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作人：在舆论的风暴中

关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无法绕开周作人“落水”的问题。重构周作人“落水”事件，首先需要区分动机与效果。事实上，周作人当时的“真实意图”几乎是不可还原的，而言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则可以从舆论、清议乃至流言蜚语中倒映出来，不如将周作人“落水”事件看作是话语衍生、膨胀的过程。

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显现出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便完成了从士到知识人的身份蜕变，周作人在沦陷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亦无法自外于士林内部的道义制衡机制。在战争的非常态下，士作为道义团体的形象，无疑压过了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意在修正对“道义之士”全知全能的假设，凸显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不仅是选择本身的是非对错。既然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还原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考察外部的舆论压力如何左右局内人的出处进退。

“方外唱和诗钞”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与周作人的《方外唱和诗钞》。编者按语称，“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这组赠答诗，不仅对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个人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华北文坛，乃至抗战初期整个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文献。

周作人为何要将他与胡适的唱和交给《燕京新闻》这样一份受众有限的校园刊物来发表？其实是想顺带传递出他就任燕大教职这个信号。周作人去燕大谋职，是因为“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留守“苦雨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头衔便可推辞伪大学的招请。

交由《燕京新闻》发表时，周作人将胡适与他的这组赠答诗冠名为“方外唱和”。所谓“方外”，是与“方内”相对而言的，语出《庄子•大宗师》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国律法之谓也。胡适与周作人虽以“老僧”、“居士”相称，此番唱和却未能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实则受制于“方内”秩序，恰是做给“方内人”看的。

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国伦敦：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胡适这首诗，无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劝驾而已，不过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借梦境来促驾。

远在欧美、忙于外交事务的胡适，为什么会忽然想起做这样一首没头没尾的白话诗，投赠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从作诗前后胡适来往书信及日记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7月30日胡适致信傅斯年，称自己被“逼上梁山”，万不得已，“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所谓“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为此事踌躇了数日，自知没有理由可以推辞，终于打破了他归国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条。胡适接任美国大使的这番心理波折，或许是促使他写诗劝周作人南下的内因。“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孰轻孰重？胡适以为“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答诗，除一二释家用语，同样明白如话。诗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与他此前向外间友人反复陈述的“家累”无甚区别。其沦陷下的对策，无非“闭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翻译过来，大致是闭户读书、出门乞食的意思。不计前嫌，托郭绍虞向燕大讨钟点，即属“托钵募化”之事。答诗的最后两行，算是周作人对胡适的某种承诺，守住故我，“见得居士的面”，自然见得国人的面。

上海文坛的反应

胡适与周作人的赠答诗内部并没有太多阐释空间，有意思的反倒是这组“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过程，及在“方内”引发的回声。1938年11月30日，事变后并未离平的邓广铭给胡适写信，称：

月前在苦雨斋，见到吾师的诗札和周先生的答诗，当时曾起了无限感触。周先生的答诗，吾师当已看到，此间一般师友的议论，都以为较之来诗，无论就立意或措词方面，都逊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闲逸，能洁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变未久，即借口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曾正式向沈、马、钱三位先生如此表示，马先生对此最为激愤。）吾师诗札到后，似乎很引动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诗的末尾作了切实的声明，而且对此唱和二诗也竭力向友人间广播，想是以此作为忏悔录了。

且不论周、胡二诗在立意或措词上的高下，北平“一般师友的议论”，与其说是针对诗本身，不如说是对两人立身处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生辈的邓广铭对周作人心理的揣测，以为胡适这八行诗勾起了周的“愧悔”之心，其向友人极力散布的用意，在“以此作为忏悔录”。就周作人当时的心境而言，他未必把与胡适的唱和当作忏悔录，但邓广铭的揣测至少透露出，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相对熟悉其处境的友人，期待看到动了“出山”之念的周作人以某种形式作出忏悔。

 “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范围不限于苦雨斋中，亦不止于沦陷北平，在周作人及其座上客的“竭力”散布下，成为士林关注的焦点。1938年底，阿英主编的《文献》杂志上刊发了周黎庵署名“吉力”的一篇文章，不仅完整地抄录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还交待了“方外唱和”的传播路线，及这两首诗之于“方内”，尤其是上海文坛的意义。

蛰居孤岛的周黎庵从“香港友人”那里得知关于周作人的消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两首诗，短短十六行中，传来令人喜悦和保全了士类清白的佳音，使许多人觉得几月前为他委婉声辩而写的文字并不是浪费笔墨”。这十六行诗不仅暂时保全了苦雨斋的清白，也部分修复了他对知堂老人的信仰。故其在文中颇为乐观地宣称，“关于所谓‘周案’，从大阪每日新闻揭发到现在这首自剖心迹的诗发表，似乎可告一结束”（《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

且不论被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周案”，能否就此“告一结束”，周作人这首“自剖心迹”的答诗，确实需要放在大阪《每日新闻》揭发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背景下，才能理清它的来龙去脉。1938年5月16日，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转载了5月6日汉口《扫荡报》的一则通电，题为《武汉文艺界声讨周作人》。电文称“最近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内容纪倭寇对民族施行‘精神奴化’之一幕丑剧，参加此剧之其他汉奸，原不足责，所可异者，素以新文学权威著称之周作人及钱稻村[荪]”，“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中之败类也”。

事实上，这则通电的消息来源，并非“最近”的大阪《每日新闻》，而是创刊于上海、1938年迁至汉口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因为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是1938年2月9日的事情，2月16日就已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布出来，为何近三个月后才遭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这三个月的时间差，说明通电依据的其实是该年4月2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九号上，余士华翻译的座谈会的基本情况。除了时间差，更直接的证据是通电的某些措辞，如“精神奴化”、照片“赫然”，特别是将“钱稻荪”误作“钱稻村”，都是从译文前的编者按语脱化而来。

作为所谓“周案”的导火索，《文摘战时旬刊》上的这篇译文似乎无人细读。抗战初期，以武汉为中枢的文化界并不关心此次座谈会的实际状况——由谁发起组织、何人出面邀约，以苏武自居的周作人怎么会答应，是否曾以某种理由推托过，其在出席者中的位置，究竟在会上说了什么，这一概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照片赫然，言论俱在”！通电中的这八个字，一举击中要害，在此后关于“周案”的各方言论中反复出现，无论是取批驳还是回护的立场，都无法绕过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除了转载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这条通电，上海《文汇报》为表明自家立场，还在前头刊发了“世纪风”编者柯灵的一篇《促驾》。柯灵这篇“促驾”文的口气，与武汉方面理直气壮的声讨略有不同，虽也援引通电中“照片赫然，言论俱在”这八个字，承认周作人出席座谈会的消息“大约并非全是捕风捉影之谈”。然而，笔锋一转，提及《宇宙风》上周作人自比为苏武的通信，提及他“五四”以来的业绩，以及三十年代不问政治的“清名”，以为“累于生活，被遗留在狐鼠当道的世界，瓜田李下，召来不洁之嫌，也是很可能罢”。

周作人在沦陷下动辄招咎的处境，对留驻孤岛同样进退两难的上海文士而言，“当尤有深切的同感”。柯灵深知“‘背叛民族’一类的污辞，一经沾染，就要终身负累”，他虽不愿意贸然加在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头上，“但洗刷之道，还在于自己。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我们是迫切期待着”。所谓“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无非是要周作人赶紧“束装南下”。旁人既不能代为洗刷“背叛民族”的污名，只好“乘机促驾”。

关于周作人事件，周黎庵在“世纪风”上发表的一篇辩解文章，题为《苏武与庾信》，是挪用周作人致《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信中的修辞——“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因为对知堂素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事变后周黎庵听说有关周作人的种种传闻，“总是付之一笑”。在他看来，从“五四”以来的周作人，到三十年代的知堂先生，思想态度虽有明显的变迁，但是从“用世”退到“出世”，即曹聚仁所谓“从祢衡到陶渊明之路”，而决不是走向热中趋利的狭道。周黎庵对知堂的信仰及思想脉络的理解，并不妨碍他对时代的大判断：抗战一起，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回国，“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于幽闲’的时代”，周作人此时“苦住北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如此选择与外间对他的期待实在相差甚远，连周黎庵这样的知堂迷，也希望他“能南来领导抗战，回复五四时代的姿态”。

不幸的是，关于周作人的道路传闻，竟落实为白纸黑字，还“照片赫然”，进而招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对周黎庵而言，“这正如‘曾参杀人’，虽欲不动摇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使其自抗战以来第一次“感到痛心、苦恼、难堪、羞耻”。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知堂的信仰，主张“看人论事”：倘使仅仅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载和照片，不加调查，对一个普通人，或可据为信史；对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历史的人物，似乎太嫌草率，恐正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周作人自比为“啮雪海上”的苏武，叫南中莫把他当作“纳首北廷”的李陵看待。认清时代的周黎庵却点出，苏武与李陵的典故已经失效，今日之“匈奴”绝不许有苏武存在。周作人虽不至于自己送上门去做汉奸，但被动地沦为“诗赋萧索”的庾信，却是迟早的事。大阪《每日新闻》所载，或许是造谣，而将来也必将成为事实。周黎庵断言，“那时的苏武，除却殉节之外，就非做庾信不可了”。他相信周作人不肯做庾信，但也决无做苏武的可能。截断周作人的后路，逼他逃出重围，周黎庵这篇文章软中带硬，使的是激将法。

“老僧”的诗缘

“方外唱和”传入孤岛上海以后，非但令在“周案”中自愿充当辩护士的周黎庵有尘埃落地之感，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刺周”者的看法。被目为“鲁迅的党徒”的唐弢，在《文献》上发表了一篇结案陈词式的文章，题为《“老僧”的诗缘》，以文献综述的口吻回溯了“五十自寿诗”的风波。听闻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以后，唐弢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叠五十自寿诗韵”，作吊诗讽刺知堂。随后“世纪风”上又刊出两首打油诗——双吉《宁作狗歌》、绿葭埭人《也来和知堂先生》，从立意到措辞都不如唐弢的《吊知堂》。其他刊物上所谓步原韵的和作，在唐弢这个“始作俑者”看来，“渐渐地流于下作，或如泼妇，或如无赖”，无异于把刊物当作澡堂，题打油诗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换言之，给知堂泼脏水，是为了漂白自己。

同一日的“世纪风”上还发表了阿英的《周作人诗纪》。这篇《诗纪》以诗带论，选取了周作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的诗作，勾勒出他从爱国“志士”、“社会改造家”兼“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人”、“谈狐说鬼吃苦茶”的老僧，到事变后堕为“汉奸”的道路。周黎庵为阿英辑录的这篇《诗纪》补充了一则新材料——周作人1936年“新正之作”：

尚有年堪贺，如何不贺年？

关门存汉腊，隔县戴尧天。

世味如茶苦，人情幸瓦全。

剧怜小儿女，结队舞翩僊。

“存汉腊”而思正朔，“关门存汉腊”乃化用夏完淳《即事》诗中“一身存汉腊，满目尽胡沙”之意。“尧天舜日”用以称颂帝王之盛德，比喻太平盛世，这里则是反讽，所谓“隔县戴尧天”暗指当时殷汝耕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职于通县。故周黎庵称这首贺年诗，“虽不离清淡之旨，而孤愤满怀，亦约略可见”，其作《〈周作人诗纪〉补》的用意，当然不在拾遗补阙，而是要打破从志士到汉奸“决非偶然”的阶段论。

唐弢作完《吊知堂》，“忽忽若有所失”，直至10月间在《星岛日报》上读到胡、周二人的唱和诗，“不觉释然于怀”，立刻写了《老僧的诗缘》，由“刺周”转为“劝周”。他竭力想理解周作人答诗中“闭门敲木鱼念经”的心情，期待他“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又生怕难以做到，劝周不如早日改为“行脚”的好，北平终究不是可以“苦住”的地方。唐弢事后想来，他还是“过于天真”了。

除了与北平境况略相似的孤岛上海，苦雨斋编排的这出“方外唱和”在正朔所在的西南社会似乎既不叫好，又不叫座。1938年11月间，重庆《扫荡报》副刊转载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只录了一首半，“苦住庵吟”十六行仅剩下表明态度的后半段。诗后附有数百字的按语，说此间关于周作人的谣言颇多，不必特别辩护，以增无谓的纠纷，“只以事实胜于雄辩的精神把新近得到的材料，贡献给大家以供参考”。但孔罗荪以为，周作人这半章诗以生活为借口，一面闭门念经，一面出门乞食，对胡适的劝驾，只好“谢谢”了事，颇有“浑然之妙”。生活也许是事实，问题在于周作人念的是哪本经，又能募到谁家的米面，来维持苦雨斋“豪”惯的生活。据在《扫荡报》上发布唱和诗者说，所谓“托钵募化”乃指在燕大授课，每月领一百元薪水云云。但孔罗荪觉得解释不过去，凡熟悉周氏过去生活者，都知道区区百元薪金，实在撑不起“苦雨斋”的门面。周作人自己也承认，燕大每周四小时的功课，“不能当作生计”，“聊以避俗”而已。

“方外唱和诗”在“方内”传观三个月后，1939年初传出周作人被刺的消息，在孔罗荪看来，这是“一粒带着讽刺的子弹”，虽没有击中周作人，却动摇了为“周案”辩护者的信念。“周案”争讼的焦点，由周、胡二人的“方外唱和”，转移到元日遇刺这出悬疑剧上。

周作人“北大感旧录”中关于胡适的这一节，不仅抄录了藏晖居士与苦住庵主的“方外唱和”，还找到沦陷时期胡适给他的另一首赠诗，作于1939年12月13日，仍署名“藏晖”，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识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是周作人接到的胡适的最后一封信。《知堂回想录》声称“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与其说是记忆模糊了，不如说是他有意模糊了这段记忆。对照胡适当天的日记，才知道所谓“两张照片诗三首”都与周作人遇刺事件有关：

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 A. T. 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

所谓的“两张照片诗三首”，除了1938年9月周作人寄给驻美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的答诗，即日记中提到的“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张”。那两张照片是周作人被袭后第三天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西厢前拍摄的，从照片上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棉袍稍稍偏左的地方有一弹壳。值得玩味的是，周作人遇刺幸免后摄影留念并分送友人的心态，仿佛是想将这种烈士般的形象定格下来。所谓“诗三首”，除了“方外唱和”中的答诗，另两首应是其遇刺后所作的“元日感事诗”。“今日开封一惘然”似呼应知堂“元日感事诗”中的“回首冤亲一惘然”，但真正令胡适怅惘的，恐怕不是事隔一年后才收到这些诗作，而是遇刺事件后周作人所做的决断，已经抵消了“方外唱和诗钞”所起的社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