反复问自己，这门课应该带给学生什么东西？我可以带给学生什么东西？学生会喜欢这门课吗？如果一门课只是转化为学生的学分、老师的工作量考评，我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里，一学期，十几周啊。如果是我自己开的选修课，我基本有些谱，接下来就是我的创作阶段。一门课就是一部作品，它的序曲在哪里，它的高潮在哪里？它的真正的矿藏在哪里？创作的快乐和痛苦，在一门课的酝酿中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是一门不是自己喜欢或擅长的必修课，痛苦的成分会更多，首先我要爱上它，如果我自己都不喜欢它，学生怎么会喜欢它？”邹振东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他希望自己每一门课都能达到“育人”之目的，并给学生带去帮助，而坚决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只教学生如何考试的教师。而作为一名传播学教授，他要求自己在上课时要用尽一切传播方法和手段，去予以实现。

入职厦大的第一堂课，他并没有为本科生开设专门针对新闻及广播电视专业的课程，而是开设了一门面向厦大全体学生的通识课——《影像的世界》。

由于他的名气和影响力，学生报名踊跃，原本只有180个名额，结果很快就被抢光了，他只好跟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为了让这门课能符合传播学特点，他在授课内容设计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

多年的电视从业经验派上用场，他将“影像的世界”作为一档独立运营的电视节目看待，首先导入CI（企业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的理念，制作了课程的片头——这大概是大学第一个居然有片头的课程，并模拟电视台建制，将两百多名学生分成小组，完成学习任务……他希望让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能对CI设计和新闻机构运作机制有着更加直观的认识。

“我的教学只有一个核心，首先让学生感受什么样的形式更能吸引观众，因为观众在电视节目中永远是核心；其次，让学生记住我的课。教传播的老师，讲的课学生还睡觉，我认为这是对本教授的一种侮辱。”邹振东开玩笑地说。

邹振东认为，理论课即便枯燥，也有思想；专业课即便乏味，也能深入；实践课即便肤浅，也能有用。

在厦大任教的第二个学期，他领到了新闻传播学院中最“无聊”的课程——《广播电视概论》。他看了一些教材，自己都打瞌睡，但由于是必修课，逃不了。邹振东明白：理论课即便枯燥，也有思想；专业课即便乏味，也能深入；实践课即便肤浅，也能有用，但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概论课，让他不知如何下手。

经过苦思冥想，他再次别出心裁，将两个班160多人虚拟为两家节目公司，白天上课的是阳光班，竞争对手是光线传媒；晚上上课的是星光班，竞争对手是灿星公司。没有课代表，两个班各民主推选一个CEO；没有小组，自由组建若干个工作室，分为新闻纪实、选秀、真人秀、文化美食等若干团队，目标是换掉目前在播的一档节目，这样就迫使学生不仅要知道国内什么节目好，国外什么模式棒，还要了解传媒政策、广告收入、推广销售、节目编排。

经过半个学期的教学，学生们被邹振东训练得像模像样。星光班的选秀工作室，他们想换掉的是《我是歌手》栏目，策划了一档《我是音乐人》的节目，提出了一个“一词七曲”的模式；阳光班的选秀工作室想给《快乐男声》出新招，创意了一个“师兄”带队与“十一强”模式，学生迸发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让邹振东本人都“眼睛一亮”。

“最让我骄傲的是他们已经细致到嘉宾的选择、节目的流程、舞美设计、广告推广和虚拟排播，课堂作业已经可以直接拿到电视台的节目招标大会上了。冲动的我如果还在当台领导，会直接拍板做这样一档节目了。”邹振东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他认为：“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教学目的，而这堂课最重要的是要给学生对整个中国广播电视一个有谱系性的了解。广播电视概论课的第一目标就是要给学生一个视野，其次就是判断力，让学生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为什么？原因在哪里？”

“我们培养的是未来二十年后将真正决定国家甚至人类命运的精英人才，他们必须批判地审视当下，但也要同情地感受时代体温。”邹振东说。

他说，在折腾学生的同时，也折腾自己，大量的备课，不知道学生会碰到什么问题，两个班讲课内容常常80%不同，另外还组建了两个导演组，试一试真人秀节目。一个班选择创新《非诚勿扰》，另一个班选择改革一档唱歌选秀节目《偶滴歌神啊》。

“我不知道他们会很矬，还是会令人惊喜，但他们一定有难忘的青春记忆，而且，我可以骄傲地提前推荐我培养的学生，经过一学期的训练，他们，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

然而，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而言，这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极限挑战。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的卢劝丽被选任为阳光班CEO，这意味着她是节目质量的主要责任人。她须在两个月内完成一档模拟《非诚勿扰》的真人秀节目。首先，她要构建一支由制片人、编剧、导演、主持人、现场导演、编辑、录音师、灯光师、场记、化妆师、道具师等角色组成的团队，这已经很难了。其次，她要组织团队向全校招募男嘉宾、女嘉宾，然后根据挖出嘉宾身上的故事“传播点”，进行故事编剧和短视频剪辑，以便于全校推广，吸引更多人参与。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太艰辛了，每一步都在挑战我的极限，我永远都在找‘嘉宾’，有的同学报名了，后来不想来了，有的宣传照都拍了，临时决定不来了，我们只能再找，再拍，一直反复。平常我们认为无比简单的事，可真正实施起来非常艰难，场地、道具，甚至一张桌椅，一块黑板，我们都要拜托很多人。正是如此，让我在这个过程学习了太多太多，组织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及团队协作，包括在理论的应用和学习。”卢劝丽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事实上，无论是阳光班还是星光班的学生，在各自课程完成前后都经历了相似的学习体验，他们一改以往趴在课桌上瞌睡的精神面貌，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和节目编排当中。

“每天都在想如何完成邹老师布置的任务目标，那些目标也促使我们积极主动去学习，每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因为这个学习旅程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学生宁博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对于学生们这些“化学”反应，邹振东并不奇怪。他认为这正是他希望达到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梦想”。

为此，他总是能想方设法在课程中持续“创新”。近期，他将自己另一门《传媒第一课》的结业考试设定为一场颁奖晚会——“厦大自媒体榜单传媒盛典”，给大学生颁奖的不是校领导，而是敲钟人、保洁员等工友。

起初，他也摸不准这样的教学改革，校长会怎么看，为此他邀请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邬大光来旁听。看完了整场典礼，邬大光对此的评价是：“看到这个场景，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有人呼吁向大学课堂要质量，因为课堂教学质量不高，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我认可这一呼吁，并希冀厦大有更多的精彩一课。”

【对话邹振东】

“毕业演讲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和软肋”

澎湃新闻：为了这次厦门大学毕业导师发言，你准备了多长时间？为何选择用这样的角度发言？对于它的传播效果，你有预料吗？

邹振东：准备了半辈子，写出来一小时，修改了两三天。我预料了开头，却没有预料到结尾。作为一名教传播的教授，演讲前我确信：在现场，我的学生爱听并且对他们有益；在网络，也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产生共鸣。但对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致辞，居然刺激了整个社会的毕业情结，仍然出乎了我的意料。人生永远在毕业前、毕业中或毕业后，想一想，也不奇怪。

这是一次“被”侧着身子的飞翔，有的人只看到了一只翅膀。如果稍微耐着性子，还是能够看到传播的两翼。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看到了。

澎湃新闻：演讲视频播出后，近两天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作为研究舆论和传播的学者，你能否总结一下为何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或者说，它的背后反映了什么？

邹振东：这是一次对象性很清楚的传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厦门大学毕业生。所以，毕业的符号、厦大的符号，俯拾即是。29次掌声与笑声，就是对这种传播的效果反馈。

它之所以在整个社会传播这么远，是因为这个文本涉及到好几个议题：毕业的议题，教育的议题，社会的议题，还有人生的议题。我看到不同的朋友圈转的文本都不太相同。

毕业生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莫后悔！不犹豫”——这是毕业的情结。

微博@学术大观察 抓取的文字是：“最好的老师有三种，第一种是递锤子的，你想要钉钉子，你的老师递给你一把锤子——多好的老师；第二种是变手指的，你的人生需要好多黄金，老师让你的手指头变得可以点铁成金——多好的老师；第三种是开窗子的，你以为看到了风景的全部，老师帮你打开一扇窗，你豁然开朗，啊，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最好老师中的最好老师。”它引发很多学生共鸣——这是教育议题。

由微信公众号“媒记”发端、澎湃新闻跟进、新浪微博上亿阅读量的是“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话题——这是社会议题。

而已经从大学毕业的人，转的最多的可能是我的“百分之一”理论：“你人生一百次谨小慎微，你要有一次拍案而起；人生一百次放浪形骸，要认真地爱一次；人生一百次不越雷池一步，也要潇洒走一回！”这是人生议题。

也许这些话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和软肋，而且是温柔地在笑声和眼泪中戳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块垒，只不过，一个毕业典礼演讲不幸（或幸运）成为了他们共同的酒杯。

“教育心理学重要，教育传播学更重要”

澎湃新闻：你一直将自己的课程作为传播学实操的试验，希望通过讲课给学生带去哪些价值？

邹振东：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冲突不是核心利益的矛盾，而是来源于鸡毛蒜皮的事。而百分之九十的冲突并不是事实上的过不去，而是传播上出了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用人类的经验来理解传播，也用传播的观点分析社会，最后用传播的方法把握人生。

澎湃新闻：你总共在厦门大学的教学也才两个学期，但是这两个学期你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和颠覆，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邹振东：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播。教育不是发明创造，它是把已有的东西进行传播。教育心理学很重要，教育传播学我觉得更重要。

所以，我很奇怪，师范院校把心理学作为必修课，但与教育更重要的传播学，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每一次上课，我都把它当作一次传播。学生睡觉，就是传播失败；传播失败，就是教育失败。我还有一句所谓的“金句”：“开玩笑，教传播的老师，讲的课学生还睡觉，不仅是对本教授的侮辱，也是对传播学的蔑视！”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现在学生上课瞌睡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邹振东：学生上课睡觉，老师既尴尬又沮丧。有的老师涵养好，熟视无睹相安无事；有的老师受不了，非想方设法解决不可——我，就属于后者。

解决的方式也不同，全看老师如何理解学生睡觉这回事。我的观点很简单，学生上课睡觉是老师的错，这个错不是过错的错，也不是要追究责任的错，而是传播方式的错位。

教师传播科学文化，其职业的重点不是“传”的对象，而是“传”的本身。但非常遗憾，很少看到师范院校把传播学列为必修课。一个以传播为己任的职业，为什么那么忽视传播学呢？老师上课，相当于电视直播。学生看手机，那是转台；学生打瞌睡，属于直接关机。电视台要是收视率下滑，会做详细的观众流分析、反思和调整节目。你可以质疑数据造假，但没有人会去怪罪观众。同样是传播，为什么学生睡觉却要从学生那里找原因呢？教师传播方式的错位，最大的症结是输入法的问题。你用五笔，他是拼音，学生并不拒绝你的内容，但你却输不进去。课堂教学跟对讲机对讲相似，要先调好共同的频率。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空间？你本人希望在哪些方面予以突破呢？

邹振东：教育传播最值得挑战的是：把课堂的教学变成一次“直播”。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尤其要“直播”正在变化着的世界。而我做的所有教学试验，不过是希望我的学生“直播”中国甚至“直播”世界。我跟他们说，你们要珍惜一个愿意对你们进行“直播”的老师。一本讲义讲30年，老师是很舒服的，但同学是很亏的。

同学们最大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开始学会“直播”了。而搞电视的都知道，成功的直播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的。没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就很难站在直播（时代）的制高点。他们学到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谱系”，只有在谱系中“思考”，你才会有方向感！

“最好的传播都是有温度的传播”

澎湃新闻：无论是此前作为媒体人，亦或现在作为厦大教授，你都一直笔耕不辍，涉足了很多公共议题。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大学课堂上培养学生对于公共议题的意识和能力？

邹振东：最好的传播都是有温度的传播。无论是最普通的一堂课，还是毕业典礼的致辞。上课和发言，最可怕的情绪曲线是死亡心电图，永远正确，却永远让人家冬眠。我和学生开玩笑，最可悲的婚姻是与总是用“死亡心电图”频率传播的那个人成为伴侣，无论他（她）多么有钱，多么有颜值。

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是希望自己和学生，关注这个时代的体温。每一个学生未必能够做到对公共议题有见地，但你必须感受这个时代的体温。我对学生说，所有的职场面试，题目天花乱坠，但实际上考来考去，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你是否感受到你想从事的这个领域的时代体温。面试官从你的回答，可以看到你的积累、你的敏锐和你未来与时代共舞的能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感受到整个社会的体温。

澎湃新闻：很多人对你的“百分之一理论”产生了共鸣，请问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你自己大学毕业的理想实现了吗？

邹振东：“百分之一理论”的本质就是“妥协中的不妥协”。我不教学生空洞的理想主义。这样做，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事实上，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不是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可怕的人。我不简单地反对随波逐流，甚至默许我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随波逐流。

波和流，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逆流而上很痛苦，甚至可能倒行逆施。所以，我建议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妥协，一百次认同现实，做随波逐流的事。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一百次妥协后，能够有一次不妥协；在一百个地方妥协外，有一个空间不妥协。永远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一的不妥协。人间百分之九十的悲剧，人生百分之九十的失败，可能就是没有坚持那百分之一。至于我大学毕业的理想，部分实现了——当一名老师；部分没有实现——当一名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