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笔谈︱台湾学者刘维开：两岸共写抗战史，难在哪里

【编者按】

今年以来，学术期刊《抗日战争研究》连续推出2期共30篇笔谈文章，邀请国内外知名抗战史学者就“如何推进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见解。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选刊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刘维开，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标题《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方面由“国史馆”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全书分《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六编，以较为全面的范畴与视角，论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应该也是去年海内外唯一一套完整论述抗战相关史事的学术论著。

“国史馆”于2013年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鉴于既有的抗战史著出版已有相当时间，且受时代影响，大多具有特定观点，如今新史料大量出现，加上社会日渐开放，可以接纳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观点，遂决定集合众人力量，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且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抗战史论著。全书结合50多位台湾方面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及“国史馆”同仁，经过三年的时间，于2015年7月正式出版。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部分，全书各章、节作者均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如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为战前建设以及民国政治制度，即负责撰写第一编《和战抉择》的“国民政府的备战”及第三编《全民抗战》的“从训政到宪政”两章，因此该套书亦可视为现阶段台湾方面研究抗战历史的学术成果。

该书取名“新编”，目的希望突破旧有的思维窠臼、解释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而有新的立论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主编吕芳上对于该书在学术上的意义，称：“我们当可傲视于史学界的是：我们探讨历史，从史料出发，就史论史，无视伟人教条、党派意识形态，更不理会非理性的政治框架，而回到学术本位，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对于该书在抗战史研究的位置，则称：“《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想要呈现的不是一部单纯叙述战争的历史，而抗日战争也不是一场已经走入历史的战争，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和个人受其影响，而且敌对双方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和战争遗留的问题，意见不一，在烟硝未戢的情形下，抗战史也因此会被不断地研究讨论、重新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不求历久弥新，但冀盼能成为过去历史的纪录与时代的见证、现在与国内外学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以及未来更多新研究、新著作的踏脚石。”就该书内容而言，确实超越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论述模式，而扩及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层面。观点上亦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本位、国共斗争立场及道德史观，从客观性及宽容性较高的国际角度加以研讨。不过诚如吕芳上所指出，“由于基础资料的不足及相关研究的未臻成熟”，还有不少重要面相未能纳入该书范畴或未予深入讨论。例如：战争与现代性、大后方的整体研究、战时的区域研究、战时的人物类群、战后国共与美苏等国的关系、战后的去战争化和去殖民化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而这些议题也应该是台湾方面研究者日后可以开发或着力的范围。

《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成果

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开始较早，且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重点，史料汇编、专书、论文不断出现。史料汇编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的《革命文献》，自第五十八辑起，以抗战时期之教育、学术、高等教育、青年运动为内容，连续编辑了六辑抗战时期教育文化史料专辑，第九十六辑起，再以“抗战建国史料”为题，编辑“社会建设”“田赋征实”“粮政方面”等专辑，另有“卢沟桥事变史料”及‘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各两册；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分为“绪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中共活动真相”“傀儡组织”“战后中国”等七编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分为《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等九册。专书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两册，于1973年5月出版，为通论抗日战争历史之专著；战史以“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最为全面，共101册，涵括抗日战争历次战役；其他如张其昀、魏汝霖编《抗日战史》(国防研究院出版)，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黎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等。此外，海军、空军因作战性质不同，各有其抗日战史，包括《海军抗日战史》《空军抗日战史》《防空抗日战史》，均依原始资料编辑而成。2015年海军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新汇整相关史料，编辑《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一册。论文方面，主题涉及层面甚广，不再列举。

对于抗战历史已有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节所列几个面相外，沦陷区的研究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而言是薄弱的。对于沦陷区城市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巫仁恕曾表示，抗战史研究大部分的焦点仍然是以“抗敌”的层面为主，“长期以来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的讨论；当时几乎占中国领土三分之一、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因此被学者忽略”，近几年虽然有加强的趋势，除了汪兆铭伪政权因“国史馆”公布《汪兆铭史料》而受到关注外，比较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如“满洲国”政权与汪兆铭伪政权的比较研究，或者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等，但是就沦陷区本身仍然有相当多值得研究的议题。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中，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笔者曾经与研究抗战军事的学生谈过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抗日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资料，有资料就有可以研究的题材，他的回答应该可以作为抗战军事研究的参考。首先，他认为抗战的主体是战争。过去关于战争，军方以战史为主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去与军方的说法对话，这应该是可以发展的方向。其次，军事方面的相关著作以往大多集中于战役过程的叙述，机构的研究却很欠缺。战时重要机构如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军法执行总监、各行营、各战区等，都扮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却很少。再次，军事所包罗的层面不只是战争过程，人事、情报、训练、后勤都很重要。确如这位学生所说，以往军方的战史与学界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话的空间。其实军方的战史研究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014年9月，15位具有军方背景的战略研究者从军事专业角度，剖析抗战的战略以及若干个主要战役，撰写了17篇论文，汇集为《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一书，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几年，学界也有研究者如苏圣雄，爬梳相关档案，重新参阅军方出版的战史，进行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的研究，寻求与军方研究者的对话。再如近几年随着“国史馆”、档案管理局关于戴笠与军统相关档案的公布，对抗战时期情报工作的研究有了大幅进展。后勤研究亦是如此，早期有《国军后勤史》等通论性著作，近年来随着资料的开放，有较多的议题出现，如杨善尧、皮国立等即以抗战时期军医或伤兵治疗为主题，撰写论文、出版专著。

“共写史书”、“共享史料”难在哪里

对于近期大陆方面提出抗战历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议题，笔者认为十分正确且具有前瞻性，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并不是件容易进行的工作。

在共享史料方面，自1987年以来，两岸研究者相互至对方档案机构参阅资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目前台湾方面，除了档案管理局因为法令规定，限制大陆及港、澳地区人士阅览外，其他如“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几乎每天都有大陆研究者前往申请调阅相关档案。档案管理局虽然限制大陆及港、澳研究者阅览，但是仍然有部分研究者透过第三者，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反观大陆方面，至目前为止，仍有少数档案馆连大陆研究者都难以进入阅览档案，逞论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因此就“共享史料”而言，台湾方面并不是问题，大陆的档案开放与学者的需求还有距离。相关档案馆的政策不调整，这种不对等的史料开放现状不改变，所谓“共享史料”可能不易实现。

至于“共写史书”，就笔者个人的意见，比“共享史料”更困难。抗战胜利已经超过70年，卢沟桥事变即全面抗战爆发即将80周年，但是海峡两岸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仍然存在若干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来自于对抗日战争本身的陈述，而是各自阵营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认定。台湾方面，一贯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日抗战的领导者，自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以及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抗日战争历史论述的主轴；大陆方面，在 1949年10月建政后，中共将抗日战争视为其建党、建国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强调在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一段时间，完全忽视蒋中正、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30年，大陆官方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逐渐有所调整，但是对于中共在抗战期间作为的评价，两岸仍有较大的分歧。如何能改变或调整双方论述上的差异，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如果就学术问题来看，两岸合写民国史早有前例，最近的例证就是由“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共同主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18卷，共有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11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10年的历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讨论。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