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退休法院职工三次败诉成“老赖”，检察院抗诉称判决有误

重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经法院一审、终审、再审之后，再生变故。

案中的借款方是重庆二中院一从事后勤工作的职工陈和权及其妻子，陈和权现已退休，出借方是重庆当地人黎阳。黎阳以陈和权夫妇赖账不还为由诉至法院。

陈和权夫妇在此前法院的三次判决中均败诉，因不按期执行判决被列入了失信执行人名单，成了“老赖”。但他们坚称欠款已还，又向重庆市检察院申请抗诉。

2016年4月11日，重庆市检察院对该案作出抗诉书，认为重庆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存在主观推测。

11天后，重庆高院作出民事裁定，决定第二次再审该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法院职工变“老赖”

陈和权告诉澎湃新闻，他是重庆二中院职工，已于2014年7月退休，退休前在行装处搞后勤工作。重庆二中院办公室副主任赵华证实，陈和权退休前系工勤人员，为该院在编机关工人，无行政级别。

2011年3月25日，陈和权的妻子梅嘉和黎阳签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载明，梅嘉因经营房地产投资需要，向黎阳借款50万元，约定月利息3%，六个月给一次利息，借款时间为两年。

黎阳称，合同期限届满后，梅嘉除支付10万元利息，拒绝归还其余款项，她遂将她及其丈夫陈和权诉至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要求被告还本付息。

2014年3月23日，沙坪坝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陈和权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和权夫妇偿还本金，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扣除已支付借款利息10万元。

针对四倍利率计息，北京大学教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尹田告诉澎湃新闻，借贷双方协商约定的利息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不影响合同生效，如果发生纠纷，法院最高支持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赔偿请求。

根据此前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予支持。2015年6月最高法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上述意见此后废止。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借贷双方约定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一审宣判后，陈和权夫妇不服，坚称欠款已还，先后向重庆一中院上诉、向重庆高院申请再审，法院均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黎阳家属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判决生效后，陈和权夫妇未主动履行判决，黎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陈和权夫妇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两人被纳入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陈和权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于2015年8月4日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梅嘉因同样原因，于同年8月7日被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履行情况显示：已履行10万借款利息，其余本金50万元和借款利息及诉讼费未履行。

债务偿还之争

沙坪坝区法院审理查明，梅嘉向黎阳的借款涉及三笔，一笔是在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之前，梅嘉曾两次向黎阳借款共40万元，25万元未偿还；一笔是在合同签订当日，黎阳向梅嘉转账20万元；一笔是在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之后，黎阳向梅嘉支付5万元现金。

黎阳称，上述三笔款项共同构成上述借款合同中的50万元借款，她向法院提供了借款合同以及相关汇取款凭证等证据。

陈和权夫妇则认为，上述25万元已经还清，5万元现金黎阳根本没有支付。但沙坪坝区法院认为，陈和权夫妇并没有针对上述说法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因此不予采纳。

该案由重庆一中院二审时，陈和权夫妇称上述40万元借款在和黎阳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已全部还清，他们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加盖公章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他们曾偿还黎阳21.6万。二人还称，剩余的18.5万系通过现金支付偿还。

黎阳对上述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中显示的款项，是陈和权夫妇支付的上述40万借款的利息和已还的15万。

重庆一中院认为，陈和权夫妇称18.5万元还款通过现金支付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梅嘉交易习惯，并且21.6万元款项的交易，在时间上与黎阳的说法相符。另外，上述40万元借款的欠条是在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出具的，与陈和权夫妇在合同签订之前已还清的说法不符。据此，法院认可黎阳的说法，40万元借款中25万元未还，转入借款合同约定50万借款中。

此外，重庆一中院还认为，梅嘉在合同签订后至该案起诉前，未提出借款合同中的50万元借款未足额支付并要求黎阳补足，一审中争议的5万元现金应足以认定已经支付。

检察院抗诉：法院判决存在主观推测

一审、二审、再审均败诉后，陈和权夫妇向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后第一分院提请重庆市检察院抗诉。

重庆市检察院于2016年4月11日向重庆高院提起抗诉，抗诉书显示，重庆市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确有错误。

重庆市检察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25万元借款部分是否履行，仅有黎阳自己的陈述及其所举示的合同和借条，借款合同只能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2张借条系案外的两笔借款，仅凭黎阳的陈述及借条，尚未完成举证责任，此时不应将举证责任转移至梅嘉一方。

因此，重庆检察院认为，在梅嘉不能证明完全偿还25万元的情况下，就认定该25万元借款转入了50万借款合同中，明显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重庆检察院认为，据合同签订之后出具的借条认定未偿还的借款转入了新的50万借款中，显然系主观推定，借条是之前还是之后形成均不能得出该结论。

重庆检察院的抗诉书还显示，陈和权夫妇举证证明的已偿还的21.6万元，性质和数额与黎阳所说的“利息”说法严重不符，不能做相关认定。

对于梅嘉否认黎阳曾支付的5万元，重庆检察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黎阳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5万给梅嘉，而黎阳并未完成举证义务证明其主张，应自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判决属主观推测，明显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此外，重庆市检察院还认为，21.6万元还款均应认定偿还了借条本金，加上5万借款不能认定是否已经实际交付，因而以50万元作为借款本金计算利息明显不当。

重庆高院4月22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显示，裁定此案由重庆高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北京大学教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尹田称，终审案件，检察院抗诉的，原则上由原终审法院再审，高院根据情况有权决定直接提审。

重庆二中院办公室副主任赵华7月5日下午回应澎湃新闻称，重庆二中院已经关注到此事，院领导已经通知陈和权回院办公室介绍有关情况，要求其尊重法院程序，配合参加庭审，尊重法院判决。

陈和权虽在法院工作，尹田认为，陈和权只是法院一普通职工，其亲属可以从事商业活动。

原判执行被裁定中止后，被执行人是否应从失信人名单上撤下？沙坪坝区法院副院长邬砚告诉澎湃新闻，失信人名单是最高法近年推出的新制度，一些问题规定不是很清楚，这种情何况下是否撤下没有规定，被执行人也没有提出撤下申请。

邬砚表示，此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沙坪坝区法院就该问题正在进行逐级请示。

（文中陈和权、梅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