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故纸中的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

英国人一向都很骄傲自己手上留有祖上大量保存完好的手写文献，但同时又为很多文本就那么一直被束之高阁生出些不甘。作为热爱历史文化的外人有时也不禁会跟着着急。因此在二〇〇九年我初入牛津的第一个秋季学期,就选修了英文系汉纳教授（Ralph Hanna）“中世纪手抄文本（六五〇至一五〇〇年）”的课。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先辨识“三语时代”（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手稿里一个个龙飞凤舞的字母单词，再一行行誊写成规矩的印刷体，最终是要求读懂并从中校理出一手史实的。比起那些欧美同学，只有一年拉丁语背景且零法语的我，每次都只能勉强拼凑出几行，且所云不知。终于汉纳教授找我谈话了，说如果我不忌讳，不妨去找找中世纪较靠后时段一些英国政府教会人物的遗书手稿来练练手。一是彼时上流精英们的绝笔字迹多书写工整，衬得住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正规文本；二是中世纪尾声，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都已开始联手大规模光复失地，文献已由三语渐剩一语，识别和阅读难度均骤降。于是我拿着教授的介绍信，通过饱蠹图书馆从英伦各地的历史档案馆调出了数十份十五世纪英国上层政教人物的影印遗书。然而接下来，就那么一眼扫过这沓盖有当时教会法庭遗嘱认证专用印章的卷宗，即刻就有些出乎意料地手不释卷，甚至还不太应该地稍有动情。因为案头这些小心翼翼手写的英文字句，令我顿悟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在乔叟那批十四世纪前辈们横刀出拳终使濒危的英语再现曙光之后，紧跟着的下一代英国知识分子仍旧在拼命拯救和传承着这个已被打压太久的母语，直至人生最后一口气。所以再往后十六世纪莎翁和《钦定圣经》的出世也就该是顺理成章。在十八世纪英语正式进入英国中小学课堂之前，几代文化人的民族责任心也促使他们成为全民语文老师。

我很好奇英国这些上层文人还有哪些更具象的历史贡献，他们人生最后的回望和寄望又是什么。这一次没再出乎意料，很多遗书的关键词都是钱和书。其中四通，涉及他们那时候两所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经纬。伦敦市长威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和伦敦政府总书记官卡朋特（John Carpenter）分别在一四二一和一四四二年各自写下遗言表示要将“七千英镑”和“我所有书籍”捐给从无到有的伦敦行会大厅（Guildhall）图书馆，“要把书面向所有人”；诺里季一名叫作勒斯托弗特的堂区主持人代理于一四六二年最后承诺，“在我死后两年之内如果当地创办公共图书馆，将悉数捐出我的教义书籍”；一四九七年，诺里季主教格威则嘱托：“我所有的法律书籍在身后都添置给诺里季（Norwich）图书馆”，并希望“这里的藏书从既有的神学宗教类别向法律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延伸”。前两封遗书脉络清楚，史学界业已证实威廷顿系伦敦行会大厅图书馆的奠基人，其钦点的遗愿执行人卡朋特为具体创建者。这所图书馆因拥有政府教会背景，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且在硬件和影响力上都优于之前创立的牛津剑桥学校图书室和教区教堂图书站这两类图书机构，而被普遍视为英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然而后两封遗书间则明显存在一个断档。在勒斯托弗特的遗笔中，虽已可见诺里季在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有建设图书馆的构想，但是三十多年后主教格威的遗书通篇却只提及对已渐具规模的诺里季图书馆的后续完善。其间，关于这一机构的具体开头和创建过程却语焉不详，至今也无能令各方信服的定论，我的作业也就绊在这个豁口上了。

我去找汉纳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好玩的史实，这个约翰·卡朋特还有一个和他完全同名也叫约翰·卡朋特的亲儿或亲侄儿的血亲，牛津高才生。而且据考证，在尊长去世两年后升任伍斯特主教的这个小卡朋特，还是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伍斯特（Worcester）另两所公共图书馆的创建人。汉纳教授建议我去找历史系的年轻学者威洛比（James Willoughby），他正与人合编一套关于英国中世纪政教慈善文化机构集全丛书中的一册（Corpus of British Medieval Library Catalogues 14, Hospitals, Towns, and the Professions，2009），应该更了解相关史实。牛津英国中世纪历史文化的研究圈子其实很小，大家平常也都走动频繁，威洛比正好就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出于信任和交情，他给我看了当时尚未付梓的第十四分册，里面将伦敦行会、布里斯托尔、伍斯特和诺里季这四所十五世纪分散在英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归为了一个整体，称之为英国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早期形态。看我一心想着接续断篇，威洛比便接力棒般地推给我另一人物来：小卡朋特的牛津好学弟加第四封遗书作者的前任—里赫特（Walter Lyhert）。其从一四四六年上任至一四七二年去世的二十六年诺里季主教生涯与遗书里的断层跨度，即图书馆从筹建到落成的期间相吻合，所以他至少目睹了投建这一实体的全过程。威洛比还基于诸多史实，撰文推断他就是第四所图书馆的创建者。我这才注意到我手边也有里赫特临终前的遗书，倒没提本人的图书馆功德，但也的确叮嘱要将他的一些礼拜书捐赠给生前学习和工作过的牛津两个学院，看来这个疑似创建者也是个嗜书的。

“那么，这四所早期公共图书馆某种意义上岂不就是父子叔侄、学长学弟间轮番上阵依次传承的产物？”威洛比一句话点醒了我，这其实就是跨越两代人、各占上下集的一整集物语。原点在家长老卡朋特，中心为儿或侄儿的小卡朋特。在上半集，老卡朋特曾供职亨利五世、六世时期的政府，但骨子里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教育家，创办过伦敦市立男校，爱文化也爱后辈。史料证实其五十多岁时在和书商克鲁普（John Colop）联手处置威廷顿遗产的过程中，因意合书商“要把书面向所有人”的主张互结知交，很快这个组合就扩展至包括利奇菲尔德（William Lichfield）和丹姆雷特（Hugh Damlett）等在内的众多天主教正统教义拥护者，成为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伦敦上流政教文化精英们的一个重要社交群。身处伦敦相同辖区甚或堂区和要捍卫大众书籍所有权的共同决心，是保证圈内能够团结凝聚起来的外因与内力。群友们把自己的主张写进《共同利益书籍》（Common-Profit Books）那一系列著名的手抄宗教文集中，使其逐渐成为圈内核心三观。众群友互相影响大力倡导天主教正统教义书籍的“所有权和流通性”，提议“书籍应该手手相传至所有需要知识的男女手中。书籍主人在自己不需要时也最好借予他人”。副群主克鲁普还高瞻远瞩地提出通过改变人的灵魂改变传统的读者和书籍的关系，来建立一种新的“读书文化”。由此，它不纯粹是一个教会捐赠慈善机构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异于传统、新的人和书关系的体现。在这种新的读书文化中，买不起书的穷人们终于也有了看上书的机会。

历史无数次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卡朋特受到老卡朋特的多方影响也应该最为直接深刻。从上述小卡朋特仿效家长创建了另两所公共图书馆的已知史实往前推一步，发现其三十年代中段在伦敦圣安东尼学院（Hospital of St Anthony）任职时，就已秉承家长的重教作风，将这所近两百年历史的教会慈善济贫院铁腕打造为十五世纪伦敦五所顶尖语法校之一。再推第二步，便迎来其一四一七年（十五岁）时开始的牛津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岁月，也是物语下半集开端。以小卡朋特做个定力，再以故纸为媒，立马就翻出了三个牛津青年一段清晰旧话，这一回还加进了小卡朋特和里赫特二人的学长、老卡朋特遗言指定的行会图书馆后继掌管皮科尔（Reginald Pecock）。牛津三结义使他们有了自牛津至诺里季长达几十年志同道合互相扶持的非凡情谊。一四一四年，先是二十二岁的大哥皮科尔作为带薪学生辅助员最早入主奥里尔学院，二哥小卡朋特和当时不满二十的小弟里赫特也分别在三年和十一年后以相同身份加入。中间的二哥因多重含义的承上启下成为英国合伙人的主事核心。首先二哥初来乍到那年，在学院行政总管的选举中，因和大哥均站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伦德尔（Arundel）的残存队伍里而迅速结伙。据斯凯思考证，皮科尔之所以在一四三一年能够升任由老卡朋特幕后操纵的威廷顿学院院长极有可能就是小卡朋特向家长牵的红线。大哥貌似愤怒青年兼精神领袖，曾长期抨击“普通百姓利用不到图书资源是一种错误”，并在他的布道著作中疾呼“神职人员应当把那些经典教义书籍分发到门外汉手中去”。尽管学界认为皮科尔的这些前卫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叫好，但他的两个学弟却都一直雪中送炭地拥戴和潜移默化于他。牛津好二哥帮完大的再扶小的。里赫特在一四三五和一四四四年连续两次能够闪电填补因二哥另有高就而留下的奥里尔行政总管和圣安东尼院长的职位空缺，应该很难用巧合圆得过去。有了二哥这种长久强势的推动，除了前述里赫特在时间上具备创建诺里季图书馆的可能外，在下集还发现了这更深层次的内因，即主教二哥创建布里斯托尔和伍斯特图书馆的榜样示范同样极有可能继续对也身为主教的小弟产生影响，加之白纸时期就被大哥吹进过叨叨耳熏，小弟终有个创设图书馆之举也算水到渠成。到此是不是可以删掉威洛比加在他名前的那个“疑似”了？

然后，再整理一番伦敦朋友圈和牛津三结义时，却又发现上下集并非完全的前后关系，之间或有平行。很显然，尽管牛津合伙人在三四十年代因履职伦敦也先后作为新鲜血液壮大进了伦敦朋友圈，但彼时伦敦精英们的“共同利益”于他们也不该是多么开眼的事物。因为早在奥里尔时代，在大哥的带领下三兄弟就开始有过类似思想灵光的交流，或至少二哥小弟已经了解老大“书籍应面向普通大众”的理念。这是十五至二十年代，甚至还略早于伦敦朋友圈的结盟时间。牛津三才俊的早期火星与伦敦前辈的“共同利益”启蒙是否有必然联系，现在不得而知，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成三所公共图书馆实质就是在“共同利益”思想准备之上自牛津和伦敦向地方渐进延伸的一种必然。那牛津可就算是除伦敦外又一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的无形发源地了。可又忽然觉得还得把威洛比刚才的话掉个头，睹物才能思人，我也才能补得放心。

当然还是得穿过古老的纸物目睹远去的四所图书馆。有研究表明，四所图书馆多少都有些官方底子。首先在威廷顿去世的一四二三年，由伦敦政府将其遗产处置权正式交到了以老卡朋特为首的执行者手中，到一五四九年行会图书馆被迫关闭时，也是政府再次出面贴的告示，里面有“该不动产由时任市长和行会成员指定授予”的原话，自始至终的背后政府力量可见一斑；今天收藏于伍斯特郡档案馆的那份布里斯托尔图书馆馆章里有一条就规定“不断更新的书目都需随时交给市长过目”，落款处并排着主教小卡朋特和时任市长二人的签名。同时四所图书馆都是借助原有的附属于行会、堂区教堂或主教座堂的教士生活工作协会这种稳定组织及其固有人员作为基本硬件保障的，对教会的依附一目了然。其中前两所分别设在具有宗教性质的伦敦和月历行会建筑一隅，后两所则因落座的小礼拜堂均紧靠纳骨堂而被统冠以“纳骨堂图书馆”。接下来，也就很容易在老卡朋特的遗书里找到了他最开始对这一“受恩惠于捐赠者灵魂的慈善组织”的定位，“弘扬神学和天主教正统教义”。伦敦政府也盖棺其不愧为“学生们每天接受《圣经》教育的乐园”。同时也有史料记载布里斯托尔图书馆本身即是主教小卡朋特作为平息一四四八年当地发生的劳拉德派异端（Lollards）暴乱的思想武器所建，伍斯特图书馆亦被教育世家出身的好二哥一手强化为远近闻名的天主教正统教义学习和布道中心。

寻找旧日馆藏的任务则要显艰难了。圣彼得学院院长、伦敦朋友圈重要群友之一的丹姆雷特在一四七五年的遗书中写道“准备捐两本书给伦敦行会大厅图书馆”。史料记载一五四九年国王会议法庭同意护国卿爱德华公爵的秘书塞西尔（William Cecil）在“保证日后要悉数完好返还”的前提下，借走行会图书馆“所有圣奥古斯丁会著作和塞西尔本人中意的书籍”。十六世纪学者斯托（John Stow）还进一步证实这些书用了三辆马车才被装走，但一概有去无还，以致仅两部十三和十四世纪的摹写珍本残存下来，据说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另有一位神职人员奥科布鲁诺（William Oakbourne）在一四五五年的遗书中声称曾向“布里斯托尔的图书馆捐过两卷书”，学界还推测紧靠原馆的诸圣教堂里的八部布道著作很有可能也都来自老图书馆。汤姆逊和古利克（Rodney Thomson，Michael Gullick，二○○一年）等学者则根据印在书籍封皮的针形标志断定至少有五十七部神学书籍为原伍斯特图书馆馆藏，并且还从书内眉批判断这些书大部分为主教座堂附属小修道院所捐旧本或复制副本。不可思议的是最晚建成的诺里季图书馆馆藏却最无从下手，只能在格威遗书以及各种转述里得到一个以宗教神学书籍为主的模糊印象。

一封编号K. fol. 219r、“行会图书管理员”克利普斯通（John Clipstone）一四四四年写给伦敦市长的请功信陈列在今天的伦敦档案馆。全篇历数了自己为“馆内运营做出的九九八十一巨大贡献”，“给我个办公室和带花园的洋房不过分吧”。不知这位老兄最后是不是住进了带花园的洋房。不过即使没住进去，他也该庆幸，因为他后面的那些图书管理员们只会比他任务更繁重更辛苦。在布里斯托尔和伍斯特图书馆建成约十年后才由小卡朋特精心制定的馆章里，馆员的职责内容和范围更是被推到一个新高度。阅览室须在“每个工作日的上下午向所有人开放”，书目记录要在新书入馆三天内做好，一式三份，要写清作者、书名及所估值等信息。每周还要举办一至两次的旧约或新约《圣经》讲座和公开布道。主教还说了在图书馆地下修建寝室就是为了让馆员好好工作。随着工作内容和难度的一再加深，也不再是随便一个教士就能上岗的，如目前被考证出的五位伍斯特图书馆馆员中，博士和文学硕士各两人，神学学士一人。即使如此，四所图书馆均没有维持长久。在运行了约百年后，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席卷全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与生俱来的天主教正统教义根基因同宗教改革所推崇的新天主教正统教义和英格兰新福音主义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无法与时俱进而最终被迫关闭，它们因之也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前的公共图书馆”。一五五三年，伦敦行会大厅图书馆原址被改造为一个服装市场。布里斯托尔图书馆的后台月历行会于一五四八年的复活节被镇压，其也随之解体。伍斯特图书馆则在一五四○年关闭后曾一度被用作干草仓。最晚建立的诺里季图书馆寿命也最短，它在一五四八年被改建为语法学校，使用至今。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的美好开端就此打住，直到一六五三年，才又重现捐赠性质的公共图书馆。这所宗教改革运动后的公共图书馆遵照贵族藏书家切萨姆（Humphrey Chetham）的遗愿在曼彻斯特建成，英国公共图书馆历史也就此翻篇。

等终于把上面中世纪大时代下四所英国公共图书馆和伦敦家长及牛津三兄弟的故事正反整理过一番之后，才算搞明白前者外部的种种形神兼备，很大程度可能始自后者内部的代代联手。所以一切不足为奇。此时已是我来牛津转年的夏初时节了，还好，汉纳教授接受了我的作业。那天约上威洛比夫妇，从圣彼得学院出来，沿着高街（High Street）拐进右边一条小巷，近七百年历史的奥里尔学院近在眼前，也许这里真说得上伦敦以外又一个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