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罐可乐都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曾有几个礼拜为文学理论燃尽午夜灯油的人；也很忠于理论的精神，最后没有丝毫实际成果。当然，只要找好借口，所有的失败都熠熠生辉——文化偶像克莱夫•詹姆斯写过一句，“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文化理论上，已经没有时间顾及文化了”。在这种心境之下，Maggie Nelson的Argonauts（《探险者》）应该是近年来读过最别开生面的书了。因为她似乎展现了我原来朦胧期待理论该有的样子：既是一场欢快的表演，又是人类的困厄和喜乐本身。

尼尔森写的是真事，爱上了一个性别流动的艺术家，叫Harry Dodger，以及用试管受孕生了一个孩子；听上去离我多远，读起来感觉就有多近，每句话都想把作者搂过来；因为她有种乐观，相信“文字足够好用”，相信维特根斯坦那句“无法表达的都包含在——以一种无法表达的方式——那些可以表达的话中”，实在很打动人。书名出自《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里引在上面的那句话，说的是所有的话语、名称、标签，只是一种结构，每次用出来都是新的，重要的是用它们的人和情绪。记恨犹新的是当年在学院里很多人端着一堆名词像打牌一样，但那么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不会只是游戏。

艾尔曼说王尔德几乎可以全书背诵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和诗歌研究》，那篇他最爱随手借用的“结语”里说：任何人、事、物看不出分别，都只是我们眼力粗笨；在这霜和阳光的倏忽一日，一切正在脚底融化，我们只能拼命体验，哪还腾得出手来造理论；但是哲学思想和理论，作为视角，作为批评的工具，能帮我们收集起那些在眼前经过而未被注意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收集到足够的引文，人生就能十拿九稳了。比如说到“寂寞”，我有马丁·艾米斯的那句：“作家是那些在独处时最有生气的人。”Olivia Laing的The Lonely City（《寂寞城市》）也是自传、理论、文艺批评的混合物，写了四个人：Hopper、Warhol、Henry Darger和David Wojnarowicz，告诉我们艺术教她如何排遣寂寞；本来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尼尔森读高了，乘势研习莱恩之后居然也收获不少。比如，我和作者一样，对沃霍尔本来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是孤独让我开始懂得欣赏沃霍尔”，她说安迪是个在前呼后拥中孤独的人，认定自己是个异类，所以他画那些整齐划一的东西与其说是为了抵抗什么，倒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归属感，觉得“相同”是种温暖的状态。

最近读书不足的借口很硬气，千载难逢地飞了两次远门，本来京都可能是地球上最向往的地点，但是，没有体验过整整一周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带着周岁小孩等妻子购物的人，不要跟我谈论家庭和旅行。就在那样万念俱灰的状态里，Etgar Keret的三本灵动到不讲道理的小书让这样的时光好捱不少。Seven Good Years（《美好的七年》），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突然，一阵敲门声》），A Bus Driver Who Wants to be God（《一个想当上帝的巴士司机》）。这个以色列男人一定懂我的心情。

还听了他在纽约客的播客里读了一个巴塞尔姆的迷你短篇Chabli（《夏布利酒》），写的也是方寸大乱的父亲。凯雷特说长的短篇写起来和长篇差不多，要设计，短短篇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感觉只要找到对的语气，那个语气就能给你造出一个宇宙来。然后就做了如上的冲浪比喻。主持人问他像这样的篇幅怎么知道结尾在哪里，凯雷特说：“冲浪的时候别人问你，‘你想什么时候掉下来？’怎么回答呢？你想说，‘一个月吧。……告诉妈妈我回家晚一点。’”

注意到这本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比利·林漫长的中场之路》）是BBC评过新世纪最好的十二本小说。在伊拉克立功的一个小分队回国在橄榄球赛中场接受欢呼。李安拍的电影预告片出来了，一个镜头是唱国歌时男主比利满眼热泪，心想不对啊，看书唯一留下的就是ATM机上放国歌的意象，怎么就哭了呢？书里一查果然写着“想哭”，但至少不是因为爱国。打仗的书看得少，写伊拉克的只看过The Yellow Birds（《黄鸟》）和Redeployment（《重新部署》），都没有Billy Lynn有意思，可能是苏大学士说的“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描绘战争，写枪林弹雨、尸横遍野恐怕写不过看球听歌。

文字上，这本书倒是非常美式。Scaz，俄国人发明的词，指整个故事是叙述者用俚俗味道浓重的私人化语言讲述的。马克•吐温，塞林格。但我总觉得，美国文学的精髓不是《麦田》，而是惠特曼——爱聊，不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混乱，最重要的是莫名昂扬，不知道在高兴些什么。比利·林只比霍尔登大三岁，还是那个意思：少年的真挚困罔很正常，但见识了世界的粗暴和荒唐之后依然生机勃勃不失天真，好像才让文学发上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