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邓邦述致龙榆生书札释读商补

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书札》

龙榆生曾将部分学界同仁的来信赠予弟子黄永年收存，时隔数十年，黄永年将这批书札复制后又转交同门张寿平加以悉心整理。林夕（杨成凯）在《〈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读后》（收入《闲闲书室读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附有这部《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书札》（原误作“树新意室”）的审稿意见，强调“这些信函或互通消息，或叙述掌故，或研讨学问”，对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极为推重。尽管在检核时也发现了些许讹谬阙漏，但他对张寿平（号缦庵）所做辑释依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缦庵先生为龙氏高弟，据师门闻见与个人经历，汇集有关资料，逐一加案考证，简介信函作者生平，说明写信时间，提供背景知识，阐释信函内容，补充相关资料，涉及范围宽泛，包含缦庵先生许多研究心得，有助于知人论世，对读者大有裨益”，钦重推许之意不言而喻。书稿在参酌审稿意见后有过一番细致修订，复由词学专家林玫仪认真校读，又经过数年才正式编印问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8年），其考校释读毫无疑问更臻严密。然而兹事体大，百密终有一疏，书中所收近代藏书家邓邦述致龙榆生的一通书札，其系年及所涉人事就有待商榷补充。

邓邦述致龙榆生书札

邓邦述的这封来信写在特制的“群碧楼”红格六行笺上，整理者根据其中所述事项，拟题为“赞寿石工词、为姚亶素催题‘天醉楼填词图’并求题其‘沤梦填词图’札”。由于邓氏在信末落款时仅署“九、廿二”，并无具体年份，探求来信的确切时间也就成了整理者的当务之急。邓氏在信中首先感谢龙榆生转赠的寿石工词集，盛赞其“幽渺绵密，功候极深”，并代替另一位友人向龙氏商求能否“再觅一册”。张寿平在按语中提到，龙榆生于1943年8月有过一次北平之行，遍访诸多师友，“此行当与寿丈石工相见，或即携其词集若干册归，受托代为分赠诸词友，故邓丈邦述得获其一册”，由此断定“本札当书于民国三十二年之九月二十二日”。这番看似信而有征、言之凿凿的推论，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邓邦述早在1939年就已去世，怎么可能在四年后起死回生呢？其实张寿平先前在致信者姓名下已经撮述过包括生卒年在内的邓氏生平行实，可惜在随后的考订过程中却疏于照应，只关注到月份的前后衔接而忽略了年份的自相矛盾。

邓邦述在信中提到的寿石工，本名玺，又作鉨，浙江绍兴人，长年在北京各高校任教，以金石篆刻名世而兼擅诗词，所撰《珏庵词》包括《枯桐怨语》和《消息词》各一卷。词集扉页由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的朱孝臧题写书名，卷首还特意影印了一封朱氏来信作为题词。信中推许其词作“神骨秾远，真大传四明者矣。雅有倾服，不能为一辞之赞”，尽管不无客套应酬的意味，然而先后四度校订过吴文英《梦窗词》，并被誉为“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的朱孝臧，居然将寿氏引为同道而归诸梦窗一脉（吴文英为四明人），则其精于倚声之道显然毋庸赘言。受业于朱孝臧的龙榆生由此结识寿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龙榆生后来主编《词学季刊》，还在第二卷第三号与第三卷第三号（开明书店，1935、1936年）上相继刊载过十余首《珏庵词》之外的寿氏词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珏庵词》虽未标明刊印时间，但内页另由寿氏自署书名，落款时间为庚午，即1930年，则其正式付梓当在同一年或稍后。依据常情来推测，他如果要分赠友朋，自然应当在词集出版后不久；即便委托龙榆生代劳，恐怕也不必像张寿平所揣测的那样，需要迁延十多年之久，以便与龙氏当面交接，再辗转呈送给邓邦述。

寿石工《珏庵词》卷首影印的朱孝臧来信

附带提一句，这位寿石工的尊翁寿福谦，是鲁迅年幼时在绍兴三味书屋的发蒙老师寿镜吾的本家。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收入《朝花夕拾》，未名社，1928年）里对昔日的晨读场景有过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想必寿石工也加入过这类喧腾嘈杂而又各自为政的大合唱。鲁迅在1923年12月1日的日记中还提到过这位小师弟，只是一时疏忽大意，将其姓名误书作“寿（土尔）”。今人根据其手稿整理日记（收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尚未予以指出纠正。

邓邦述在信中另有一事向龙榆生商请：“姚亶素君前求兄题《天醉楼填词图》词，盼之已久，亦属弟代催。求暇时为之濡墨，亦寄弟处转交。”龙氏平生所作诗词屡经删订，今存《忍寒诗词歌词集》（收入张晖主编《龙榆生全集》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内并没有为《天醉楼填词图》题写的作品；而姚亶素声名不彰，生前更无任何著述结集可资覆按推寻。张寿平在释读时对此事原委未置一词，对姚亶素这位当事人也没有任何介绍，实属事出有因而情有可原。所幸姚氏后人曾将其诗词及相关资料裒辑为《姚亶素词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尽管编次稍嫌凌乱芜杂，鲁鱼亥豕更是所在多有，却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若再钩稽比勘其他文献，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是可以略做补充申说的。

姚亶素

姚氏原名肇崧，字景之，号亶素，浙江吴兴人。因与晚清词学名家王鹏运（号半塘）有舅甥之谊，故少时“尝从王半塘叔舅游，授以作词之法”（《枳薗词自序》，载《姚亶素词集》），由此得以和“与王半塘给谏最相契”，“穷究倚声家正变源流”（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载龙榆生主编《词学季刊》创刊号，民智书局，1933年）的朱孝臧（号彊村）结识，并偶有酬唱。姚氏词集中有一首《过秦楼·秋斋夜凉，蛩声唧唧，彊村过斋头，闲话及昔年事，月色穿林，翛然成趣，拈调同赋》，而朱孝臧《彊村语业》（龙榆生辑《彊村遗书》本）卷三也有一首《过秦楼》（“雨澈蝉音”），两者所赋情景相似且所押韵脚相同，当即“拈调同赋”之作。朱氏去世后，姚氏赋有《齐天乐·题彊村老人遗像》，提到“四印宗风，千秋位业，留得荒祠遗貌”云云，还曾忆及两人当年追随王鹏运（书斋名四印斋）倚声填词时的往事。

朱孝臧在1930年秋冬之际曾与潘飞声、夏敬观、龙榆生等人发起成立沤社（龙榆生主编《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所载潘飞声《沤社词选序》误系此事于1931年秋，兹据《词学季刊》创刊号所载《词坛消息·沤社近讯》），邀约同道，定期集会，互相切磋，姚亶素也名列其中。诸家所赋词章后来汇编为《沤社词钞》（民国铅印本），略加翻检，可知词社集会前后共计二十次，而姚氏仅参加过八次。龙榆生早年在《最近二十五年之词坛概况》（载《创校廿五周年、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论文集》，暨南大学秘书处印务组，1931年；又收入《龙榆生全集》第三卷《论文集》）中介绍过各地词社的活动，提到沤社“遇宴集时，纵谈文艺，宴毕而散，各不相谋”；晚年在《词籍题跋·彊村晚岁词稿跋》（载《词学》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又收入《龙榆生全集》第九卷《杂著》）里又再次述及当年“约结沤社，月课一词，以相切磋”。前后两次总共列举了二十多位沤社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却都没有提及姚亶素，这自然和他在词社中表现不甚活跃有关，而据此也足见龙、姚之间并无深交。

《沤社词钞》卷首《同人姓字籍齿录》

比起姚亶素来，邓邦述与龙榆生的关系就要密切得多了。龙榆生在《清词经眼录》（署名“箨公”，载《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十二号，1941年；又收入《龙榆生全集》第三卷《论文集》）中评述过邓邦述之父邓嘉缜所撰《晴花暖玉词》，文中引述了邓邦述所撰识语，并附带介绍道：“邦述为先君分校江南乡试时所得士，克承世业，视其父功力为深。曾自刻《沤梦词》，守律特为严谨。其群碧楼多藏善本。”邓氏年长龙氏三十余岁，致信时却称其为“世兄先生”，又自称“世小弟”，正是因为与光绪年间曾任江南同考官的龙榆生之父龙赓言有过这么一段师生渊源。不仅如此，邓邦述还曾跟随朱孝臧研习过词章之道，他在《沤梦词序》（载《沤梦词》卷首，民国二十二刻本）中盛赞“吾师彊村先生，一代词宗，后学津逮”，并感慨“余幸厕门墙，叨闻绪论；愿传衣钵，自怍钝根”，可知他与龙榆生还另有一层同门问学请业的特殊关系。

箨公（龙榆生）《清词经眼录》

由于年纪相仿，姚亶素与邓邦述倒是过从频密。姚氏集中有《昼锦堂·丁丑之乱，避难穷乡，明年还城，颇有城郭人民之感，群碧翁先有感赋一词，怅触予怀，依韵和之》《昼锦堂·再和沤梦》《昼锦堂·群碧翁乱后归来，万端懊恼，一再感赋，仍用前韵赋和，兼以慰之》等多首词作，都是与邓氏（号沤梦词人、沤梦老人、群碧翁）往还酬唱之作，多寓同病相怜之感。姚氏因痛感世事稠浊，遂以“天醉楼”名其书斋，藉以寄托其“牢愁孤愤”（刘廷琦《枳薗词序》，载《姚亶素词集》），还特意请人绘制《天醉楼填词图》，邀约诸多名家为之题咏。而在词作部分位列其首的就是邓邦述的《多丽》（载《姚亶素词集·天醉楼填词图题辞·词》），由此不难想见两人交谊之深厚。

姚亶素此前恳请龙榆生为其《天醉楼填词图》题咏却未果，念在自己年长对方三十岁，又与其师朱孝臧有过交游酬和，碍于情面恐怕不便再次开口，如果要寻觅合适的人居间催问讨要，邓邦述无疑正是不二之选。而邓氏顺势又找了件类似的事情一起拜托龙氏，即其在信中所说的“前托吴湖帆画一《沤梦填词图》，劫后尚未失去，俟呈纸求赐鸿题”。邓氏提出如此请求，兴许是考虑到倘若直截了当地要求龙氏特意为交情泛泛的姚氏题咏画卷，不免有些强人所难甚至盛气凌人，而若让龙氏看在他们两人的交谊情分上，在为自己命笔挥毫之际再附带着兼及姚氏，则既能顺利完成姚氏的嘱托，又不致令龙氏感到不悦，看似得陇望蜀而实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邓邦述在信中所央求的那两幅《填词图》题咏，在龙榆生的《忍寒诗词歌词集》内都没有见到。邓氏不幸早逝，似乎还能藉此替龙榆生稍作解释开脱；而姚亶素一直要到六十年代初方才下世，龙榆生对其再三请托却始终未予回应，不免令人略感费解。当然，浮泛应酬之作不收入自家文集也是人之常情，可受赠者在千方百计求得之后总该珍若拱璧吧。《姚亶素词集》中附有《天醉楼填词图题辞》，包括诸家题咏及姚氏自题之作，然而其中同样未能见到龙氏之作。那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即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以致《天醉楼填词图题辞》搜罗未备而尚存遗珠之憾呢？比如姚亶素有一首《绮寮怨·自题天醉楼填词图》（载《艺文》创刊号，1936年），与其相应的还有朱师辙的两首步和之作《绮寮怨·题姚亶素天醉楼填词图和韵》和《绮寮怨·和亶素天醉楼填词图韵》（载《华西学报》第三期，1935年），就都没有被收入其中。推想起来，《天醉楼填词图题辞》应当是依据画卷所载直接辑录而成的，而姚、朱的往来酬唱很可能是事后补作而未及迻录至画幅之上，这才导致最后汇辑时阙略失收。不过由于朱孝臧在1931年岁末病故，姚亶素和龙榆生共同参加的沤社集会也随即消歇；而邓邦述在1939年去世以后，姚亶素与龙榆生之间似乎再无任何交集。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龙榆生很可能并没有像朱师辙那样为《天醉楼填词图》补撰过题咏。反倒是姚亶素在1937年曾应约为龙榆生的《授砚图》特意填了一首《玉漏迟·榆生仁兄属题即希吟正》，并直接题写在画卷之上（参见张晖《龙榆生年谱》“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条，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但令人颇觉蹊跷的是，姚氏在编辑个人词集时不仅将“榆生仁兄”这样颇显亲密的称呼弃置不用，径直将词题改为“题龙榆生《受砚庐图》”；晚年在删订词集时甚至索性将其剔除在外，根本就不准备留存下来（现已收入《姚亶素词集·散莲宦集外词》。按：“宦”疑当作“宧”，又张晖《龙榆生年谱》据《授砚图》图卷迻录词作时多有讹误，可据姚氏词集予以补正）。这是不是由于龙榆生未能恪守礼尚往来的古训，才使姚亶素最终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奇特反应呢？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