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存活之道是什么？

近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举行“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儒学教材编纂”座谈会，与会学者联合倡议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并发表《关于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此事引发了不少争论。

我们看到，《倡议》一文首先对儒学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简要描述，然后提出了四点具体倡议，最后是总结性的呼吁和口号。这篇倡议书意图表明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它除了诉诸情感的修辞之外，并没有太多合理的论证。实际上，还存在许多强有力的反对理由，或许是倡议者没有考虑到或根本不愿考虑的。

首先，倡议者没有说清楚“儒学”是一门什么意义上的“学科”。并不是随便在什么内容后面加上“学”字，就可以构成一门真正的学科。“文学”、“法学”、“天文学”可以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红学”、“佛学”、“占星学”之类却不能被当作现代学术谱系中单独的一门学科，因为有的研究领域太窄，有的属于宗教信念的范畴而非纯知识探究，有的属于非科学或伪科学探究，等等。“儒学”和“佛学”中的“学”（-ism）都指一种学说、一种主义、一种信念系统，而不是像“政治学”、“数学”那样指关于某个对象领域的理论性探究。

一种学说、主义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可以得到研究，但是在什么意义上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学科则是可疑的。

其次，倡议者对现代大学的宗旨和高等教育理念的认识也值得商榷。现代大学是从事理智性探究的机构，同时以培养合格的公民和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为目标。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要素，可能有助于公民人格的养成（因此在大学通识课程中增加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传统文化研习讨论课应是有益的）。但是，“儒学”能否被考虑为实现此目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仍然是有疑问的。

当“儒学”以教义化的信仰体系出现时，它可能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真理而排斥其他思想和学说，这在信仰者团体内部不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在大学里占据思想垄断地位，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宗旨的现代大学可能并非福音。宗教化儒学的提倡者呼吁“恢复书院，保护和发挥现有文庙功能……发挥儒学的淑世济人功能”，这本身或许并无不妥——如果儒学果真能“塑造君子人格，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正如许多宗教也有类似的声称），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宗教化儒学不应把自己的特殊主义强加给以普遍主义为基本精神的现代大学。大学旨在发扬普遍理性、探索科学真理而非执守宗派信念，崇尚的是自由论辩而非权威灌输。简而言之，现代大学不再是狭义的神学院和教会，也不是佛学院和寺院，自然也不可能是儒学院和文庙。

第三，倡议者对所谓“国学”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的认识很成问题。《倡议》提到，“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导致中国传统学科在制度设计上几乎完全被西方学科体系所取代。”诚然，中国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仿照和借鉴了西方现代大学。某种历史的自然过程迫使国人选择了现代大学而淘汰传统书院，选择了现代学术体系而冷落了作为“传统学术之大全”的“国学”。这是倡议者需要直面的既成事实。

若说国学与西学相对，很像中医与西医相对。所谓“西医”实际是现代医学，所谓“西学”实际是现代学术，事实上都早已为全世界人民所共享，而非西方人所独有。国学或许是一种学术范式，正如中医是一种医疗范式。国学不能成为西学的下属科系，正如中医不能成为西医的下属科系。中医的存活之道，不在于在西医医院里争一个名分，而是自立门户搞中医院、养生馆之类。国学提倡者或许可以借鉴这点，在现代大学之外搞点传统书院和国学馆之类。但倘若国学要挤进现代大学里头，那就必须接受现代学术体制的规范，成为现代学科体系中某些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古代经典需要经过再处理才能进入现代大学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传统中医的药物和疗法需要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和再处理方可进入西医体系。

不过话说回来，现有大学学科设置确实不太有利于更好地再处理“传统学术之大全”，因而有些人曾建议设置“古典学”这个学科门类来应对。这个做法或许值得推荐，并非因为西方大学也有古典学建制，而是因为它更合理。古典学不仅可以包含中国古典研究也可包含外国古典研究，它从属于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而非原教旨的“国学”范式——这种范式声称要在儒学之下设置经学、义理、考据、辞章、政事等“二级学科”！

从根本上说，学术分科是人类理性自身按其内在逻辑发展出来的。这种分科甚至不是直接对应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对应实际需要的是实用技术而不是纯粹知识。

大学是一种社会建制，更是理性和知识在人世间的有形体现。大学的本质和生命就在于理性精神。大学的学科建制可能受市场、社会和政治需要的影响，但任何非学术因素都不能最终危害到大学生命，否则大学就名存实亡了。

民族振兴和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激活，当然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我们应该以合理而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在大学里设儒学为一级学科，其自身缺乏合理性，其承诺的愿景也无从谈起。总之，笔者建议倡议者重新考虑儒学自身的生存之道、大学的宗旨和教育的使命，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