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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公益式“打拐”如何进行?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高阳
2016-07-10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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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启动仪式。  新华网 资料图

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杨东曾在今年六一宣布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自5月15日正式上线以来已找到24个失踪儿童。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数据每月一更,截至6月15日,平台发布了61条信息,找回了46个孩子。其中“最快”的一个案例是民警在32小时内就找回了一个在火车站被拐的孩子。

平台背后的打拐项目有一个好记又温暖的名字——“团圆”,它发动了人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全民打拐”。团圆打拐项目阿里负责人魏鸿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打拐’容易错过72小时的寻回黄金期。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公益,天下没有难做的‘打拐’。”

一个月找回46个孩子

7月9日,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在杭州召开。在当天下午的互联网公益分论坛上,魏鸿介绍了这一打拐项目。

“使用者是全国各地一线的打拐民警。”魏鸿解释,只有公安部、省、市、县四级共5000余名打拐民警有权在“团圆”上发布失踪儿童信息。信息发出后,民警通过高德地图在第一时间把信息推送给儿童丢失地附近的地图用户,以此发动全民一起发现失踪儿童,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儿童失踪信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高德地图对公众发布。

“当然,人贩子常跨省跨市流窜作案,孩子可能在数小时内就被转移。”魏鸿说,因此平台的信息推送范围随之发生改变: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失踪时间1小时以内的,推送半径100公里;失踪2小时以内,推送半径200公里;失踪3小时以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推送半径500公里。

“而且,之前民警必须先确认失踪孩子是被拐了才能上报,但是排查过程会耽误黄金时间。所以现在只要排除是家庭纠纷的,民警就可以马上在平台发布失踪信息。”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平台?魏鸿说,也缘于此前微信上有很多孩子丢失的消息,但经公安部证实很多都是假消息。“最恶劣的是有营销号在消费爱心。因为大家都关注孩子的问题,都会转发。”

那么又如何实现真正的“全民发动”?说来也简单,只要公民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再安装高德地图并开启消息推送,就能自动获取发布的失踪儿童信息。

换言之,收到信息的普罗大众不知不觉成为“打拐大军”的一员,参与到公益行动。“现在官方微博的粉丝数达到29万,至少这29万人是深度参与其中的。因为时刻关注这个平台。有时,你虽然没有发现这个孩子,但你转发到微信、微博或其他地方,这也是一种参与。”

公安部、省、市、县四级共5000余名打拐民警有权在“团圆”平台上发布失踪儿童信息。

前后不过半年的开发

平台的技术支持源于阿里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公安部开发的钉钉团圆系统。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从这个想法提出到立项再到落实,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通常做公益项目障碍有三,第一是资金,第二是技术,第三是推广。但是对项目来说这些都不成问题。”魏鸿说,“做公益要有爱心,还要有爱的能力和土壤。马老师(指马云)鼓励大家做公益,我们有这个氛围。而且阿里每年千分之三的收入来做这块,所以资金不成问题。”

“而且用技术来做公益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因为技术最值钱的是智慧和时间,真正消耗的服务器和其他东西并没有很多。我们的技术同学全部无偿把智慧和时间拿出来做公益了。”

“比较难得的是,全集团的部门听说这个立项都很愿意参与,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 魏鸿回忆道,2015年11月25日汇报的项目,当天就被批准。之后项目团队在付出不计入员工考核体系的情况下,利用业务时间来做这个“公益项目”。

魏鸿透露,项目到现在已经是三期了。第一期团队帮全国公安搭建了平台,第二期对接了包括高德地图、新浪微博这些对外媒体。“今后三期主要有两个事,一是对接更多的媒体。另一个是好多公众想参与进来,但他们不太清楚怎么参与。我们在做一个辅助宣导的过程,来形成一个全民反拐的局面。”

“像是对接的媒体,公安部都要看一下。总的原则是开放的,但不排除有一些媒体出于商业目的和别的想法。原则上这边提供的是技术支持,所有的运营和决策还是在公安部。”

至于传播推广,魏鸿说自己并不担心:“孩子、打拐、团圆……这些词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都是激发爱心的,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度好像自发形成了。”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

互联网公益之难

即便如此,魏鸿依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技术服务于公益还是有困难。“不是我们想付出多少或者能付出多少就可以的。传统行业都在‘互联网+’,都在用创新思维来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长期在互联网行业里接触最前沿的技术和理念,但是我们容易忽略传统行业或者说是公共利益方面的需求和痛点,这是我们弱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想,怎么从神秘的代码世界走出去,和政府部门更好地沟通。当时项目最大的困难是——我可以无偿地、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地帮你做这件事,但是我不清楚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办案流程是什么、要怎么样写代码来满足你的需求。我们的技术人员不懂公安系统的基础架构,但在后台写代码时就要考虑这个办案流程、组织架构。这完全是两个行业。”

“所以我说我们也要‘互联网+’,我们要把他们加上去。既然要做公益,我们就要了解社会痛点是什么。”魏鸿认为,把社会需求和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才是互联网时代公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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