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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苏联还是美国:1946年朝鲜半岛的分裂

董洁
2016-08-24 18: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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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光复后,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开始组建政党和社会组织。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将自己的目标和任务置于独立和民主的旗帜下,然而初期这些政党各自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并不明晰。

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公布以后,围绕托管制本身,这些政党的真实面目、真实意图和政治目的开始泾渭分明,朝鲜国内的政治势力就此分化为赞成托管(赞托)和反对托管(反托)两大阵营,而在赞托和反托的表象之下对应的则是亲苏和亲美的立场。

总体而言,朝鲜北部的情势较为简单,尽管存在反对托管的声音,但并不足以形成一股力量,对赞托阵营形成威胁,北朝鲜的政局几乎完全由赞托阵营主导;相形之下,朝鲜南部的情势较为复杂,反托阵营与赞托阵营形成对立,并且各个阵营内部又有分化,南朝鲜境内政治因此陷入分裂的局面。

北朝鲜一致拥护莫斯科协定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不久的1946年元旦,已经当选为朝鲜共产党第一书记的金日成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即提到了莫斯科协定对撤销三八线的意义。1月5日,在北朝鲜女性同盟举办的演讲会上,金日成首次就莫斯科协定公开发表个人见解,他认为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莫斯科协定均可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保护朝鲜不受法西斯的侵略,所以他对此表示积极的支持。

金日成还表示联合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所有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都是亲日派、民族叛徒,称他们是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的人。2月2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日成再次表示莫斯科协定打开了远东和平与朝鲜独立之路,他断言履行莫斯科协定可以实现民主主义的发展、自主独立、扫荡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势力、解决经济混乱问题。所以人民委员会应该为依据莫斯科协定组建政府而做准备,应该积极剖析协定的真义,进行击破反动分子虚假宣传的工作。金日成认为对莫斯科协定的歪曲与反宣传是对统一战线的破坏,这阻止了所有民主主义前进的方向。此时,金日成已成为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表态基本代表着北朝鲜绝大部分政党对莫斯科协定的态度。

金日成

与此同时,赞成托管、维护莫斯科协定的群众活动也在北朝鲜开展起来。1月6日,高举与莫斯科决议团结一致大旗的全城游行在平壤达到了高潮,示威者的队伍高举宣传口号“三国外交部长的莫斯科决议能保障自由、独立和民主朝鲜的建立”。莫斯科10日的广播报道称:约十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表示欢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定,参加游行者都手持朝鲜、苏、英、中、美各国国旗及列宁、斯大林、朝鲜英雄崔庸建的画像,并高举标语,表示完全赞成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以及朝鲜人民感谢红军及其领袖斯大林元帅,并努力为建立民主的朝鲜而奋斗。1月29日,在新义州又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约有两万人参加游行示威。群众高举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决议的标语、口号。示威群众在中央大街举行群众大会,有八位代表发表演说,热烈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并且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恢复国家的经济。

尽管如此,当时北朝鲜的政治人士中仍存在反托分子,用当时担任美苏联合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什特科夫的话来说,应该有“几百人”。深受北朝鲜民众敬仰的朝鲜民主党主席曹晚植便是其中的代表。莫斯科协定公布后,曹晚植就明确表示了他的反对托管立场,声称“卖国的托管统治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为此,苏联方面多次对他进行怀柔、施以压力,要求其公开发表支持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的声明,但曹晚植均以这应由全体人民决定、自己不能任意做主为由而拒绝。曹晚植拒绝与苏联方面合作,坚决反对托管制的态度,最终让苏联决定在政治方面弃用他。

据什特科夫后来回忆:“当曹晚植集团试图发表自己对于出席汉城会议的我方代表言行的意见的时候,我被迫告诉这位活动家,让他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地与曹晚植算了账。”什特科夫随即向斯大林报告称,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作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让斯大林决定撤换曹晚植。什特科夫推荐了年仅30岁出头、在苏联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俄文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苏联方面为了使曹晚植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反托运动而将其软禁,很快,曹晚植不仅从政治舞台上,而且在朝鲜社会中也消失了。1946年2月24日,朝鲜民主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散了原中央委员会,缺席会议的曹晚植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出党,当选为民主党新主席的是金日成昔日在苏联营地的亲密战友、88旅成员崔庸健。由此可知,莫斯科会议后,苏联方面将是否赞成托管、是否拥护莫斯科协定视为检验北朝鲜政治势力政治立场是否亲苏的风向标。

曹晚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联民政局在莫斯科协定相关的宣传与引导方面也更加用心。1946年1月3日,驻朝鲜苏联民政局负责政治工作的伊格纳齐耶夫曾召开北朝鲜报纸编辑和书刊检查员会议,阐述了莫斯科协定的实质,向与会者布置了实际工作任务,即通过报刊向居民正确宣传莫斯科决议、与企图歪曲该决议精神的亲日派斗争、培养朝鲜人民对莫斯科决议的信任感、号召人民解决当前的问题等。各地方相继积极行动起来。1月18日起,平安南道共产党州委宣传部为“继续加强当地居民对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决议的理解”而向地方派出宣传队。黄海道警备司令部的政工人员则将向地方党的领导人、人民委员会州委领导人讲解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作为自身义务。

无论如何,到了1946年5月底,也就是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与南朝鲜内部因反托、赞托而形成的纷繁芜杂、对立分裂的局面相比,“北朝鲜的所有政党都支持莫斯科决议”,这些政党包括北朝鲜共产党、民主党、新人民党、天道教党、妇女联盟、民主青年联盟、农民联盟、工会以及一些别的组织,共计约50个组织。北朝鲜对实施托管制的莫斯科协定一致拥护。

“第二个慕尼黑”:来自南朝鲜的抗议

在莫斯科协定公布之初,几乎所有南部的朝鲜人都立即对外长们的决定提出了强烈抗议,南朝鲜的报纸把会议描写为“第二个慕尼黑”,主要的异议是对于托管的规定。朝鲜民众争论说,任何托管,不管时间怎样短暂,都意味着把他们能够获得完全自由和独立的日子无谓地延迟。

莫斯科协定对南朝鲜境内政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造成了反托和赞托阵营间的对立,导致右翼和左翼政治势力间明显的两极分化。

在反托阵营中,右翼政党表现活跃,其中有三股比较重要的势力,分别是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来随着临时政府权威与影响力的衰落,改组为韩国独立党,简称韩独党)、追随李承晚的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简称独促)以及韩民党。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以金九为首的临时政府即组建了反对托管统治国民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反托动员委员会),他们在声明中宣称:“要争取五千年的主权和三百万的自由,就要拥护自己的政治活动,排斥外来的托管统治。”1945年12月29日反托动员委员会制订组织条例,决心发起猛烈的反托运动。临时政府内部的左派、右派均表明了反托的主张,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从组织上全面制造反托气氛,结成反托动员委员会,以掌握政局的主导权,更进一步接手军政。

李承晚作为临时政府的元老,却没有参加反托动员委员会,而是通过另外组织独促开展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反托主张。由于美国多次表明了要实施托管统治的立场,李承晚表示早就料到如此,因此早就准备好了对策。他下定决心按照自己预备好的方针进行,强调“不要被所谓‘短暂的五年’这样的话所利诱”,他主张要全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获得美、英、中三国的同情。李承晚之所以有此主张,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在朝鲜实施托管制是苏联方面的坚持,美、英、中三国实则没有那么坚定,而如果能够争取到三国对朝鲜一致的同情,那么托管制也许就可以不用实行。

韩民党则因为党魁宋镇禹在托管问题上态度不明而立场模糊。宋镇禹一方面认为不应该对朝鲜实行托管统治,朝鲜人民不应该再受其他民族的支配,托管制无视国际信义、阻碍世界历史发展,因此必须加以反对,他强调“三千万人民必须一个都不能少地开展国民运动,反对托管统治”;另一方面在为讨论托管统治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他又表示朝鲜为了取得完全的自主独立,需要几年的托管统治。这种态度不明大概是由于他与美国军政府维持了一种友好关系,托管制是被美国所认可的,过于明确的反托立场恐怕会让美军政为难。宋镇禹在托管问题上的摇摆立场最终导致他因为此事而被暗杀。其继任者金性洙(Kim Seong Su)明确表达了自己在托管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他认为托管统治违反了朝鲜完全独立原则,必须坚决反对。

为了进一步巩固反托阵营的团结,金九于1946年1月4日发表声明,号召左右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为建立过渡政府召开非常政治会议。他主张立即召开非常政治会议,组建统一战线,以此为基础扩大、强化临时政府,确立过渡政权,过渡政权确立以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然后以此为基础组建正式的政府。1月20日,主要由右翼力量参加的非常政治会议筹备会成立,22日李承晚宣布加入。金九所领导的反托动员委员会与李承晚的独促合流,重新组成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2月1日,非常国民会议成立,委任李承晚、金九负责组建最高政务委员会。2月13日,非常国民会议选举出由李承晚、金九、金奎植(Kim Kyu Sik)等28名委员组成的最高政务委员会,2月14日最高政务委员会受美军司令官的任命,改编为民主议院(南朝鲜大韩民国代表民主议院),被收编为美军政的某种顾问机关。曾经反对托管统治、以建立自主的过渡政府为目标的反托阵营的指导部就这样成为了美国军政府的咨询机构,反托阵营与美国军政府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分割。美国选择以李承晚、金九为首的右翼反托势力作为合作对象,既有对在朝鲜实施托管政策本身的质疑,也有对右翼势力反苏立场的看中;而右翼反托阵营选择与仍公开支持托管政策的美军政合作,既有对美国在托管问题上可能给予朝鲜同情的幻想,也有借美军政之力进一步扩大自身政治力量的投机,借此在纷乱芜杂的南朝鲜政局中占据优势。看似不合情理的组合,实则却是两厢立场均不坚定游移之下极为现实主义的联手。

李承晚

南朝鲜左翼政党为何不反对了?

以朝鲜共产党为首的南朝鲜左翼政党对待托管的态度在前后则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南朝鲜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莫斯科协定宣布后的头几天,左翼政党也反对这一协定,但在1946年共产党领导人朴宪永(Pak Hon Yong)秘密访问平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月1日深夜,朴宪永返回汉城;1月2日,朝鲜共产党发表声明,公开支持莫斯科协定,该声明宣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该决定……是由朝鲜自身存在的形势所导致的,尤其是长期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缺乏民族团结的恶果。我们不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的这样一个形势,不管这一点,少数人试图向三个盟国追究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的责任。这些人是企图公开地和直接地反对莫斯科会议决定。他们把这三国的友好帮助和合作描绘成帝国主义保护国的建立,相似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早期统治。随后,共产党及其附属团体在汉城发起十万人群众大会,表示赞成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1月10日,朝鲜五个主要的左翼政党就莫斯科协定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我们衷心支持三强对朝鲜主权与独立的保证,及他们援助民主政府的计划与精神。”1月16日,朴宪永通过广播宣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的关键在于,清算日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余毒,帮助、援助朝鲜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呼吁支持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这样,以共产党为首的南朝鲜左翼政党的赞托立场进一步强化。

有韩国学者认为,南朝鲜左翼政党之所以在1946年1月2日转而赞成托管,主要是受到所谓“莫斯科协定是苏联带头制定的,所以共产必须支持”的苏联方面指示。是否得命于苏联方面的指示,目前尚没有相关的档案或回忆录能够直接佐证,但以朝鲜共产党为首的南朝鲜左翼政党由反托转为赞托,的确是在朴宪永秘密访问平壤回到汉城之后。而赞成托管、拥护莫斯科协定也成为表现亲苏立场的一种重要标志。

当右翼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后,朝鲜共产党对此行为加以批判。此前一直对托管制持冷静立场、主张对莫斯科协定进行细致分析后再共同面对的人民党也表现出了担忧,人民党宣称“坚决反对利用反对托管壮大本派政治势力的所有阴谋”。1月19日,朝鲜共产党与人民党达成和解,决定联合南朝鲜所有的进步的民主力量,组成强有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简称民战)。由此曾对托管制采取某种保留态度的人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友党加入了赞托阵营,开始积极地协助共产党开展民战的活动。2月15日主要由共产党和人民党组成的民战正式亮相,就美苏联合委员会建立临时政府一事,表示“确保民战作为朝鲜民族唯一的正式代表的发言权,将积极协助民主主义联合国为全面复兴朝鲜而进行的援助帮助”。民战将自己视为凝聚了民主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唯一团体,并以美苏联合委员会唯一的协商对象自居,由此可知,南朝鲜的赞托阵营对美苏联合委员会抱有相当大的期待。

朝鲜半岛的美苏争斗

到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围绕托管问题,南朝鲜的政治势力已经彻底分化成两个阵营:联合在依附于美国军政府的民主议院内的右翼政党阵营持反托反苏立场。参加民主议院的政党和组织主要有:李承晚领导的独促、金九领导的韩独党、金性洙领导的韩民党及一些小党和社会组织,共有近百个。联合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左翼政党阵营持赞托亲苏立场,主要参与政党有:朝鲜共产党、人民党、新人民党、民族革命党,以及妇女联盟、农民联盟、工会、民主青年联盟等,共15个组织。反托阵营认为莫斯科协定所提出的托管统治类似于殖民统治,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上无法接受;赞托阵营则认为托管统治是解决韩半岛问题的唯一方法,所以应该接受。随着美苏在托管制态度上分歧的日益显露,出于各自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考量,在反托与赞托两大阵营间,对托管问题采取中立立场的余地也变得越来越小。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苏联在北朝鲜积极宣传和引导,北朝鲜的政党和民众一致表示拥护,使得苏联可以一如既往地维持其主张托管朝鲜的立场。反观美国的态度,则存在着立场与行动上的矛盾,一方面肯定莫斯科协定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途径,一方面又对南朝鲜大规模的反托管示威游行表示同情,一些美国领导人及军政府官员甚至公开表示,美国将尽快使朝鲜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愿望视为他们重要的目标,他们认为朝鲜已经做好了自治的准备。美国军政府最终将持反托管立场的国民议院收编为咨询机关,则表明了美国本质上的反托立场。在苏联人看来,美国的举动是为了洗脱托管制提出国的“罪名”,建立起一个倡导朝鲜独立的民主形象,而且成功地将在朝鲜建立托管的全部“罪责”推到苏联身上。

朝鲜国内势力在反托赞托问题上的分化对立,与美苏背后的支持不无关系,由此反映出美苏在托管制问题上存在立场分歧,这也为日后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最终破裂埋下了隐患。

(本文节选自《鲸斗殃虾:美苏与三八线(1941-1948)》,董洁著,中华书局2016年4月出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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