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实习机会不平等，令年轻人上升通道被关闭

实习机会不平等，令年轻人上升通道被关闭

美国失灵的实习制度牵涉的利害关系颇为重大。

本周，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在《纽约时报》提醒公众：许多美国人满怀热忱、实心实意地相信，要让机会变得越来越多，但美国“实习-工业综合体”的表现却与这种观点背道而驰。

在暑期实习季热火朝天地展开之际，不妨思考一下，一个良好的实习机会将如何改变一名年轻人的职业轨迹。当一些学生为了支付账单而在餐饮业打暑期工的时候，另外一些学生却可以接受高知名度的机构提供的无薪工作，为自己铺就一条回报更为可观的职业道路。

不论是实习、被高校录取，还是其他许多拥有成功人生的决定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那些声称想要应对不平等问题的领导者，实际上常常不自觉地强化着在他们的生活中制造不平等的那种机制。

即便财务上的考量不是问题，人脉因素——父母等人在帮助年轻人获得实习机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让所处成长环境中位高权重者偏少的那些学生处于劣势。

人们常说，成功“完全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仿佛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建立人脉关系。人们很少谈论如何去结识对的人，也鲜会提及特权逐渐成为了结识对的人的先决条件。朋友有时会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想别人帮忙为他们的孩子锁定实习机会，这是家长的职责所在。不过这也提醒人们，美国现有的实习制度把关系和金钱看得比才干重要，是让门路和机会涌向本已拥有最多门路和机会之人的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

美国失灵的实习制度牵涉的利害关系颇为重大。一篇篇报道提醒人们，这代学生的工作前景，比上一代人糟糕得多。由于得不到有助于他们学习、成长、结识良师益友并开始朝着更高收入阶梯进发的短期机会，许多大有可为却资源有限的年轻人在职场上难以达到与其才干相匹配的高度。

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不只波及劳动力市场。更广泛的影响是，特权如滚雪球般壮大，给出身于蓝领阶层或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遭受的歧视带来复合效应。这类学生在某些领域获得入门级经验的通道被关闭了，结果是，相关的整个部门都不得不应对长期缺乏必要的才干和眼光这一问题。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为无薪实习付出代价。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许多机构已经着手提供带薪实习机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雇主不仅应该对付出了时间、做出了贡献的学生进行补偿，还要拆掉阻止出身于低收入家庭、人脉关系有限的学生寻求这些机会的藩篱。

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许无法为实习生提供报酬——尽管要仰仗他们贡献的精力和技能——但为了支持有可能被落在后边的那些人，政府可以帮助把无薪职位变成有薪职位。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退欧后巴黎有可能抢过这一桂冠？

巴黎拉德方斯区

本周，作者西蒙•库柏在《金融时报》撰文，从自身经验探讨退欧与世界主义者的境遇。

如果英国经济大幅下滑，主要的受害者也许会是底层的人们，而不是作者所在的较高收入人群。英国脱欧对后者人群的主要影响是它重塑了欧洲的地缘。作者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喜欢生活在国际都市。直到6月24日以前，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如今巴黎有可能抢过这一桂冠。

正如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所说的，如今的巨大政治分歧是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作者在波士顿和伦敦以及随后的巴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世界主义者伙伴（大家的共同信念涉及《康巴亚》(Kumbaya)、彩虹之国(Rainbow Nation)、咖啡嗜好者、天真的多元文化自由派的闲聊）。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里，脱欧派选民一直也在离开大城市，聚集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如今，伦敦人与纽约人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距离伦敦仅40英里的埃塞克斯海滨小镇居民的共同点还多。

如今，英国唯一的国际都市伦敦很可能会丧失部分国际都市的功能。而世界主义者将需要另找一个国际都市作为备份。

从伦敦出走的人流，会有一部分前往欧盟(EU)尚存的最大国际都市：巴黎。尽管法国以厌恶金融而闻名，汇丰(HSBC)已计划将1000个银行业工作岗位从伦敦迁往这里。

除了金融以外，受影响的还有伦敦国际性的创意经济：考虑一下建筑师事务所、互联网初创企业、或非政府组织(NGO)，它们中半数员工是持有欧盟护照的非英国人。如果已经在运营一个类似机构的人，也许会留在伦敦，原因是搬迁费时费力。然而如果想在明天设立某个类似机构，并且不想在英国脱欧后的法规公布前等上多年，也许会把目光投向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否则，每次要聘用某人时，你可能不得不向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府申请工作许可。（如果企业不喜欢“布鲁塞尔的条条款款”，那就看看英国脱欧后的官僚规则吧。）

2012年，当新一届法国政府采取反商业路线时，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如今已成了奥威尔笔下的“非人”）曾承诺要为法国企业“铺开红地毯”。伦敦时任市长、会讲多种语言的世界主义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曾请求道：“Venez à Londres, mes amis！（来伦敦吧，朋友们！）”

如今轮到法国了。巴黎大区议会主席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表示：“为（离开英国的企业）铺开红地毯，绝对是件至关重要的事。”约翰逊过去夸耀，伦敦的法国人口比波尔多还多。总有一天，巴黎市长也许会为巴黎的英国人口做出类似声明。

作者认为世界主义者可以避开一国的经济灾难，因为他们是可以流动的：如果某国将一把带锯齿的刀子捅向自己腹部并开始庆祝“独立日”，他们只需要带上子女到别处去，而更需要担心的是那些底层民众。

诺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谦卑的高贵

埃利·维瑟尔

近日，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Project Sydicate上发表了悼念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的文章。

维瑟尔在这个消失的世界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带着恐惧和颤抖，他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奉献给这个世界，让那些被毁灭的人得以重生。莱维看来，正是这些让《暗夜》和《上帝的使者》等书的作者显得与众不同。

1945年以后的那些年，维瑟尔的声望直逼那些最伟大的伟人。他像耶胡迪·梅纽因一样收获了全球民众同样博大而经久不衰的敬佩之情。但他从未忘记那个普通犹太人耶胡迪的身份，他只是一个在纽约或巴黎通过海关时仍会紧张到心跳的幸存者。

维瑟尔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曾经根本不可能完成：成为锡盖特乞讨者、滑稽笨拙的贫民窟哈希典人以及面对上帝的沉默曾经在走向死亡前为自己念诵悼文的无数同营犹太人活着的纪念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只有依靠自己的语言，尽管这甚至不是他的母语，只是他在15岁那年在被驱逐儿童孤儿院里学到的法文，后来还有他的小提琴。没有维瑟尔，无数已经灰飞烟灭的鲜活的生命也许留不下任何踪影。

莱维称不知道维瑟尔是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深信他像本尼·勒维一样，这样的犹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以文学为手段来谋生。维瑟尔的著作既没有卡夫卡式的庄严和高贵，也没有普鲁斯特式的充满矛盾的崇高。他的著作也许没有保罗·策兰般的简洁优雅，但他却是揭露集中营难以启齿真相的极少数人。像普里莫·列维和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们瘦弱的身躯背负着600万犹太人的灵魂，要把他们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存在写进伟大的死亡之书中。

他另外一项伟大的美德或许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以及受他著作所启迪的头脑，确保大屠杀这种异常事件的黑暗记忆不会排除掉与所有其他种族屠杀受害者团结的热情。

莱维曾经陪伴维瑟尔接受了后者渴望的诺贝尔奖。维瑟尔当时说：“诺贝尔奖…从现在起我将是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但只有拉比（Rebbe）这个头衔才真正重要，我知道我还不够资格。我知道自己现在而且将永远是拉比的学生。”

犹太人坚信有一天救世主会来。莱维认为，今天我们同样应当如此，相信无论从哪里赶走人身上的魔鬼，都不应让我们把目光从拯救记忆、意义和希望的神圣事业上移开。