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江一燕，一个“不务正业”的演员

论一个文艺女青年的自我修养，演员江一燕大概是个极好的例子。演戏、出书、写歌、摄影，女文青标配的技能她全线开挂。看她温婉柔和的外表，大概能联想到她是个文气又细腻的姑娘，但还真挺难想象她是个热爱非洲草原和火山，每年要去往山区支教还坚持了整整八年的妹子。

本周，作为获得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赛奖项并有多幅作品入选该杂志的摄影师，江一燕的个人公益摄影展在上海敬华艺术空间展出。6月25日开展头一天，因为人流超过报备上限，展览被临时叫停，但还是有大批拥趸聚集在展馆外几个小时都不愿离去。

在她的镜头里，尼泊尔母亲的眼里有坚毅而平和的宁静，藏区孩子的脸上同时交杂着困惑和天真，非洲草原的动物则脱去印象中的野性，展现出温暖和温柔的气息。公益影展去年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回展出，上海站多了一组刚刚从尼泊尔拍摄回来新鲜出炉的照片。震后一周年，江一燕回到那里，看到建筑坍塌而信仰与生命依然在那片土地上崇高生长，这令她心中充满敬畏与感恩。

从尼泊尔回来之后，她马不停蹄地进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行程，成为亚洲新人奖最年轻的评委。问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感受，她说看到爱电影的“初心”，看到年轻和有才华的创作者，也更坚定了自己今后可能还是会遵循自己的判断去拍有价值的电影。

她在采访中直言现在电影拍得太快，刚入行的时候拍电影前要先花一年体验生活，现在剧组说“20天全部能拍完”，江一燕自己却纠结上了，“20天我还没有进入角色呢”。别人跟她保证有多少资金多少效率，她却想反问：“你能保证你拍出来是一部好电影吗？”

作为演员，江一燕的影视作品不多，她说自己对作品太挑剔，也无法割舍其他众多的爱好。澎湃新闻记者在采访前，江一燕的宣传人员也向记者吐苦水，说江一燕任性、又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很高，希望表演的角色都是极致的，也不愿意配合许多约定俗成的宣传“套路”。她有几年拍了很多文艺片，但都没有公映，观众也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可她就是喜欢。

影展开幕的第二天，江一燕飞往巴西，作为里约奥运会接力的中国火炬手。这件事和六月初她获得的全国共青团颁发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证书一样，看起来充满了正能量。这些都和她八年在山区支教的经历有关，过去的八年里，她每年都在广西巴马的山区支教，但鲜少有人知。

江一燕喜欢管自己叫“江小爬”或者“小江老师”，前者是个旅行者和观察者，后者是山区孩子们对她的称呼。采访中她有时候还会强调自己是个很“轴”的女文青，年轻的时候对世界的规则和自我的不安定感都有诸多抗拒，30岁以后才在各种阅历中慢慢找到平和和坦荡，不作了，也不纠结了。现如今慢慢发散出许多被外界冠以的“正能量”，其实自己才正是种种“正能量”的最大受益者。

她也说自己到现在也并没能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时候也对自己的职业和团队抱有歉疚。“可是每个人成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真的可以走很快，但是我就是慢慢走路，可能很晚才到终点，而在一路上我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给到大家，最后大家还是信任我，宽容地让我慢慢地爬。”

【对话】

人在险境，反而豁然开朗

澎湃新闻：做演员和摄影师都要观察生活，有没有互通的地方？

江一燕：我人文的东西拍的比较多，我还蛮喜欢观察不同状态的人。像做演员的话，我始终是在被别人观察，就是你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我很喜欢做摄影的状态，躲在人群里面去看这个世界。很安静，不会被很多的东西纷扰，这个对做演员其实有非常好的反作用。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明星，你天天都很美，然后站在舞台上受万人瞩目，我觉得那样你是不够丰富的。我自己很喜欢镜头后面的感觉，我觉得对我的表演有很大的帮助。

澎湃新闻：你是专业学习过摄影的，过去摄影可能为了等一个光线要耗上半天，取一个好的构图要冒大风险，但是今天后期技术让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容易，你对摄影这门艺术的认识有没有改观？

江一燕：我那时候9岁就已经有自己的相机，那时候还是胶片，我们也会去暗房冲洗，跟着专业的老师去一些山区拍照，然后在老乡家吃饭。所以，我从小对这种比较纯朴的环境还是特别的有感受。

说到技术，虽然很多东西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们能够专注的时间真的也都不像以前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提醒我自己，在一张照片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会觉得每一张照片都应该像你拍的电影一样，它是有情感，是有故事的。我觉得你的照片是有传达的，看的人是有感受的，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有意义的。艺术的东西不是靠技术就可以替代的。

澎湃新闻：摄影的创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怎么确定拍摄的主题？

江一燕：还是要进入那个环境，理解你身处的那个世界吧。拿这次尼泊尔的拍摄来说，因为是地震后一年，去的时候还是破坏得很厉害，一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拍，但是到那边之后，你就从很悲观难过的心情，转而意识到其实大家的信仰没有变，这些朝拜的人每天他们的工作都没有变，动物和人依然在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那时候好像一股能量涌上来，尼泊尔好像就是生命的一个象征，永远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可是精神的力量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地方有强烈的理解，那你再去拍这个照片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不一样的。

再比如说我像到非洲那样的地方，本身我对非洲这样的天地就特别的爱，觉得我的性情就是非洲的性情，就是大自然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所有的东西交流，一花一草，所有动物的交流都没有任何问题，都特别和谐。所以我在那里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是很甜美的，我在那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澎湃新闻：但是非洲应该还是危险的，你有恐惧的时刻吗？

江一燕：也有，我也去过一些很恐怖的地方，比如去拍火山，当时去的是一个无人区，60多度，基本上我晚上就睡在那个火山岩石上，皮肤都是烫伤的。后来照片呈现出来只有红色和黑色，那个就是寓意着一种冒险，一种困境。

我还比较幸运，虽然他们都跟我说这个地方去年就有恐怖分子把7个去拍照的法国人全部杀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奇观，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样那样的担忧，就放弃这样的机会。

澎湃新闻：所以你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个性？

江一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好像与生俱来的。我最初去那个后来支教的山区，也是每一天都非常危险。那时候是雨季，那个山路简直每天都有泥石流。经常都觉得今天收了工就走不出去了，但大家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一个艺术片。可是每天都在那样的险境里，我后来好像反而有了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如果生命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担忧。而且越深入自然，会认同生命跟天地本身就融在一起，没有什么。所以意外什么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很坦然没什么担忧，其实存在本来就可能是很多种方式的。

纠结女文青被山区孩子治愈

澎湃新闻：八年支教应该有一个过程，山区应该也在改变，你自己有什么心得？

江一燕：这个讲起来可能话题很长了，为什么要用八年的时间去做？因为你也不断地在了解，然后你们彼此都不断地在改变。

前一两年的时候可能是自己上课，组织他们开个运动会，唱唱歌跳跳舞，然后捐助很多物资。然后你慢慢真的深入地去了解那些孩子，去家访，跟踪他们的成长，你知道原来这些东西是不够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慢慢地我们要开始做一些基金，让他们能够不间断他们的学业。如果只是按他们原来的想法，就是女孩子上个中专然后就去打工，很快就能挣钱，然后就能回来可能给家里建个房子。我要告诉他们不一样的可能性。

以前可能是去教书，但现在可能对于那边的乡村教师也会有一些培训，让他们自身也得到更好的提升。我们这次去就有专门给老师上课的教育机构的专业老师跟着我们去。再比如我刚刚联系了上海医大的教授，他们会在今年暑假夏令营的时候，带上海医大专业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做一些眼科方面的检查。

到今年的话，我甚至希望能够帮助一部分孩子的未来。比如这次展览里也有一些小朋友的画，我会选择一些特别有艺术天赋的孩子，帮他们做一个十年成长培养计划，然后一直到他们上完艺术类的大学。如果他们还想做这个工作，我会继续。因为这方面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我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做艺术。

当然，这一定是真的有天赋的孩子。我之前碰到一个孩子，他很喜欢唱歌，知道我这个项目之后，就希望说能不能培养他。可是我听了他唱歌，跟他说小江老师很想帮你，我会去帮你上一个技校，你并不适合做一个歌手。我给他讲道理，他也完全听懂接受了。但是我去他家家访发现他的妹妹画画就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在设计绘画上面能够成，所以她会成为我第一个这个计划的对象。

说支教的话题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澎湃新闻：这块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反而没时间考虑个人的生活？

江一燕：对吧，是。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权衡，但是我觉得我在做现在最想做的事。

之前也想过，停下来，想过比如说生宝宝或者结婚，可是确实没能停下来。我是一个比较宿命的人，觉得既然老天不断给你很多任务，可能现在你最重要的使命还是这样。我很喜欢孩子，我觉得山里面的那些小孩，他们都像我的小孩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妈妈了。

我必须承认孩子改变很多，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群孩子的话，我应该早就生孩子了。过去我老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很作很纠结的那些情绪。我有时候会很感恩，想着，还好，我遇到一群孩子。我现在的富足和坦然，是因为我有很多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被很多事情感染，所以所有一切做的大家看来正能量的事情，其实是他们首先给了我正能量。

不能因为市场导向就改变自己内心的方向

澎湃新闻：你的影视作品在同期出道的演员里不算多，是因为兴趣太多分掉太多精力吗？

江一燕：有这个原因。因为要平衡得很好是很难的，一年的时间就这么多，我自己可能对工作本身也相对比较挑剔。但还是对本职工作会有愧疚感的，希望下半年的时间会权衡得好一点。

眼下我觉得在摄影或者文字方面，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到你，但在电影作品里面，我觉得还没有哪一部片子说能够真正表达江一燕想传达的东西，传达的一些精神。我觉得还没有，所以我还要继续在这个本职工作上好好地排一排。

澎湃新闻：你喜欢去山区、去大自然，你应该是一个喜欢静的人，怎么又进了演艺圈这个名利场？

江一燕：因为表演也确实是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以前跟我宣传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我可不可以只拍电影，不要宣传。所以这一直是我这一路上特别纠结困惑的。

读书的时候就跟周围的同专业的人玩不到一起去，觉得他们每天闹哄哄的，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朋友也不多，包括拍戏的时候，那时候跟圆圆我们都是写信，写纸条，都是这种很可爱的，但是很走心的方式。

以前真的是中途想过对这个工作放弃，我就觉得我不适合，但又知道这是你必须经历的，你不可能只是在幕后。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各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容易陷到一个困境里面，又因为是文艺女青年，又比较“轴”，越想越想不通。总是说“大不了我就不做，大不了我就退出”。现在已经好多了。

澎湃新闻：但是演员有的时候是个商品，怎么说服公司的人让你任性？

江一燕：他们已经都被我说服了，以前会经常打架，因为价值观不同。你想我走路这么慢的艺人，对于身边的同事来说压力是一定的。他们是真的为我着急，因为你看着所有同步起来的很多艺人都不一样了，别人都在跑了，你还在原地爬。那个过程我也有过犹疑的。可是我最后还是觉得不愿意随波逐流，还好是文艺女青年比较“轴”，还是得按自己的想法，可能走到今天的话，身边的人都是一起工作很多年的，从理解到不理解，到争吵到妥协，都有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到现在为止，你觉得和自己内心吻合度最高的角色是周蒙（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吗？那也是个文艺女青年。

江一燕：不是，那个角色太早了。我希望是我今年刚拍完的一部电影叫《七十七天》。是讲一个上海的男青年穿越无人区，我觉得他有一些很好的价值观和一些精神在里面，我想拍这样的电影。这部电影导演应该拍了四年了，我的角色有真人原型，是一个高位截瘫的女摄影师，我很想去接近她的内心。虽然真的也是很苦，我们一月份在西藏的阿里，大概在户外一分钟，我头发上全是冰碴，整个人变成冰人了，但是拍得很开心。

我觉得真正的电影跟那些条件、商业能给予你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能够真的发自内心让你觉得充满力量想去做这件事，有幸福感。精神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事，或者特别不开心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下也会生病。

可是，当你去了西藏，条件那么艰苦，但你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每天都是愉悦的，是有目标、有信念的，那个时候的困难你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在西藏那边，很多同事都高反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还要跑，还要演，开心啊，我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回来还是生病了。

澎湃新闻：但是电影还有另一个需求，是需要被人看到，你按自己的眼光选了很多文艺片，最后普通观众都看不到，不会失落吗？

江一燕：这个东西是相对矛盾的，但是你肯定不能因为市场的导向，就改变自己去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心里的一个方向。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跟团队一起，如何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完美一点。最终还是片子的质量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东西，每部电影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就像艺人一样，也是有命。

中国电影有那么多热钱，却不打动人了

澎湃新闻：大家都说中国电影到了最好的时候，你觉得呢？

江一燕：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下，电影是越来越多，可挑选的是越来越少了。就是我这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评委之后的一个感觉，有时候真的挺矛盾的。你说我们电影创作的环境那么好，有那么多热钱，那么专业的团队。可是我们的电影不打动人了，我觉得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就很遗憾。

澎湃新闻：应该也有做导演的想法吧？写东西的习惯还在保持吗？

江一燕：我之前在西藏的时候，已经有感觉想自己写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人物也已经在慢慢地开始形成。但是，你想我做事情那么慢，肯定不可能做快餐的东西，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会慢慢地准备。

现在肯定没有原来写得多，我是很容易受这种社交网络影响的，但是好在我会反思，我最近甚至都在想，是不是要戒微信了。我真的是一直在想，怎么可以少看一些手机，我现在很喜欢坐飞机，尤其是长途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会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