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有什么新进展？

上海发起组与各地的早期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上海发起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地方性组织，都应属于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范畴。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历来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界高度重视的领域。每逢党的重要纪念日往往就是研究的高峰时期，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有关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成果特别丰硕，据相关统计，当年的论著林林总总多达1000余部篇。那么最近几年在中共创建史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成果和进展呢？下面从五个方面对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最新和最重要成果是2012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湖北大学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田子渝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这是一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行全景式扫描的著作，其宏大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结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传播史》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置于近代救亡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从源头上来论证、说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救国救亡思潮演进过程中的必然性。在这样一种视野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三种力量得以呈现，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过去往往只强调第一种力量作用，忽视第二、三种力量的积极作用。这种整体性的学术视野，是过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中所少见的。《传播史》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努力挖掘新史料，对传统观点进行审视，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方面，刘立吉的《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探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形式和特点，作者认为中国人民能够欣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并将其上升为信仰，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还在于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容性与相似性。姚思羽在《浅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途径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中，高校是主要平台之一；二是创办理论报刊；三是译介经典著作。杨卫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人文特质》 以中共（进步）出版人在上海的思想宣传活动为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并重的两种传播之道的人文特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出版人通过思想宣传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上有两条传播之道：哲学社会科学进路和文学艺术进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理性认识和感性表达的结合。

最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媒介进行个案研究比较盛行，发表文章比较多，如付冉冉的《〈共产党〉月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周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以〈新青年〉月刊为主的文本分析》；赵付科、季正聚的《中共早期报刊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及启示》 等。

关于中共早期组织研究

2013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嘉兴学院红船研究中心联合著作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这是首部出版的研究中共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专著，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作者不辞辛苦，多次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调研和走访，同时，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基本上理清了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过程，经过考证、甄别，确认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及其变化过程，并撰写了每个早期组织成员的传记，收齐了所有成员的照片，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201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上下册），全书75万余字，内容包括综述、资料人物、大事记等，史料详实，是一部研究湖北地区中共创建的重要参考书。

论文方面，田子渝在《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在中共创建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一，它在组织上是仅次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的第二个党的早期组织。其二，它在思想传播上是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个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阵地。其三，它积极组织工人运动，使湖北武汉成为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中心地。黄爱军的《对中共早期组织的一点考证》认为以往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一般将上海发起组与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认为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一说法贬低了上海发起组在中共创建进程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与历史实际有一定的出入。上海发起组与各地的早期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上海发起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地方性组织，都应属于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范畴。

另外，王启才、周美红、王丰富在《蔡和森、新民学会与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郑华在《蔡和森是法国方面中共早期组织的实际创建人》、周进、陈丽红在《刘仁静与中共北京组织的创建》 等文章中，对一些中共重要创建人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关于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研究

1、关于中共“一大”

李亮在《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结构研究》中对中共一大代表的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作者认为中共“一大”代表群体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曾受到改良主义、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结构较为复杂。他们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中有这么几种不同类型。有的在日本留学期间，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如李达、李汉俊；有的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对民主主义产生怀疑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有的则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辨析、比较中转变思想，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如毛泽东、张国焘、陈潭秋、刘仁静。

2、关于中共“二大”

2012年是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7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纪念馆等多家单位联合召开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学术讨论会，入会论文77篇，与会学者围绕中共二大的历史地位、中共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二大代表考证、共产国际与二大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研讨，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同时，各地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研究二大的文章，对二大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李士坤 、曾景忠分别将二大与一大进行比较后指出，二大是党的创建任务完成的界碑，具有使党定型的意义，作用胜过一大。李绍华、汤兆云、徐方平、曾银慧等指出，二大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处于传播阶段，还谈不上中国化，自二大始，党才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策与举措，认为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对于二大具有争议的问题是二大代表问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提出二大代表“12人说”，他们是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李震赢、施存统，代表名单尚缺一人。《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同样确认了这份名单，其中一人姓名不详。乐基伟认为“第12人”应该是邓中夏，且代表北京党组织出席的是高君宇，非罗章龙。周承恩指出，蔡和森非湖南党组织代表，而是中共留法党组织代表。

3、关于中共“三大”

2013年是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6月18-19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广新局主办，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承办的纪念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收到论文101篇。会议围绕中共三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会议经过及其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论述。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共三大研究新编》论文集。

论文方面，冯铁金在《也谈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 中指出中共党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共三大的召开时间是1923年6月12至20日。这一说法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随着共产国际代表、三大主要操办者、指导者马林有关三大的信函、报告在《党的文献》公开发表，并根据其他材料印证，作者经过考证推断，三大的召开时间应是1923年6月10至19日。

李蓉在《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再考证》中认为中共三大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但是关于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30人，有的说是30多人，还有的说40人。作者经查阅资料研究考证，认为出席中共三大的总人数为45人，其中正式代表为40人，列席代表、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3人，还有2名共产国际代表。

汪家华、郑明在《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考》 中对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出了中央局组成人员，综合各种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可以得出:一、中共三大中央委员为9人，分别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二、中共三大中央局成员为5人，分别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

关于中共创建人物研究

在中共创建人物的研究中，以往大多聚集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和后来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上，这几年也不例外，如对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 、李达 、李汉俊 、恽代英 、蔡和森 、瞿秋白等的研究还是比较多，对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研究较少。不过，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党史界对一些党史上的边缘人物，甚至反面人物开始关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他们在建党时期的贡献，如刘仁静、包惠僧、金家凤、袁振英 等。

刘仁静是中共党和团的创建者之一，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活动、思想，作用和地位，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应该是研究党的创建史题中应有之义。2012年3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了“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关于刘仁静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论文达二十余篇。

2014年9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上海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开创性的会议，来自上海、北京、湖北、广东、新疆、河北等地专家学者数十人参加了研讨会，收到论文28篇，这些论文从多方面客观论述了包惠僧在中共早期历史中参与建党、参与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和贡献，并对他一生的曲折经历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剖析。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研究

吕静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认为随着欧洲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尽快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列宁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于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而东方战略中首次提出的“两个联盟”策略则构成了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理论旗帜。第一个联盟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个联盟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从总体上说，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到1922年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即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此时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接触还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1922年以后，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联盟的重要性被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重要性所取代。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在此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从维护其远东利益的角度出发、遵循实力至上的原则，过分地高估了“第二个联盟”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抑制了中共的独立发展，这一错误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关于中共在一大时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组织的问题，虽然早就被提出，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王继凯在《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 中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在组织上、工作上、经济上和国际内部关系上的各方面情况都表明，中共成立后在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但是，中共直至二大才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也就是说此前它一直没有正式确定自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这种特殊结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民族根源，也是中共采取灵活策略的结果。也是缘于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和中共对世界革命认识程度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使中共采取了折中过渡办法以缓和矛盾。这样，中共既可以和共产国际采取各种实际的联合政策，又给自己在历史发展和沉淀中寻求成熟的解决途径留有余地。

（本文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原文题为《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新动态》，载于7月1日的《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