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别走：阿根廷如何“阿根廷化”新移民

在前几日刚刚结束的百年美洲杯上，面对智利，阿根廷又一次在点球决胜局中输了。梅西在失望与自责的情绪下，宣布退出国家队。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阿根廷的媒体与民众并没有将“懦夫”或是“逃避责任”诸如此类的标签贴在梅西的头上，相反，全国上下挽留这位足球天才。“梅西别走”，这句话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的电子标示牌上，出现在阿根廷各大媒体的报道上，甚至出现在总统马克里的社交网络上。就连一向大嘴毒舌的前球王马拉多纳也站出来说：“梅西需要留在国家队，他必须留下。这因为他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他应该去俄罗斯，以便成为世界杯冠军。”

与这场轰轰烈烈的挽留运动相对的是，阿根廷足坛名宿巴尔达诺却悲观地说：“梅西筋疲力尽，压力实在太大了。梅西本可以选择为西班牙效力，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根廷。我真不知道，谁能说服梅西留在阿根廷队中……”

撇开巴尔达诺的悲观不谈，西班牙足协确实曾考虑过归化梅西，但阿根廷时任足协主席格隆多纳慧眼识才，提前将梅西征召到了U17的队伍中，而且，梅西也接受了这次征召，并于此后一再表达自己对阿根廷的感情：“我热爱阿根廷，只有阿根廷球衣的颜色才能带给我动力。我想让阿根廷人开心。”

这一爱国主义的表态对于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以及稳定文化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然而对于一个建国只有短短200年且缺乏历史传统的新兴移民国家来说，这种对国家以及民族的认同值得深思。

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阿根廷如何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对自己产生依赖感和认同感？阿根廷的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建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阿根廷也不例外。实际上，从移民流入人数以及精英分子时不时流露出对欧洲的“思乡病”（Nostalgia）来看，阿根廷的民族主义“建构”仍在进行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前1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建构过程”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其中1880年到1930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尤其值得关注。

移民国家阿根廷的喜与忧

1880年，罗加将军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省份考迪罗（即军事独裁者）之间的混战，颁布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法律，解散各省民兵团，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金比索，并开始管理之前由天主教会掌握的初等教育。经过上述改革，阿根廷逐步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然而人口数量不足、劳动力缺乏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并阻碍着阿根廷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根廷的政治精英决定吸引欧洲移民。从1890年开始，阿根廷政府在欧洲大陆的柏林、巴黎等主要城市设立工作站，派发吸引移民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不仅描绘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富庶，承诺所有的移民都将获得一份工作，还给予移民三项优惠：一张从欧洲到阿根廷的船票，一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免费居住地以及一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阿根廷内地工作地点的火车票。当时的欧洲，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战争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受南美大陆的吸引，从1890年开始到1920年的短短三十年间，大约有400万的移民远涉重洋，从欧洲各国来到了建设中的阿根廷。在这波移民潮中，大约有200万的移民来自意大利，150万来自西班牙，剩余的则来自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从1895年到1914年，阿根廷的总人口一跃从390多万人增长至780多万人，几乎翻了一倍。据说在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四个市民中就有一个外国人。

大量的欧洲移民给当时的阿根廷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国家有足够的人手进一步开发潘帕斯草原以及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语言并带有不同文化风俗的移民，也给正在形成中的阿根廷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总体而言，这一冲击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短时期内大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不同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传统。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在这里相遇，使得阿根廷显得更加“世界化”（Cosmopolitismo）了。这一“世界化”的进程淡化了阿根廷本来就不甚成熟的种种特质。政治家萨瓦略斯（Zeballos）就曾感叹：“我们将被迫成为一个年均接收五十万移民的中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征甚至自己的旗帜。”（Congreso Nacional, Cámara de Diputados, Diario de Sesiones, Octubre de 1887）其次，在欧洲大陆开始急剧扩张殖民的时代，大量移民的母国对阿根廷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在意大利，一些政治家开始宣传阿根廷是意大利“天然的殖民地”（Colonia Espontánea）。同时，试图让阿根廷成为意大利“南美飞地”（Enclave）的声音一时间也不绝于耳。

世界移民如何成了阿根廷人？

面对这些威胁，阿根廷的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过去“建立一个完全开放自由国家”的建国方略，并逐步意识到建立一种基于“必要文化传统”之上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这种反思让阿根廷的政治精英开始重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历史传统，一批人开始行动了起来。

1910年，阿根廷政治家、作家华金•冈萨雷斯（Joaquín V. González）在一篇报道中提及搜集历史档案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对于培养爱国精神以及民族情怀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恩里克•培尼亚（Enrique Peña）恰在此时编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殖民政府时期档案与市政计划集》（Documentos y planos relativos al período edilicio colonial de la ciudad de Buenos Aires），强调拉普拉塔河地区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段时期对历史的梳理使得很多阿根廷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他们应该选取哪些要素作为阿根廷这个新兴国家的传统。这些思考继而又牵涉到了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哥伦布？如何评判西班牙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占领？如何评价考迪罗（Caudillo）政权？这些问题虽然很难获得一致的答案，但通过讨论，大部分阿根廷政治精英心目中想要建立的“阿根廷”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除了重视历史，阿根廷政府还着重将眼光放在了教育领域，即如何“阿根廷化”第二代小移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是事出有因。1880年，在报社对一个阿籍德裔小孩的采访中，这个出生在阿根廷爱斯普朗撒（Esperanza）的小孩直接对记者说：“我是德国人，今年12岁，出生在爱斯普朗撒。”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的阿根廷并非个例。长期以来，从欧洲各国来的大批移民在阿根廷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与学校，学校中孩子们所使用的都是母国的语言，所接触学习的也都是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国的历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这些二代移民压根无法培养起对阿根廷的认识，更谈不上认同了。

面对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争论，1884年阿根廷政府通过了1.420号教育法案，对中小学使用的教材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革新，大大增加了阿根廷历史、地理等内容在教学中的比重。接着，政府开始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学校中教师们的收入。公立学校在充足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愈发欣欣向荣，并逐渐挤垮了以教授各类外来语言为主的私立学校，最大程度上在中小学范围内推广普及了西班牙语。语言和教授内容的转变，使得这些第二代移民从小就开始逐步养成一种对阿根廷的认识与认同，并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母国文化对这些小孩的影响。不仅如此，阿根廷教育委员会还在学校内施行推广了每周升国旗仪式以期进一步加强学生们对“民族”的认同。飘扬的国旗，高亢的国歌以及穿着齐整、训练有素的学生构成了一幅代表阿根廷民族与未来的生动画面。在政府的支持下，这套仪式还从校内走向了校外，进入阿根廷重大公共节假日的游行中。

其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政府就开始利用国家重大节假日的机会，试图构建民众对阿根廷这个新兴国家的依赖与认同了。只不过，广大民众很快就对年复一年单调的总统讲话和教会音乐失去了观看的兴趣，庆典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政治精英的自娱自乐。校园升旗仪式颇有成效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一“节目”引入到一年一度的国家庆典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89年，五月广场上由五百名学校女生组成的列队方阵，一边迈着军事化的步伐列队前行，一边高唱国歌，这成了当年国庆日最受欢迎的节目。不仅如此，政府还借排练庆典节目的机会将军队里的一些训练项目引入学校教育中，培养孩子们“如同军人般”对国家的虔诚。

为了让更多的阿根廷民众不只是在学校或者特定的节日中接受类似的爱国主义熏陶，政府还修建了相当数量的博物馆、历史陈列馆，方便人们参观了解，并在广场街头上竖立起历史名人的塑像。从1900年开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与街道接连树立起圣马丁、萨米恩托、贝尔格拉诺等著名历史人物的全身像或半身像，它们不论风吹日晒地陪伴着阿根廷人民，并随着时日的推进潜移默化地将阿根廷的历史与过往融入到阿根廷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培养、构建人们对这个新兴国家的认同。

如此一来，一些外国移民的确被改变了，而对于那些难以被改变的外国移民，阿根廷政府则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将其驱逐出境。1902年颁布的4.144号《居民法》就规定，政府有权将其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而无需经过司法审判程序。法律颁布后，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是想要竭力保持对母国认同的移民被驱逐出境，他们或是返回欧洲，或是前往墨西哥、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

在上述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原本特征不甚清晰，甚至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阿根廷变得越来越“阿根廷”，逐步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节日、历史以及集体记忆。而这一切，都是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三四十年中，文化认同意义上的“阿根廷”逐步被建立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梅西选择阿根廷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