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笔谈︱台湾学者刘维开:两岸共写抗战史,难在哪里

刘维开

2016-07-07 14:45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今年以来,学术期刊《抗日战争研究》连续推出2期共30篇笔谈文章,邀请国内外知名抗战史学者就“如何推进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见解。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选刊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刘维开,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标题《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刘维开教授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方面由“国史馆”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全书分《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六编,以较为全面的范畴与视角,论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应该也是去年海内外唯一一套完整论述抗战相关史事的学术论著。
“国史馆”于2013年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鉴于既有的抗战史著出版已有相当时间,且受时代影响,大多具有特定观点,如今新史料大量出现,加上社会日渐开放,可以接纳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观点,遂决定集合众人力量,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且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抗战史论著。全书结合50多位台湾方面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及“国史馆”同仁,经过三年的时间,于2015年7月正式出版。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部分,全书各章、节作者均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如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为战前建设以及民国政治制度,即负责撰写第一编《和战抉择》的“国民政府的备战”及第三编《全民抗战》的“从训政到宪政”两章,因此该套书亦可视为现阶段台湾方面研究抗战历史的学术成果。
该书取名“新编”,目的希望突破旧有的思维窠臼、解释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而有新的立论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主编吕芳上对于该书在学术上的意义,称:“我们当可傲视于史学界的是:我们探讨历史,从史料出发,就史论史,无视伟人教条、党派意识形态,更不理会非理性的政治框架,而回到学术本位,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对于该书在抗战史研究的位置,则称:“《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想要呈现的不是一部单纯叙述战争的历史,而抗日战争也不是一场已经走入历史的战争,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和个人受其影响,而且敌对双方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和战争遗留的问题,意见不一,在烟硝未戢的情形下,抗战史也因此会被不断地研究讨论、重新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不求历久弥新,但冀盼能成为过去历史的纪录与时代的见证、现在与国内外学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以及未来更多新研究、新著作的踏脚石。”就该书内容而言,确实超越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论述模式,而扩及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层面。观点上亦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本位、国共斗争立场及道德史观,从客观性及宽容性较高的国际角度加以研讨。不过诚如吕芳上所指出,“由于基础资料的不足及相关研究的未臻成熟”,还有不少重要面相未能纳入该书范畴或未予深入讨论。例如:战争与现代性、大后方的整体研究、战时的区域研究、战时的人物类群、战后国共与美苏等国的关系、战后的去战争化和去殖民化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而这些议题也应该是台湾方面研究者日后可以开发或着力的范围。
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成果
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开始较早,且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重点,史料汇编、专书、论文不断出现。史料汇编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的《革命文献》,自第五十八辑起,以抗战时期之教育、学术、高等教育、青年运动为内容,连续编辑了六辑抗战时期教育文化史料专辑,第九十六辑起,再以“抗战建国史料”为题,编辑“社会建设”“田赋征实”“粮政方面”等专辑,另有“卢沟桥事变史料”及‘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各两册;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分为“绪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中共活动真相”“傀儡组织”“战后中国”等七编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分为《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等九册。专书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两册,于1973年5月出版,为通论抗日战争历史之专著;战史以“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最为全面,共101册,涵括抗日战争历次战役;其他如张其昀、魏汝霖编《抗日战史》(国防研究院出版),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黎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等。此外,海军、空军因作战性质不同,各有其抗日战史,包括《海军抗日战史》《空军抗日战史》《防空抗日战史》,均依原始资料编辑而成。2015年海军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新汇整相关史料,编辑《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一册。论文方面,主题涉及层面甚广,不再列举。
对于抗战历史已有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节所列几个面相外,沦陷区的研究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而言是薄弱的。对于沦陷区城市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巫仁恕曾表示,抗战史研究大部分的焦点仍然是以“抗敌”的层面为主,“长期以来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的讨论;当时几乎占中国领土三分之一、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因此被学者忽略”,近几年虽然有加强的趋势,除了汪兆铭伪政权因“国史馆”公布《汪兆铭史料》而受到关注外,比较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如“满洲国”政权与汪兆铭伪政权的比较研究,或者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等,但是就沦陷区本身仍然有相当多值得研究的议题。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中,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笔者曾经与研究抗战军事的学生谈过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抗日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资料,有资料就有可以研究的题材,他的回答应该可以作为抗战军事研究的参考。首先,他认为抗战的主体是战争。过去关于战争,军方以战史为主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去与军方的说法对话,这应该是可以发展的方向。其次,军事方面的相关著作以往大多集中于战役过程的叙述,机构的研究却很欠缺。战时重要机构如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军法执行总监、各行营、各战区等,都扮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却很少。再次,军事所包罗的层面不只是战争过程,人事、情报、训练、后勤都很重要。确如这位学生所说,以往军方的战史与学界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话的空间。其实军方的战史研究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014年9月,15位具有军方背景的战略研究者从军事专业角度,剖析抗战的战略以及若干个主要战役,撰写了17篇论文,汇集为《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一书,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几年,学界也有研究者如苏圣雄,爬梳相关档案,重新参阅军方出版的战史,进行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的研究,寻求与军方研究者的对话。再如近几年随着“国史馆”、档案管理局关于戴笠与军统相关档案的公布,对抗战时期情报工作的研究有了大幅进展。后勤研究亦是如此,早期有《国军后勤史》等通论性著作,近年来随着资料的开放,有较多的议题出现,如杨善尧、皮国立等即以抗战时期军医或伤兵治疗为主题,撰写论文、出版专著。
《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
“共写史书”、“共享史料”难在哪里
对于近期大陆方面提出抗战历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议题,笔者认为十分正确且具有前瞻性,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并不是件容易进行的工作。
在共享史料方面,自1987年以来,两岸研究者相互至对方档案机构参阅资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目前台湾方面,除了档案管理局因为法令规定,限制大陆及港、澳地区人士阅览外,其他如“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几乎每天都有大陆研究者前往申请调阅相关档案。档案管理局虽然限制大陆及港、澳研究者阅览,但是仍然有部分研究者透过第三者,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反观大陆方面,至目前为止,仍有少数档案馆连大陆研究者都难以进入阅览档案,逞论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因此就“共享史料”而言,台湾方面并不是问题,大陆的档案开放与学者的需求还有距离。相关档案馆的政策不调整,这种不对等的史料开放现状不改变,所谓“共享史料”可能不易实现。
至于“共写史书”,就笔者个人的意见,比“共享史料”更困难。抗战胜利已经超过70年,卢沟桥事变即全面抗战爆发即将80周年,但是海峡两岸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仍然存在若干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来自于对抗日战争本身的陈述,而是各自阵营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认定。台湾方面,一贯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日抗战的领导者,自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以及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抗日战争历史论述的主轴;大陆方面,在 1949年10月建政后,中共将抗日战争视为其建党、建国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强调在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一段时间,完全忽视蒋中正、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30年,大陆官方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逐渐有所调整,但是对于中共在抗战期间作为的评价,两岸仍有较大的分歧。如何能改变或调整双方论述上的差异,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如果就学术问题来看,两岸合写民国史早有前例,最近的例证就是由“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共同主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18卷,共有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11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10年的历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讨论。
《中华民国专题史》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抗战笔谈,两岸,抗战史

相关推荐

评论(56)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