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剑微信公号：习近平此时提出“中国方案”究竟有何深意？

长安剑微信公众号7月5日消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好词。

过去，小伙伴们更加熟悉的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中国方案”在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看来，两字之差，含义大不同。今天，就为小伙伴分析一下“中国方案”背后的匠心与深意。

1. “中国方案”的提出有其语境。

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首先，这是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回应。

“历史终结论”出自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其核心论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

但，这一论断显然不那么站得住脚。反例比比皆是：无论是美国直接介入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革命”后的利比亚，抑或是现在各方博弈的乌克兰、叙利亚，其民主体制都脆弱不堪，国家则陷入战乱，遑论发展。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南美和非洲，在复制了西方的民主机制后，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宗教、部族、地域的纷争中不可自拔。

“历史远没有终结”。

病灶何在？福山的老师亨廷顿给过我们答案，福山本人也在新书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2.其实答案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直接把别人的鞋拿来穿在自己脚上，非常有可能产生不适感。

所以，无论是亨廷顿还是转向后的福山，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概念：政治效能。

什么是政治效能？通俗点说，就是治理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考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的时候，首先要去看的是其治理效果、治理效率等指标，而非以抽象价值去考察。

在“政治效能”的标尺下，中国做得不差。但若从“抽象的西方价值”考量，中国的实践又很难被概括。长安君认为，后者一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在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普世论的判断、以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是“西方中心论”的身影——就像是那句“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广告语一样，“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则是“一种模式供全球”。

但任何国家的政治实践、社会发展，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君不见，当我们自信地走出中国道路之时，西方世界的舆论，对“复制西方后失败”的国家的民众，已经闭上了眼睛。

3.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

长安君认为，从外界看，是因为西方的方案似乎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上面举过的失败国家的例子，就连欧美内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且深入肌理。

从内部看，中国的模式、道路、方案，确实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的时候——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的“秘诀”却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和之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都不太一样：首先，中国人很多，地域差别极大，所以必须先把经济总量盘子做大；同时，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积累的道路（海外殖民、军事扩展、奴隶制度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和当年不一样，人类的思想、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所以，如果要粗略地概括“中国方案”的话，长安君认为，至少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点：一，独立自主；二，有目标、持续地进行发展，保持政策的稳定连贯；三，代表全民最大公约数的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四，和平发展，友好共处的国际处事方式。

中国的方案显然不止以上几点，但就以上几点来看，已经显著地与“西方中心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区别。

其实，中国秘诀也并不那么神秘。就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而言，其本质的精神无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他人（国）。

但在实践中，这又何其难也——房龙就曾写过，天底下，最难的事就是对他人的“宽容”。对人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4.“中国方案”，不是第一次亮相。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就提出过“中国方案”，那次谈的是发展的主题。此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再提，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方案”涉及的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议题和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确已经逐渐拥有了这个资格：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从积贫积弱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被联合国称为奇迹；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基础医保；全球自主的导航系统、航空航天、军事工业……而这一切，都建立在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极大的差异与分野基础上。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无论是“脱贫致富”还是“服务民生”，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对外开放”，中国，都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路径。

全球治理体系也确实越来越需要中国参与。多少年没有进展的全球气候治理，在中国的推动下达成了协议；后发国家在当下国际贸易体系中不被重视，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机遇快车；而在全球反恐、控核、互联网、维和等领域，中国的力量也越来越不可或缺。

对国际社会重大问题和难题，中国已经从自己成功的实践，给出了答案和路径。

但此次总书记“七一”讲话，再次提到“中国方案”，仍然为世界所瞩目。是因为此次的涵义，不同以往。总书记这次强调的是，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不是一个具体的领域，而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根本保障。

此时，我们提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它既是一个大国的自信——我们有能力为全人类贡献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大国的谦卑——我们只提出可供借鉴、经过中国人民成功实践的方案。

我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国家一样，认为只有一种制度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大国，首先应该是包容和开放的，但中国也愿意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和担当，决不缺席。

5.最后，长安君想说说，“中国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

“方案”是什么？是选择。中国走过的道路、经历的探索，中国的历史与当下、困惑与经验、成绩与教训，都是可以让有相似情况的国家、有同样愿景的人民可以选择和参考的方案。方案不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强制，而是欢迎大家讨论和研究的开放态度。这些方案未必适合所有国家，也未必适合全盘照搬，但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果说这一方案有“普适价值”的话，我想，就是：人民至上、文明互鉴、求同存异。

以前，中国总是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发达国家还总是说三道四，认为我们的道路应该改成他们的。现在，我们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前提是我们有了大国能力和大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