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翔︱三国群雄称孤究实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 刘永翔

2021-10-19 10: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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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云:“侯王自谓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先秦时代,诸侯例取以自称,这三种称谓虽各有一定的使用场合和身分规定,但据说都是为了体现“以贱为本”。不过,地位摆在那里,权势摆在那里,“名者,实之宾也”,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似谦实倨。试想谁能从成语“称孤道寡”“南面称孤”的词义中找出半点谦恭来呢?
就谈这个“孤”字吧。赵翼说:“‘孤’本小侯之称,诸侯遭丧则亦称之,此定制也。秦汉之间而‘孤’已为南面之雄称。”“然《史记》《汉书》文内亦不见有称‘孤’者,至汉末及三国群雄之割据,僭窃者始称之。”(《陔馀丛考》卷三六《称孤》)“袁绍、刘表、曹操、孙权、刘备之徒无不称 ‘孤’。”(同上《寡人》)核诸《三国志》及其书裴松之注,这个名单,除了说刘表称孤不确外,馀皆无误,不过还漏了董卓、袁术、袁谭、孙策、曹丕、孙晧、司马昭和诸葛亮等人。
吴君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归纳诸史,得出结论,说:“皇帝称‘朕’,诸侯王及公卿大臣称‘孤’,实为汉魏六朝之通例。”(10页)然而取《三国志》自首至尾细阅,对吴君之说却由不疑渐至于有疑,觉其说颇有凿枘之处。遂别寻蹊径,冀解己惑。兹略陈于下,以作芹献。自愧平生吟风弄月,越界妄谈,聊供方家一哂而已。

吴君所举诸例中有刘备三顾茅庐求教诸葛亮时的一番开场白: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按系引自《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第一缕疑云即缘此而起,我以为刘备当时是不可能称“孤”的。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解:刘备“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刘梦得文集》卷三),难道还不能“称孤道寡”吗?
诸君且慢,听我道来:我说的不是刘备不能称“孤”,而是说他称“孤”的不讲场合、不顾对象。
刘备当时的官爵是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大概就是吴君认为他得以称“孤”的资格了,显然将他归入了“诸侯王、公卿大臣”之列。姑且认可这一说法吧,不过窃以为即使刘备具此资格,初见诸葛亮时也不可能如此自称,此时而称“孤”,未免于情于理、于时于地皆有不合。刘备像

刘备像

何以会生此鄙见呢?正如赵翼所揭,秦汉以后,“‘孤’已为南面之雄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刘备此时不可能以王侯自居。他处境维艰,寄人篱下,方在荆州投靠刘表。何况官爵都是曹操上奏赐予的,既已脱离曹营,东逃西窜,狼狈不堪,早就有名无实了。此刻他正有求于诸葛亮,哪里会一见面就端起诸侯的架子呢?
须知刘备礼贤下士,待人接物一向是非常谦卑的,任平原相时,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所围,派太史慈向他求救,“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同上卷四九《吴书》四《太史慈传》)。对太史慈自称其名,有自觉是无名之辈,居然为大名士知晓之意,当然其时官职尚卑。
可是我们分明还在《三国志》中看到刘备向诸葛亮称“孤”前后更为谦卑的自称:当他在刘表座上听到名士许汜对陈元龙(登)“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的非议时,批评他说:
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同上卷七《魏书》七《吕布传》附《陈登传》)
“百尺楼”“上下床”也是有名的典故,自苏东坡误用为“元龙百尺楼”后(“懒卧元龙百尺楼”,见《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八《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之四;“好卧元龙百尺楼”,见同上卷十六《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尝指其误),后人将错就错,用为陈家的典故了。题外话不提了,请看刘备在此居然自称“小人”!对自己鄙视已极的许汜尚且如此,那么,对仰慕已久的卧龙先生,他反而会傲然称“孤”吗?
再看《诸葛亮传》接下来的叙述:
在关羽、张飞对他与诸葛亮“情好日密”感到酸溜溜,深表不满时,他譬解二人说:
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这是一句千古名言,是成语“如鱼得水”的出处。但我总觉得,面对情类兄弟的关张,刘备不可能如此托大。关羽像

关羽像

不信请看“如鱼得水”后刘备的自称吧:
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不忍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后,他的左右及荆州人多归附刘备,刘备带着他们一起撤退,“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他回答道: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何忍弃去?”(同上)
两次都不称“孤”而称“吾”,不管是对诸葛亮还是他人。
十一年后,建安二十四年(219),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立了大功。次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想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骄傲的关羽耻与哙伍,刘备就说:“自当解之。”(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黄忠传》)
试想已经称王了,对诸葛亮还称“吾”而不称“孤”,那么,怎么会在三顾茅庐时如此妄自尊大呢?
我想刘备自己决不致失口如此,问题应该出在事后的记录上。须知“隆中对”是“屏人”而谈的,内容只有“你知我知”,谈话内容的披露应该出于密谈者事后的追述。那么,刘备当时究竟是如何自称的呢?
此虽无书可征可证,却可从三国时代的两段著名的对话中类推而得:
一是曹操曾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是“三国迷”们都耳熟能详的。其时曹操已贵为三公,把持朝政,尚对刘备称名如此。
二是祢衡为江夏太守黄祖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意,如腹中之所欲言也。’”(《后汉书》卷八一《祢衡传》)
对人互称己名乃是古人交际中示敬的传统方式,并不问对话双方地位高低的。所以我认为原话应当是“不度德量力”和“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推想“孤”字乃记录者为避刘备之讳而作的改笔,其时,“隆中对”中的策划已一一付诸实现,其内容已可录入档案了。蜀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三国志》卷三三《蜀书》三《后主传》),但记室总是有的,是记室在记录时不敢直书刘备的名讳。

说到避讳,先须知道后汉、三国时代于此规矩之严,甚至还从名“扩大化”到了表字。例如刘备的叔父名(或字)子敬,蜀将孟达本字子敬,为此改为子度(《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刘封传》)。司马朗(司马懿之兄)和常林(魏国能吏)幼时都对父友当其面称其父之字深表不满(同上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卷二三《魏书》二三《常林传》)。其时还出现了马超因称刘备之字玄德而险些被关羽、张飞所杀的传说(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马超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虽说裴松之认为马超不致傲慢如此,与事实不符,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钱锺书集·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181页),当时严于避讳之风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秉笔者对刘备初见诸葛亮时的自称不敢如实表达。
“隆中对”文采斐然,显非原话,肯定和其他史料一样,也经过笔录者的润色,称谓当然也包括其中。之所以把责任“推给”笔录者,是因为我认为此非陈寿所为,他不过是对原始资料仍而不改而已。尽管钱大昕指出陈寿“于蜀二君,书‘先主’‘后主’而不名”(《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三国志》),但细阅其书,也不是逢讳必避的。《蜀书》叙事时力避刘备之名,但引文或引语则不避,引文如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群臣上献帝之表及他后来称帝之文,引语如陶谦“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之语(《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皆是如此。其馀二书则不避。以曹操之名而言,则全志于叙事时力避,《魏书》中据其经历依次称之为“太祖”“曹公”(简称“公”)“魏王”(简称“王”),唯《钟繇传》引李傕、郭汜语一处“曹操”二字未讳(同上卷十三《魏书》十三);《吴》《蜀》二书在叙事提及时亦称之为“曹公”或“公”,但在引语中则不全避。作为晋臣,对前朝君主之讳或避或不避,谅不会有人举报深究,但书中也有直书司马懿姓名多处,《蜀书》中有两例在叙事中(卷三《后主传》),或属疏忽,而其馀都在引文。钱大昕曾指出:“《三国志》于晋诸帝讳多不回避。”(《廿二史考异·晋书》卷一《韦曜传》)看来陈寿对引述犯不犯讳并不十分理会,避与不避悉照原文,而刘备对诸葛、关张称“孤”正在引语之中。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就算称“孤”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原话不是“吾”“我”,而一定是“备”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如果是“吾”“我”二字,不犯讳,那就不必换字了。再则自称“吾”“我”在古人听来显得很不客气,与“相尔汝”无异,不合相见之礼。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自当称名,待君臣名分定后,方可用“吾”“我”自称。
我这样推测,也许有人见了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刘备与关张君臣关系早定,为什么他还要向他俩称名而不称“吾”“我”呢?
善哉问乎!这就牵涉到尊者向卑者自称名的语境问题了。刘备当然可以对关张自称“吾”“我”,如《江表传》记赤壁之战前周瑜邀刘备见面,“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窃谓自称“吾”“我”,在此场合则可,在彼场合则不可。从上举曹操、黄祖两例可以看出,尊者向卑者自称名时,有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而这个用法,远在先秦就开始了。张飞像

张飞像

师徒、上下级、夫妇之间在古时是尊卑关系,即举以为例吧:
《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自称是“吾”“我”与“丘”杂出,如《论语·述而》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
汉包咸注云:“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是丘之心也。”梁皇侃义疏云:“,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无隐,故此更自称名而说无隐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为之事无不与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论语义疏》卷四)
《论语》中孔子向弟子自称名处,皆可作如是观,兹不赘举。其他诸子向弟子称名处亦然,如《庄子·山木》云: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曰:“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上级对下级自称名除上举东汉曹操、黄祖二语外,上溯西汉亦不乏其例。史载大将军霍光欲废昌邑王帝位,与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商定,由他在未央宫群臣会议时发难。待田发言责备霍不能完成托孤大任时:
光谢曰:“九卿责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当受难。”(《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至于夫妇之间,汉代也恰有其例。史载丞相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的好友灌夫(字仲孺),灌夫被判弃市。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独生。”(《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上所录诸人自称名处若改成“吾”“我”虽无不可,但语气迥乎有异,自称名则“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甚明。刘备向关张解释与诸葛亮亲密之故时,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自称名显然更为妥帖合宜。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走笔至此,不禁想看看文学作品中是怎么表述这两句话的,不是有人说过,文学比起历史来更为真实吗?
《三国志平话》没有“不度德量力”之语,刘备在谈话中则自称姓名。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照抄《三国志》,但在后来的对话中则也自称“(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可见前面“孤”字未改当是出于疏忽。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则改为“不量力”(第三十八回),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至于“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句话,《平话》作“得孔明,如鱼入水”,罗本作“得孔明,犹鱼得水也”(卷八《诸葛亮博望烧屯》),毛本作“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三书如此处理,作者一定都感觉到刘备在这两个场合称“孤”的有违情理,故为之更换。虽属小说家言,却可谓部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但将劝关张时所说之“孤”改而为“吾”,则于称谓之道尚未达一间。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誉多毁少,我“不度德量力”,竟在此效颦学步,甚至变本加厉,不但以小说来“正”史,而且以后世小说来“正”史,时空错谬,莫此为甚,恐怕难逃通人画虎类犬之讥了。

上文是在刘备“隆中对”时已具称孤资格的假定下推演出来的,那么,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呢?
否。
吴君既举以为例,自是认定玄德公有此官爵即具此资格。抱类似看法的还有夏君传才。他在注曹操《手书与吕布》中“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之句时说:“孤:古代王侯自己的谦称,曹操这时封武平侯。”(《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5、66页;按曹操书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
据《三国志》所记,称“孤”时,曹操是县侯,而刘备则是列侯中最小的亭侯,可见在二君看来,只要是侯爵,不管其品级高低,都可以“孤”自称的。《三国志》中恰有一条记载似可为二君之说张目:
(杨奉等)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昭迁符节令。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来此,当施何计?”(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事在建安元年(196)。
但三国时代除曹、刘及上举群雄外,其他列侯皆未见有用此雄称者,而且据《三国志》所载,曹操在袭封费亭侯前早已以“孤”自称了:事在兴平元年(194)为兖州牧时,其时并无爵位。在任曾举一个名叫魏种的人为孝廉。兖州叛,他曾自信地说:“唯魏种且不弃也。”(卷一《魏书》一《武帝纪》)吴、夏二君如果注意及此,也许不会轻率下断如彼。
那么,究竟须具何等身分方可对人称“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到故纸堆中去爬罗抉剔了。费了一番“动手动脚”功夫,还真获得不少材料:
(田)横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汉书》卷三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略同)
(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同上)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徳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史记》卷九三《韩王信卢绾列传》)
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以上诸人都是裂土封王的。
还有一例说得更为明白:汉高祖的从祖昆弟刘泽本封营陵侯,后托人走吕后门路,得封琅琊王。《史记》的“太史公曰”和《汉书》的赞提到此事都称其“卒南面称孤(《史记》卷五一《燕世家》、《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可见封侯者是不能称孤的,只有封王者才有此权利。
《后汉书》中还记有东汉初年同姓诸侯王称“孤”的实例:
岁终,(北海敬王刘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后汉书》卷十四《北海敬王睦传》)
数典至此,也许有很多人会笑话我在翻老黄历,时过境迁了,居然还刻舟求剑如此!
诸君责是也!那就专检《三国志》吧,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
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孙权送子为人质,孙权找周瑜商量,周对他说:
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馀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卷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可见当时列侯的待遇与汉初无异,哪里可以与南面王分庭抗礼呢?三国周郎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今人吴、夏二君之说显然不确。

不过,我说曹、刘二人不能称“孤”,仅指上文所举诸例所处的时地而言,而非统其一生。依照封王始可称“孤”的规定,曹、刘后来是的确可以用此“雄称”的。刘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自立为汉中王之后;而曹的情况则有些特殊,我以为不待其建安二十一年(216)封魏王之时,而是前此封魏公之后就可以了。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献帝封曹操魏公,“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曹操假意谦让,又指使群臣上书劝进,以“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为例,劝“功盖古人”的曹操接受封赠。这反过来证明曹操前此是未尝称“孤”的。受封以后,既“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当然就可改称,何况次年三月,献帝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卷一《魏书》卷一《武帝纪》)
那么,怎么解释二雄未享诸侯王待遇前就称“孤”的记载呢?
谜底我在上文就已揭晓了:是秉笔者因避讳而提前示敬造成的。这是三国时代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避讳方式,以前的史家,遇到帝王名中之字,叙事时用换字法处理,如汉代讳“‘邦’之字曰‘国’”(《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帝王自称名时则用“某”字代替,如刘邦对其父所说的“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颜师古《匡谬正俗》引作“今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卷六《名字》)恢复了刘邦之语的原貌。时移世换,此法逐渐废弃不用,如在荀悦的《汉纪》中,刘邦此语中的“某”字就改成了“臣”字(《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后来王者自称名时,史家就逐渐用“孤”字来代替,不管在其受封之前还是之后。
  《文馆词林》、《三国志》正文和裴注都录有曹操所下之令多篇,奇怪的是,《文馆词林》所录,凡自称处皆称“吾”(卷六九五),但《三国志》正文所录,除一篇《与卫臻令》称“孤”外(卷二二《魏书》二二《卫臻传》),馀亦皆称“吾”。而裴注所引诸书所录则既有称“吾”亦有称“孤”者,那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引自《魏武故事》,志得意满之情溢于楮墨,称“孤”处竟达十七次之多,居其令中之最。考《辨卫臻令》作于建安十八年(213),其年曹操已封魏公,此“孤”字恐是原文如此。而《让县令》下于建安十五年(210),疑“孤”字原本都是“操”字。曹操像

曹操像

考曹操遗留下来的文字,自称“操”的有《〈孙子兵法〉序》(《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和《与杨太尉书》(《古文苑》卷十),前者不知作于何时,后者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是杀了杨彪之子杨修后写给杨彪的信,均未摆魏王的威风。奇怪的是上文提到的《手书与吕布》,还有建安十三年(208)前由路粹代笔的《与孔融书》(见《后汉书》卷一百《孔融传》)、建安十七年(212)由阮瑀属草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昭明文选》卷四二)却都以“孤”自称。按照当时的书仪,恐怕都该是“操”字,袁术有一封建安元年(196)写给吕布的信自称“术”就是一个旁证(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猜想是捉刀者不敢直书其名,空着让曹操自填,而录入档案时悉改为“孤”字了。
至于曹操在封魏公、魏王后所下令仍有不少自称“吾”的,包括《遗令》在内,这也毫不足怪,有此资格,可用亦可不用,毕竟叫了一大辈子“操”和“吾”“我”了,改口也不怎么习惯。史载唐高祖初即位,还对群臣自称“渊”,即是一例(《册府元龟》卷四八《帝王部·谦德》)。刘备、孙权也是如此。联想到在如今的古装影视剧里,扮皇帝的竟一口一个“朕”字,听了未免令人失笑。

其实,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并不想及身代汉。封魏王后,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以其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魏书》一引《魏略》)又曾对劝进群臣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同上引《魏氏春秋》);周瑜说他“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同上五四《吴书》九《周瑜传》),但反过来也可说,虽实为汉贼,尚须托名汉相。一代奸雄,对汉廷进行的是“合法斗争”。试看其爱子曹植私出,违反制度,开司马门至金门,竟激起其怒,“公车令坐死”,曹植也自此失宠,“由是重诸侯科禁”(同上卷十九《魏书》十九《陈思王植传》)。篡位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所以我以为他封魏公前是决不会迫不及待称“孤”,正如刘备在自立为汉中王前也绝不会称“孤”那样。

董卓可能是后汉时代最早称“孤”的军阀,但《三国志·董卓传》未予记录,惟《孙坚传》裴注引晋乐资《山阳公载记》有一段董与长史刘艾的谈话,一连口吐十个“孤”字(卷四六《吴书》一)。考刘艾著有《汉灵献二帝纪》(《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山阳公载记》必是取资其所著,董卓称“孤”当系刘艾亲耳所闻。但董并未封王,何以能以“孤”自称?而且他是历代都否定的人物,史官绝不会代讳其名,所以“孤”字出乎其口应无疑问。那么,难道称“孤”是董卓妄自尊大僭窃的吗?董卓像

董卓像

细读董传,发现他僭窃自是僭窃,所谓“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庄子·胠箧》);但僭越倒不僭越,他的确是有此资格的。据《后汉书》本传记载,“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卷七二)。这和曹操后来的待遇是一样的,既“位在诸侯王上”,自可开口称“孤”,史家照录而已。

史书上有关袁绍称孤的记载有三处,一是袁宏《后汉纪》所述,袁绍向谋士沮授问计,说“历世受宠,欲竭命致死以复汉室”。沮授遂建议其“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绍喜曰:‘此之本心也。’”(卷二七《孝献皇帝纪》)
但检《三国志》、《后汉书》之《袁绍传》,“孤之本心”均作“吾心”(《三国志》卷六《魏书》六、《后汉书》卷七四上)。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即使他此时不称“孤”,也难保其以后不会:他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大片土地,志得意满,虽仅得侯封(先后封邟乡侯、邺侯),但自以为地位等同于诸侯王,“孤”字出自其口并不奇怪。况且《后汉纪》所录并非一例,又记云:
绍有三子:谭、熙、尚,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爱尚,数称其才,绍以奇其貌,欲以为后,乃出谭为靑州刺史。沮授谏……曰:“欲令三子各据一州,以观其能。”(卷二九《孝献皇帝纪》)
记此事者,除《后汉书》“孤”作“吾”外,《三国志·袁绍传》正文及裴注引《九州春秋》均作“孤”。袁绍像

袁绍像

何者为是?据公孙瓒向朝廷揭发的袁绍“十大恶罪”,其中有一条便是“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裴注引《典略》),僭上之意甚明。如果认为这只是政敌的诬陷之辞,那还可取其子袁谭的自称来作辅证,《三国志·王脩传》云:
(袁)谭之败,刘询起兵,漯阴诸城皆应。谭叹息曰:“今举州背叛,岂之不德邪?”(卷十一《魏书》十一)
“孤之不德”,俨然帝王口吻!袁谭势力大不如袁绍,尚称“孤”如此,显是子承父业、父行子效而来。
袁绍尚有一份称“孤”的材料,即《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所录的《与公孙瓒书》,开首就是“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之以讨乱之誓”云云(卷八《魏书》卷八),但书中的自称忽“孤”忽“余”忽“仆”、忽倨忽傲忽谦,不合书仪,恐非原貌,故不取为证据。
袁绍之弟袁术,则早蓄称帝之野心。《三国志·张范传》载袁术问张承:
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卷十一《魏书》十一)
《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所录其言无异。此外,袁术称“孤”尚见于《三国志·孙坚传》裴注引《江表传》(《吴书》卷一),系其对孙策的自称。例多不举。
三袁作为失败人物,史家没有必要为之讳名,称“孤”当是据实而书。未获朝廷王爵之封,以正统的观点看来,自属“僭窃”之举。

孙权继承父兄遗业,割据江东,有土有民。赤壁之战前夕,他就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虽未得朝廷任命,但他若如袁氏兄弟、父子那样“僭窃”称孤,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当鲁肃游说他“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时,他还是表示要“尽力一方,冀以辅汉”(同上卷五四《吴书》九《鲁肃传》)。而若照《三国志·吴书》所录,他早就逢人称“孤”了,包括与鲁肃的这番对话在内。我们且看孙权在听了周瑜主张抗曹的主张后的表态吧:
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耳。今数雄已灭,惟尚存,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合,此天以君授也。(同上卷五四《吴书》卷九《周瑜传》)
口中“孤”个不停,好像生怕人家忘了他的身分似的。但我觉得孙权如此自称,对别人则可,对周瑜则不可。据同卷裴注引《江表传》,孙权曾将周瑜带至母前商量是否要送儿子到曹操处做人质,其母赞同周瑜的意见:
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孙权既然兄事周瑜,在形迹上自不可能以主公自炫。所以我以为上述孙权语中之“孤”字同样出于史家的改笔,原本应是“权”字。
须知吴国的避讳风俗是十分严厉的,第三任皇帝孙休甚至为了方便臣民避讳,仓颉自为,给几个儿子造了几个怪字为名(同上卷四八《吴书》三《孙休传》裴注引《吴録》)。连皇子之名都要讳避,更何况帝王!孙权像

孙权像

那么,孙权的“合法”称孤当在何时呢?我想当在黄初二年(221)曹丕封其为吴王之后。当时群臣劝他拒封,以为宜忠于汉室,称“上将军”“九州伯”,但他忘了初心,还是接受了曹丕的封赐(同上卷四七《吴书》二《孙权传》)。但未几又变卦拒绝与魏盟誓,魏三公为此上奏曹丕,列数孙权罪恶,要求将他免官削土,追述前事云:
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同上裴注引《魏略》)
后来魏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及其事:“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同上卷八《魏书》八《公孙度传》裴注引《魏略》)
既接受了曹魏的王封,称“孤”当然就合法合礼,无往而不可了。
孙权后来称帝,所下诏书有的称“朕”,如《改年号诏》;有的称“孤”,如《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诏》(均见本传)。皇帝诏书绝不会具名,其自称自是原文如此,不劳史家更改。而称“朕”称“孤”,用法上似无甚区别。
但我注意到孙权对孙氏宗属却是称“吾”的,见《三国志》孙韶、孙奂、孙皎诸传(卷五一《吴书》六),对术士吴范也有称“吾”的记载(卷六三《吴书》十八《吴范传》引《吴录》)
值得注意的是他临终时的自称:
引(诸葛)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卷六四《吴书》十九《诸葛恪传》裴注引《吴书》)
可见尽管孙权在《三国志》中一出场就称“孤”,似乎叫了一辈子“孤”了,但退场时还是 以“吾”自称,愈加令人怀疑有关他早年称“孤”纪录的真实性。

曹丕在当五官中郎将和魏太子时,对人是自称其名的,两封《与吴质书》、一封《与锺大理书》,开头结尾都是“丕白”即可为证(《昭明文选》卷四二)。继位魏王之后,改称“孤”,见所下诸令(《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称帝后,诏书或称“朕”,或称“寡人”。称“朕”的太多,不举了。称“寡人”的见《赐庞德谥策》:“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同上卷十八《魏书》十八《庞德传》)曹丕像

曹丕像

不但曹丕如此,三国君主莫不然:孙权所下《幽张温令》两度自称“寡人”(同上卷五七《吴書》十二《张温传》);连吾家阿斗也有“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之语(同上卷三三《后主传》裴注引《魏略》)。可见皇帝也不仅仅如吴君所言称“朕”,还可称“孤”、称“寡人”。
十一
诸葛亮在《三国志》正文中无称“孤”的记载,唯《谯周传》裴注引《蜀记》云:
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尚不能忍,况左右乎?”(卷四二《蜀书》十二)
但仅此一例而已,孤证不立。《三国志》他处记诸葛亮对友人和下属的自称皆作“吾”“我”,见其本传(卷三五《蜀书》五)及魏延(卷四十《蜀书》十)、杨洪(卷四一《蜀书》十一)、邓芝、张裔诸人列传(卷四五《蜀书》十五)诸葛亮像

诸葛亮像

检《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有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以魏未灭为由予以拒绝(卷四十《蜀书》十)。既无意于称王,则称“孤”自是不可能的。
十二
上文既作了“大胆的假设”,树称王方可称“孤”之义,想起大才子曹植虽受其兄曹丕“煮豆燃萁”式的迫害,但“皇恩浩荡”,好歹后来也得到了王封。记得《洛神赋》中御者有“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之言,洛神有“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之语,言为心声,“君王” 一词在赋中一再出现(《曹子建文集》卷三),足见曹植对这个头衔的看重。那么,何不借其著作来作“小心的求证”呢?
翻开曹集,居然一索即得,不少“孤”字跳入眼帘。
《黄初五年令》云:
诸吏各敬尔在位,推一概之平。(同上卷八)
《黄初六年令》中“孤”字更多:
小人尔,身更以荣为戚,何者?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修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心常存地,以全陛下厚德,究犬马之年,此难能也。(同上)
其时曹植正为鄄城王,文中对曹丕感恩戴德,笔下的“建安风骨”荡然无存,令人不忍卒读。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曹植

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曹植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陈思王集》辑得《写灌均上事令》一篇,置于《黄初六年令》之后,是一封认罪服罪的检讨书,短短几句,也忘不了写上三个“孤”字,其文云:
前令写灌均所上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
检陈君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47页),此文系于黄初二年,乃据《三国志》曹植本传是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之语而定,盖编写者不明列侯不得称“孤”之例而误。
十三
关于司马昭的自称,《三国志》裴注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邪?”遂杀之。(卷十一《魏书》卷十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司马昭时任安东将军、新城乡侯,尚未有称“孤”的资格,此“孤”字当是史家追改,以其身后被追赠为晋文帝之故。司马昭像

司马昭像

其实他即使封了晋王,有了称“孤”的资格,也是自称名或“我”的。其间他曾写过一封充满威胁的信给吴主孙晧,云:
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心之大愿也。(卷四八《吴书》三《孙晧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上文提起曹操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信内称“孤”,曾断为不是原文,这一点在司马昭的这封信里也得到了证实,其实曹操原信也是称名的。
唐修《晋书》无司马昭称孤的记载,但录下了他弑曹髦后对仆射陈泰说的一句话:“玄伯,天下其如何?”
也许司马昭之口从未称“孤”,但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了。
十四
说称“孤”系史家所改,也许有人会说:你横说竖说,都是猜测之词,请拿出确凿证据来!
侥幸这证据被我在《三国志》裴注中找到了,目前检得两条:
一条是孙权之兄孙策,其自称在胡冲《吴历》和虞溥《江表传》中有不同的记述,在《吴历》中为“策”,而在《江表传》中则为“孤”。且摘二书同叙太史慈告孙策愿去召集扬州刺史刘繇旧部的文字吧:
《吴历》云:
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明日大请诸将,豫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悦。(卷四九《吴书》四《太史慈传》裴注引)
《江表传》则云:
策初遣慈也,议者纷纭,谓慈未可信,……多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语皆非也,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有士谟,志经道义,贵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复忧也。”慈从豫章还。议者乃始服。(同上)
孙策生前是志扶汉室的,本传载:“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吴录》记下了他请张纮代笔写的劝袁术不要称帝的书信,中用“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的下场予以警告(同上卷四六《吴书》一)
既然如此,他自己并未获朝廷封王,怎么会贸然称“孤”呢?所以孙策称名乃是实录,称“孤”则是改笔。何故而改?自是因为孙权后来称帝,追封他为长沙桓王之故(同上),身后已成王者,生前之名能不讳吗?孙策像

孙策像

此证出于东吴先辈,还有一证则恰巧出于其末代子孙:
上文提到司马昭写信给孙晧,孙晧作了回覆,据裴注所引《江表传》:“晧书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其意是说此信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晧白”,这和曹丕《与吴质书》用“丕白”、曹植《与吴质书》及《与杨德祖书》用“植白”是一样的,只是被史家节录时删去了。但既云“称名”,则不当称“孤”,而《孙晧传》所录却有“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之句,显为史家所改。
三国群雄称“孤”之举,以其时规制而言,唯有得到朝廷王爵之封者方为合法合礼。但际兹乱世,奸雄割据,礼崩乐坏,行事未必率由旧章。《三国志》所叙,依上述制度衡量,有可称“孤”而不称者,有不可称“孤”而称者,有实未称“孤”而记其称者,有前不可称“孤”而后可称者。从史家记言角度来看,则称 “孤”有的属于纪实,有的由于避讳,有的甚至出于想象。情况复杂,辨析为难。而其实际自称,则由时代、地域以及对话双方的关系、地位和交谈时的心情语境而定。我想不仅三国时代是如此,自古至今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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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三国,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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