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造精神超乎想象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日。在这95年里，中共走过了许多重要的发展阶段，延安十年（1937-1947）就是其中之一。

延安，这座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因为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一跃成为革命的圣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知识青年向往延安，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从延安起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上海市委讲师团副团长兼办公室主任、延安研究专家朱鸿召看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论的成熟正是在延安十年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朱鸿召做客“思南读书会”，与听众分享了他对延安十年的研究，以及对延安精神的理解。

延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思想理论成熟阶段

在取得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朱鸿召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诸如《延安文人》（后更名为《延河边的文人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延安曾经是天堂》、《延安缔造》、《天上星星延安的人》等专著。

对延安长达20余年的研究，使朱鸿召看到，延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论的成熟阶段。“理论上成熟的标志，不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的言说，说得高大上、云里雾里的。一个执政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就是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延安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无论是名称、体制，还是话语体系，全部都是照搬苏联模式。

正因为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走苏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遭遇了挫折，就是我们熟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而开始了长征。

“‘长征’这个名词是结束后才有的，开始叫战略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征？完全是失败。原来讲失败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实际军事上失败的前边，是政治失败。政治失败、军事失败以后才有了战略转移，即长征。

“在长征的一年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我觉得一直没有讲透，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反思。”朱鸿召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集体、方针、党章都必须按照共产国际的模式来，“完全是照搬。之后在实践中发现，照搬不行，所以在长征路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因为有这种反思，所以才带来了延安十年理论上的成熟。“举什么旗？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旗帜。走什么路？抗战之路。到达何处？建立人民政权。”

整风运动是为了提高队伍的执行力

进入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明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朱鸿召看来，其标志就是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而完成这一过程的方法就是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把党成熟的理论转变为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的行动。当时有句话叫‘理解了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要提高整个团队的执行力、战斗力。”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朱鸿召以饭店、美容院所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为例解释道，如果想要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服务，那么就必须要求每个员工、每个工作环节都是标准化的。现代企业要求员工做早晚操、穿工作装，都是为了提高团队执行力。

“整风运动也是如此。在战争环境下，执行力就是战斗力，没有执行力，不可能有战斗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整风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

但同时，朱鸿召也指出，当战争环境转变为建设时代，尤其是1956年以后，出于惯性和不自觉的执行，战争环境下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简单地移植到了建设时代，所以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打仗要求执行力，但是搞文学艺术要的是创造力，创造力一定是建立在个体生命的发现和自觉的基础上。让每天按照号令来起床、吃饭、齐步走的人搞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的。”

萧军的牢骚恰恰说明延安时代的开放和宽容

尽管时间并非久远，但因为延安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感，使得那个时期与现在充满了距离，所以朱鸿召一直试图对延安时期日常生活进行复原。

在最近出版的《天上星星延安的人》一书中，朱鸿召开篇写萧军，仅注释就有十几页。之所以如此重视萧军，是因为朱鸿召看到《萧军日记》的出版，使得包括不少学者在内的很多人据此对延安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在日记里，萧军对延安时期的生活发了不少牢骚，也提出了责难。在朱鸿召看来，如果因此而否定延安，认为延安时代的生活有多糟糕，那只能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举个简单的例子。唐诗最高峰是李白、杜甫，如果你读李白的全集，就会看到李白诗歌里有多少牢骚啊！但是你能因为李白诗里的牢骚而否定盛唐那样的伟大时代吗？

“恰恰相反的是，李白在那个时代可以发牢骚，正是说明那个时代的开放、宽容和博大。《萧军日记》里的牢骚是同样道理，恰恰说明延安时期允许你发牢骚。

“萧军在延安的一个好友叫塞克，曾在毛泽东向文人征求意见时讲，凡是有兵持枪站岗的窑洞，他不进。毛泽东听了后，当天就把从延河边到杨家岭所有的岗哨都撤了。”

所以在朱鸿召看来，延安十年，是非常开放的。“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蕴藏着的开放和时尚，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给延安时代历史人物以温度

除了对延安时代整体氛围的隔膜，因为后设之见，对于当时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常出现偏差，朱鸿召希望能再现历史人物的骨骼血肉，给他们以温度。朱鸿召认为，要把历史人物还原成一个“人”，必须要跳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藩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谈。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他倡导的思想理论能够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主干，最近朱鸿召重读了近十篇毛泽东在长征前在赣南做的农村调查，通过它们朱鸿召豁然开朗，“一下子理解了毛泽东。”

这些调查报告显示，毛泽东发现打土豪分田地中，并不是大地主对这个政策最反感，反而是小地主最为抵触。因为土地在大地主的产业中所占比例不大，其家庭财产大头都是城里的贸易、钱庄，而土地对于小地主则是全部。

“所以，在当时党内所有领袖人物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有那么深的了解。毛泽东的任何一个调查报告，拿到今天的大学都可以申请硕士、博士学位。”

另外，在长征前，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所以在长征途中，他除了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对象进行深刻思索外，还对自己的脾气性格和处事方式也进行了深刻反思。

“从各种与毛泽东交往者的回忆录里就能看得出来，原本毛泽东的脾气、性格有时是非常暴烈的。他参加会议，如果意见不同，会把桌子都掀掉。并且让其他同志不能忍受的是，毛泽东很爱讽刺挖苦人。长征一年，他经过深刻反省，到延安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学会和你持反对意见的人共事’。”

延安精神和今天是相通的

在生死存亡关头，经过延安的十年磨炼，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延安十年，留下的东西太多，其中的“延安精神”更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宝贵资源。

朱鸿召所理解的延安精神，首先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发扬和光大下的自由与平等。“在当时的延安，自由和平等是所有那代人的价值取向。所有公家人都是供给制，最高的津贴薪酬就是5块钱，毛泽东也是拿5块钱。一个家庭生下一个孩子，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有5块钱。

“那时候人跟人平等到什么样的份上？如果想请毛泽东给你签名，任何一个人，你拿一个本子，本子里夹一个纸条，写上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学校的，希望毛泽东给我签字，就有机要通信把本子传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传达室，然后传达室送给毛泽东，他空闲时就给你题字，再通过机要通信还给你。”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延安音乐系有个老师向隅，1939年7月1日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子，夫妻俩在给孩子取名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小孩舅舅柯蓝是1950年代上海总工会报纸《劳动报》的第一任总编，当时在延安读书，看外甥时发现姐姐姐夫吵架了，他说很简单，写一封信给毛泽东，让他起名字。写信后毛泽东马上回信了，“建议孩子就叫向延生，如果觉得不合适，你们再起几个名字，我再帮你们参谋。”

正是在这样平等的氛围下，越来越多的人奔赴延安并坚定地留了下来。“那些奔赴延安的人，一开始不一定认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单纯的爱国心驱动。但是到了延安，这些人基本都被感染了，原因就是看到延安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就坚定地留了下来。”

另外，朱鸿召认为，延安精神还体现在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方面的创造精神上。“跟国民党到西南的那些文化人写的都是‘何日君再来’，软绵绵的，如何打仗？而共产党则是‘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唱着延安的歌，在房子里坐不住，就想冲出去，就想拿一杆枪，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所以看待延安文化，真不能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而应该从文化角度看到，它唱出了那个时代最高音最强音。

“在物质上，也有无数的发明创造。当时纸张困难，发明了马兰草造纸。还有大炼钢铁，最早就是延安。当时对铁的要求不是很高，造地雷、手榴弹，当时就搞成功了，1958年才把延安经验推到全国。所以延安真的是充满了创造精神。”

（本文经讲者审阅并同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